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3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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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祷崾Γ旁埔萑攘一队司谝蛔荻幼角Ю铮淮抢涂啵袄醇尤牒炱呔男辛小Ｋ婧螅旁埔莸嚷示呶骶於搿⒛系とズ映亍Ｔ诮忠凳保旁埔菹群笤诟侍镗壮『屠忠嫡蛘倏�800 余人、9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军民大会，宣传革命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同时，派人沿途开展宣传活动，在圩场、村屯、路口书写“红军的胜利就是工农的胜利！”、“岑团（指岑建英）象只鼠，红军是猫捕鼠！”等标语。此外，张云逸还安排部队，一路横扫反动团局武装，打击土豪劣绅，为广大贫苦百姓撑腰除害；重点没收一批豪绅地主的财物粮食作为军需，并分出一部分救济贫苦农民。这样革命声势大振。各地群众议论说：“穷人不要慌，富人不要狂！”真是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贫苦人民扬眉吐气。
11月初，红七军各纵队先后到达河池。11月7 日，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大会在邓拔奇主持下，通过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决议，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会后，把红七军四个纵队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 个师。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9 日，全体指战员集合在河池三里亭前举行阅兵式。张云逸等检阅了部队，并进行北上动员。阅兵后的当天晚上，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带领一个由80多人组成的连队返回右江根据地，张云逸亲自给他送行。两位革命战友在皎洁的月光下一面走一面谈。他们从右江的农民运动谈到百色起义，从红七军的建立谈到土地革命的开展，从右江和全国革命的形势，谈到今后艰巨的战斗任务。他们回顾了他们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建立起来的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张云逸恳切地对韦拔群说：“主力部队撤走后，右江苏区的困难一定很多，今后的斗争将更加艰苦，更加残酷。但是，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多，总的形势对革命是有利的。只要我们善于使用干部，掌握武装，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韦拔群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
在交谈中，韦拔群很谦虚地请张云逸给他提批评意见，张云逸说：“拔群同志，我们虽然相处不久，我知道你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你立场坚定，对党忠诚，斗争坚决，不怕困难，光明磊落，纪律性强，这些都是你很突出的优点。我觉得你有一个弱点，就是太重私人感情。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们干革命，要依靠党，依靠一切真诚革命的同志。要知道，在阶级斗争中私交是靠不住的！”
韦拔群听了之后，心里热呼呼的，感到这些话正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他紧紧地握住张云逸的手说：“是的，这是我的弱点。今后我一定好好克服！”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20多里，可是要说的话还很多。这一带是游击区。反动豪绅地主武装还很强大。韦拔群请张云逸返回军部，不要再送了。但看到张云逸只带了两个警卫人员，他马上又对张云逸说：“你这样走我不放心。我送你一程。这一带我还熟悉，就是遇见敌人，也好对付。”这样，韦拔群带着他一连人又往回送10多里。两个人这样来来回回，弄到天交半夜。在离河池只有几里路的地方，张云逸无论如何也不肯让韦拔群再送了。这样，他们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握手告别。
11月10日，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等率领红七军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北上，去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
（三）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向白区进军，当天占领怀远镇。原来拟定攻打宜山庆远镇后下柳州，到怀远后，发生了是否攻庆远的问题：一种意见是，中央指示集中攻坚，应攻庆远；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认为庆远是敌重镇，敌必出死力固守，反对攻庆远，主张及时渡江向桂林前进。一路上，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团结一致，坚持正确主张，不断与坚持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同志进行激烈的争论。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未得到克服，部队仍然受到很大的损失。1931年1 月2 日，部队进占全州时，在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上，张云逸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改变硬打攻坚战略，部队开往湘粤赣边界，到江西与中央红军汇合。2 月5 日，部队到达广东省乐昌、韶关之间的杨溪长来渡口，横渡武水东进。日暮时分，敌军从韶关和乐昌两个方向同时扑来，将红七军截为两段。邓小平、李明瑞和五十五团已渡过武水。张云逸率未过河的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共约600 人，甩开敌人，撤至乳源县瑶族聚居的必背、半岗岭、埋坑山里。至此，红七军兵分两路活动。2 月6 日，五十八团开回到梅花大坪村，张云逸将非战斗人员武装起来，共编成两个营6 个步兵连，仍用五十八四番号。后张云逸率五十八团沿湘东南向江西前进，3 月9 日攻占酃县县城。3 月14日，在酃县沔渡与前来接应的湘赣独立师三团会师。两支部队与红二十军配合作战，打击侵犯湘赣根据地的敌人。4 月4 日，五十八团、湘赣独立师、红二十军由张云逸统一指挥，攻占吉安县永阳镇。不久，五十八团与五十五团在永新县天河会合。月底，张云逸在永新参加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清算第二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在这前后，张云逸等率红七军与湘赣独立一师、红二十军等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先后打了安福、茶陵、安仁等几个大仗，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7 月初，张云逸等率红七军尚存的老战士2000余人渡过赣江，22日到达于都县桥头镇，与彭德怀率领的中央红三军团胜利会师。
