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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

二战回忆录-第1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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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

  我将首相的电报交给国王利奥波德,可是他说,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同他的军队和人民留在一起……

  在国内我发布了如下的通令:

                 (绝密)1940年5月28日

  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

  不容许有法国单独媾和的想法;不过,无论大陆上发生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对我们应尽的职责有所怀疑,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本岛、保卫帝国和我们的事业。

  28日晨,戈特勋爵再次会见布朗夏尔将军。我感激戈特勋爵的参谋长波纳尔在当时留下了如下的记录:

  布朗夏尔今天会晤我们的时候,他在卡塞尔会谈中的那种热情业已消失。他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或计划。我们向他读了那份命令我们向海岸推进以便登船的电报。他大惊失色。这真是奇怪;因为他和戈特是受命建立桥头阵地的,除此之外,他还能想到什么其他的原因呢?这种准备行动哪能有别的目的呢?我们指出,我们双方都曾接到关于建立桥头阵地的类似的命令。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已经从我们的政府接到关于下一个合理步骤的命令(这道命令无疑已经通知法国政府),而他迄今还没有接到与此有关的命令。他听了这番话以后,稍稍镇定一点,但是还没有完全镇定下来。接着,我们说,我们也像他一样,希望在这最后阶段英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仍然在一起。因此,预料法国第一集团军要在今夜继续撤退,同我们一致行动。这时,他态度坚决,声称,这是办不到的。我们费尽唇舌,尽可能清楚地向他阐明左右局势的各种因素。德军在东北翼对我们的威胁,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可能不会有所增加(不过一旦增加,情况就必然十分严重)。目前最严重的是对我们西南翼这道较长战线的威胁。正如他十分清楚的,在那里,德国步兵师的前卫在炮兵的支援下昨天已在好几处发动进攻。虽然沃木、卡塞尔、阿兹布鲁克等主要地点守住了,可是有一些地方已经被突破。毫无疑问,德军必然要利用他们取得的优势,并且我们敢断言,各师的主力不久就会散开,拚命拦阻我们向海岸撤退(已下令我们撤退,虽然没有给他们下令)。因此,从利斯河撤退是刻不容缓的,我们必须在今夜回到海岸,至少也要到达伊普尔—波珀临格—卡塞尔一线。如果等到明天夜间才撤,那就等于是给德国人两天时间,让他们抄到我们后面去,这样作,简直是太糊涂。我们认为,即便能够到达海岸,能脱围的部队,似乎连30%也达不到,的确,在前沿阵地的许多部队就永远到不了海岸了。可是,即便我们能挽救的受过高度训练的军官和士兵只是一小部分,那也会对战争继续下去有所裨益。因此,必须做一切可能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今夜撤退一段路程,即便只撤一部分也好……

  其后,现任第一集团军司令普利欧将军派来一名联络官。

  这位联络官告诉布朗夏尔说,普利欧已经决定,他今夜一步也不能再往后撤了,因此,他准备留在运河的方形地区,其东北角在阿尔芒蒂埃尔,西南角在贝顿。这似乎使布朗夏尔反对撤退之意已决。我们请求他为了第一集团军和盟国的事业,命令普利欧至少也要抽出一些军队和我们一道撤退。他统率的部队不是全部过于疲劳,就是路途太远,以致无法撤退。因为凡是撤退到海岸的人总有·一·些上船的机会,而留在后面的人却肯定要遭到牺牲。那么,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不去试试,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去试试的人,至少是有·一·些希望的,但是这样说并没有使他动摇。他声称,从海滨撤退是不可能的——无疑,英国海军部已经为英国远征军作好准备,可是法国海军部是绝不可能为法国兵士这样做的。因此,去试试也是无益的——得不偿失。他同意普利欧的意见。

  然后,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此说来,戈特既然知道法军第一集团军不一同撤退,他是否还打算今夜撤到伊普尔—波珀临格—卡塞尔一线呢?戈特回答说,他要撤。首先,他接到命令,要他们登船,因而就必须立即撤退。再等二十四小时,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执行这道命令了,因为军队就会被切断。其次,除了执行命令这一表面原因外,把部队继续留在目前四面受敌的阵地也是一种极糊涂的行为。他们在那里不久就会被击溃的。因此,依据这些理由,很抱歉,英国远征军必须撤退,即便法国第一集团军不撤。……

  28日拂晓前,比利时军队投降了。戈特勋爵仅仅在事情发生的前一小时才接到正式通知,不过在三天以前就已经预见到比军的崩溃,并采取了各种方法堵塞这一缺口了。我向议会报告此事,使用的语句比雷诺先生认为应当使用的语句缓和得多。

  议会将会知道,比利时国王昨天派了一名全权代表到德军司令部请求在比军战线上停战。英国和法国政府已命令他们的将领,立即断绝和比军的联系,并在他们现在的阵地上坚持作战。德军司令部已答应了比利时的要求,比军已于今晨4时停止抵抗。

  我不打算向议会建议,在此刻对身为比军总司令的比利时国王的行为做出论断。比军曾英勇作战,遭受重大伤亡,但同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比利时政府已经与国王的行动断绝关系,宣称它是唯一合法的比利时政府,并正式声明它决定站在盟国一方继续作战。

  法国政府表示关心,因为我对利奥波德国王的行为的说法同雷诺先生的说法适成鲜明的对比。在我仔细查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比较充分的情报后,我6月4日在议会发言,不但要公平对待我们的法国盟友,而且也要公平对待目前在英国的比利时政府,我认为我有责任坦率阐述事实的真相。

  到最后时刻,当比利时已经被侵入的时候,国王利奥波德要求我们给予援助,即便是在那最后的时刻,我们还是去援助了的。他和他将近五十万勇敢善战的陆军,守卫着我们的左翼,从而使我们唯一一条通往海岸撤退的道路保持畅通。