从右江到赣江，在漫长的征途中，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行程7000里，转战桂、湘、粤、赣4 省，历时9 个多月。英勇粉碎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愿望。此后，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纪念百色起义 袁任远韦国清陈漫远莫文骅吴西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组织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至今已经五十二年了。这次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同志创造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推动下爆发的，它为祖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之下，灾难深重，民不聊生。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如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广西的革命运动，这时也几乎被军阀摧残殆尽。但是广西的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他们转入地下，继续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１９２９年初，爆发了蒋桂战争。桂系军阀在混战中失败。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他们执掌广西军政大权后，要求与我党合作。党中央即派邓小平同志（当时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到了广西南宁，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俞作柏、李明瑞注意建立新军。新建的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即以党中央派去的共产党员张云逸、俞作豫同志为队长，张云逸同志还担任了训练干部的教导总队副主任。同时，经我党的要求，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清党”中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并吸收他们到政府和军队中工作；俞、李还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给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发了一批武器装备。党的广西特委还抓紧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召开了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出十几日，由于蒋介石收买了他们手下两个师长倒戈，粤军入桂进逼南宁，俞、李反蒋遂告失败。俞作柏去了香港，李明瑞到了龙州。在此风疾云涌的关键时刻，经过中央批准，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决定按原计划把我党掌握的武装拉出南宁，到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去右江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携带辎重，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领下，到达百色。警备第五大队在俞作豫同志带领下开到了左江地区的龙州。
广西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原来就有我党的工作基础，特别是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同志，素孚众望，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这里革命斗争也没有停止过。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到达后，根据当时当地情况，立即筹划武装起义。邓小平同志召开了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党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劣绅的斗争。于是，右江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发展。至１１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领导干部。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也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同志为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委和前委书记。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长叶季壮。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同志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为委员。
翌年２月１日，左江英雄儿女聚集在边陲重镇龙州，宣布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后离队），政治部主任潘思文；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同时还宣布邓小平同志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李明瑞同志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这时，左右江红色区域有２０个县，１００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革命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南部边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使桂系军阀大为惊恐。敌人首先以四个团的兵力，袭击龙州。红八军由于内部尚不巩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不得不放弃龙州。后来，红八军剩下的一部分，辗转进入右江地区，编入了红七军。
这期间，为了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在隆安等地重创敌人后，一、二纵队即转向桂黔边界活动。邓小平同志在东兰县与率领第三纵队的韦拔群同志等一起，则着力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邓小平同志向干部们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于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１９３０年５月１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接着，红七军一、二纵队从贵州边境回师右江，进行整训，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有２０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少数民族训练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村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整个右江地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１９３０年９月间，红七军前委决定依托右江革命根据地向东发展。恰在这时，党中央又派来代表，指令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冒险去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后来发现这些大城市都有敌人重兵防守，我军处境不利，邓小平等同志力主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但是这种意见当时属于少数，没有通过。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红七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这时已进隆冬，行军途上雪花纷飞，寒风怒号。红七军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草鞋。大家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心，翻山越岭，忍饥挨饿，且战且走。１９３１年２月初，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