  突然,事先未经商讨,也一点不通知,也不征求他的大臣们的意见,竟个人自作主张,派一名全权代表到德军司令部全军投降,从而使我军的整个侧翼和退路完全暴露。

  我所说的这支英勇善战的军队,的确表现得无愧于它的光荣传统。他们被他们没有力量长期抵抗的敌人打败了。他们虽被打败和奉命投降,但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光荣和名声。

  28日一整天,英军脱围的成败未卜。从科明到伊普尔,再从伊普尔到海岸的战线上,布鲁克和他的第二军抵御东侧,竭力堵塞比军的缺口,打了一场出色的胜仗。在过去两天中,第五师扼守科明,击退了敌人的屡次进攻;但是,由于比军向北撤退,接着又投降,缺口遂展宽到无法堵塞的程度。英国远征军侧翼的掩护,现在就要由他们自己担任了。首先,由第五十师上去延长防线;接着,由新从里尔以东撤退下来的第三师和第四师乘摩托车兼程前进,延伸通往敦刻尔克这条重要走廊地带的掩护。德军在英军和比军之间的突击是无法阻止的;但是它的严重后果,即敌人向里迂回,过伊士尔河到海滨,从而抄到正在奋战中的我军的背后,我们事前是预料到了的,并且处处采取了预防措施。

  德军被击退,伤亡惨重。英军炮队——野战炮队和中型炮队,奉命把所有的炮弹都向敌人射去,强大的炮火对挫败德军的突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布鲁克浴血战斗的战线后面约仅四哩的地方,大批车辆和部队从早到晚继续不断地涌进继续扩大的敦刻尔克桥头阵地,并立即秩序井然地进入防线。

  此外,在桥头阵地范围之内,主要的东西干道曾一度完全为车辆所堵塞,用压路机将堵塞道路的车辆拖进两旁的沟中,才清理出来了一条单向交通线。

  28日下午,戈特下令全军撤入桥头阵地,当时桥头阵地已扩展到格拉夫林—伯格—弗内斯—尼乌波特一线。在这条战线上的英军各师从右到左,从伯格至尼乌波特海岸的顺序是:四十六师、四十二师、第一师、第五十师、第三师和第四师。到29日,英国远征军大部分都已到达桥头阵地范围以内,这时海军的撤退措施开始充分发挥作用。5月30日,总司令部报告说,所有英国各师,或者说各师所余存的部队,都已进入桥头阵地。

  法军第一集团军的一半以上到达了敦刻尔克,绝大部分都已平安上船。不过至少有五个师的退却线被德军在里尔以西的钳形运动所切断。28日,他们企图向西突围,但是没有成功;敌人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在以后的三天中,里尔的法军在逐渐缩小的阵地上向越来越大的德军压力进行反击,直到31日晚,弹尽粮绝,才被迫投降,因此,约有五万法国人落入德军之手。这些法军在英勇的摩里尼埃将军的统率下,在关键的四天中至少牵制住了德军七个师,否则这些德国师便会参加敦刻尔克外围的战斗的。这对于他们比较幸运的伙伴和英国远征军的脱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        ※         ※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经验,肩负着如此重大的全面责任,在这几天闪烁不定的情景中注视着这一幕剧,既无法控制,想插手干预又怕害多利少。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还是那样忠实执行撤往松姆河的魏刚计划,就会使我们已经遇到的颇为严重的危险更加严重,但是,我们迅速批准了戈特放弃魏刚计划和转移到海岸的决定;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以卓越的才能完成了这一任务,这在英国军事史中将永远是一个光辉的事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第五章 援救敦刻尔克

第五章 援救敦刻尔克

5月26日至6月4日

  祝愿和祈祷仪式——“沉重的坏消息”——阁员的表现——小型船只的集结——七百艘船只——三个重大因素——“蚊式”舰队——撤退法国人——给戈特勋爵的最后命令——一个可能的结果——戈特把敦刻尔克的指挥权交给亚历山大——5月31日我第三次访问巴黎——斯皮尔斯将军和贝当元帅——撤退完成——6月4日我向议会发表的演说——空军胜利的重大意义——英国的决心。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5月26日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祝愿和祈祷仪式。英国人不愿意把他们内心的感情形之于外表,但是,我坐在歌唱班的座位上,也能感觉到那种郁积在心的激昂情绪,感觉到会众有害怕的心情,不是怕死、怕伤或者怕物质的损失,而是怕英国被战败和最后灭亡。

         ※        ※         ※

  那一天是5月28日星期二,到这一天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去下院了。在这段期间再发表什么声明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议员们也未曾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我们军队的命运,甚至还有比我们军队的命运更重要的事情,很可能在这个星期还没有过完之前就最后决定了。“下院,”我说道,“应当对沉重的坏消息有所准备。我只补充这么一点,在这次战争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们放弃我们要誓死保卫世界正义事业的职责,也不能摧毁我们有力量勇往直前的信心,正如在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一样,我们有力量冲破重重困难,直到最后打败我们的敌人。”自从政府组成以来,在内阁成员之外,我只与个别人见过面,而没有会晤更多的同僚,因此我觉得在我的下院办公室内召集战时内阁成员以外的所有内阁级大臣开一次会,是很有益的。我们在座的大约有二十五人。我阐述了事态的过程,并且坦率地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处境,以及一切成败难卜的事情。然后我不把它当作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事,而只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当然,无论在敦刻尔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

  这时阁员的表现使我感到惊奇,因为,就这次聚会的人物来说,这二十五个人都是有经验的政治家和议员,对战争的看法,不论正确与否,观点都很不相同。有许多人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我的椅子旁边,一面喊叫一面拍我的背。

  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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