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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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接过话题颇有感触、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东北过去一段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确实应该很好总结。过去一段在干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依托的力量——农民，没有明确的认识，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强调城市而忽视乡村，对于战与和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观念，把东北问题的解决放在、寄托于和平谈判方面，放松了对创建根据地与战争的准备工作，希望通过打几个胜仗、取得大城市而速胜，因而造成了一时间党内的思想混乱。这些问题的根子，就在于对东北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不恰当，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因而对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缺乏认识。而现在这个决议，基本上对上述各问题，都有了根本、明确的转变。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及其决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东北的工作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和明显的改观。”

接着，与会的其他同志，也都先后谈出了自己对问题看法的转变过程，对谭政、罗荣桓三月梅河口会议的主张给予认同，对陈云起草的这个决议给予高度评价。有谭政参加并参与了重要意见的哈尔滨东北局七月会议及其决议，澄清和结束了东北党内军内的混乱思想，统一了认识，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斗争，确定了一个完全新的方针，即创造农村根据地与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新方针，从而为转变东北的斗争形势，为东北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当松花江衅落日的余晖把美丽的太阳岛融入最后一片彩霞的时候，对东北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东北局七月会议于11日傍晚结束。谭政匆匆返回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紧张地在构恩着部队与农村地方政治工作的更大举措。

1946年7　月中下旬。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驻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部务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会议由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主持，与会的是联军政治部的所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给全政治部的同志传达刚刚结束的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七七”决议的基本内容。“今天的这次会议，主要是由谭主任传达东北局七月扩大会议的有关精神。（小说下载网｜。。）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与举措，希望同志们认真做好记录。”周桓简短扼要把会议导人主题。

“这次东北局扩大会议开了九天，　11　日结束。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通过了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东北今后的工作，将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组织下乡工作团，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农村根据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谭政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扼要地传达了东北局七月会议的基本内容，并把政治部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随后，谭政带领政治部迅速积极地开展“七七”决议的宣传、教育工作。“七七”决议在东北各大报纸发表后，在东北联军政治部谭政的具体领导下，在东北各地党和军队的干部中，普遍进行学习、教育，要他们认清东北解放区面临的困难形势，克服城市中心观点，树立乡村工作第一、农民运动第一的观念，实行思想转变。在谭政有布置、有措施、有检查、有指导、有总结、有经验、有典型的工作方法促使下，东北党、政、军广大干部，很快认清了东北目前的局势，实行了工作重点与思想认识的大转变。接着，谭政又根据中共中央1946年“五四”指示和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精神起草电报、决议、指示、命令，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全面实行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东北日报》发表东北局起草的社论《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很快，东北地区便形成了干部下乡的热潮。

从1946年7　月中旬到9　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东北解放区抽调一万二千名干部组成工作团，在东北局和各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谭政的积极参与指导下，奔赴东北农村，发动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谭政的指导下，工作团下乡后，即挨家挨户，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开小会酝酿诉苦，启发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选择培养积极分子，再发动群众，进行清算分地斗争。工作团在谭政的指导下，一开始就采取有重点、有步骤的工作方法，实行由点到面，从一点或数点取得经验之后，很快地掀起反奸、清算、分地斗争的高潮。为了更好地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土改，在谭政协助下，　1946　年7　月，东北局（谭政是东北局委员）发表了《宾县分地经验》，8　月28日，东北局发布了《关于深入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开展土改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谭政参与领导下的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到1946年11月的五个月间，取得了初步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东北解放区共分土地三百余万垧，四百二十万农民得到土地，组织起来的农民，仅黑龙江、嫩江、辽吉的统计，就达四十万人；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得到了改造。鉴于前一阶段东北许多地区的群众工作、土改工作处于“半生不熟”、“夹生饭”状态，在谭政参与领导下，东北局在1946年11月5　日及时发出《关于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问题的指示》，11月21日又发出《关于‘半生不熟’的问题指示》，指出了许多地区群众工作处于“半生不熟”的现象，分析了产生的原因，确定了把解决“半生不熟”的问题作为当前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从12月开始，东北解放区的群众工作和土改运动，进入了以“煮夹生饭”为特征的新阶段。

谭政参与领导的东北局指示精神，东北各地的“煮夹生饭”运动，一般采用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组织工作团，重新深入到贫雇农中去，调查访问，了解情况，深入检查，发现问题。第二步是集中思想教育，深入斗争，通过检查，发现“半生不熟”地区的主要问题和群众要求、斗争的目标和积极分子，然后再采取办冬学等办法对群众重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起来斗争那些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恶霸地主，“挖坏根子”。通过对地主罪恶的揭露，再进一步深入发动、领导群众，把教育群众与斗争地主结合起来。第三步是整顿组织，纯洁队伍，清除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清洗坏干部，“挖臭根子”或“反两面党斗争”。在这一斗争基础上，整顿农会、民兵等组织，把领导权掌握在积极正派的贫雇农手中。第四步是促进生产，巩固斗争成果。

在运动中，积极引导群众，团结群众，搞好备耕、春耕，抓紧生产，巩固斗争成果。从1946年12月开始的“煮夹生饭”运动，在谭政参与领导下，到1947年五、六月间，取得了重大成果。在东北农村，基本上摧毁了敌伪残余封建势力，在极大程度上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确立了农村中基本群众的阶级优势，农民的群众组织迅速扩大，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翻身，群众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为东北我军的武装斗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提供了广阔的兵力来源。1946年6　月12日。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一项重要的决定即《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已由东北局和221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共同作出。这一决定是在时为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罗荣桓副政委的积极建议、协助下作出，以东北局名义发出的。“目前各地土匪活动猖撅，匪患严重，如不组织彻底清剿，我们的地方政权元法巩固，人民群众难以发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便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剿匪工作目前应加大步伐，彻底清除匪患，这是当前东北工作急中之急，我们联军应该抽调一部分兵力，大力做好这一工作。东北局也应发一个专门指示或作出一个正式决定，推进这一工作。“谭政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向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常委罗荣桓汇报，郑重地提出了建议。”你的建议很好，我同意。现在匪患问题不解决，东北的其他地方工作都无从谈起。可以说，匪患的解决是目前发动建设根据地，巩固民主政权的一个中心环节。我们应在原有剿匪工作的基础上，彻底结束这一工作。“罗荣桓习惯式地推了推眼镜，一拍即合地肯定了谭政的建议。很快，罗荣桓找到了林彪、彭真等人，转达了谭政的建议，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与他们一起分析了东北各地区、特别是北满地区土匪活动的现状。经过会商，于6　月12日，以东北局名义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原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军进入东北之初，东北各地的土匪就有较大的发展，其蜂起之速，及地之广，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在以”胡子“闻名的东北来说，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而这些土匪与过去的“胡子”不同，实际上是伪满军警残余和地主武装。他们绝大多数都与国民党有联系，是政治土匪，到处杀害我们的干部，攻打我们的政权机关和部队，以至攻城掠地，策应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这些土匪的主要社会基础由四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日本投降之后，伪军政警宪人员乘机拉起的队伍，他们四处流窜为匪。有些还曾为我军收编，不久即叛变逃跑。1945年12月，在抚顺就有这样一个旅叛变，在东满一次就有七千人叛变逃跑，上山为匪。一部分是日伪统治时期就散布在各地的惯匪和地主武装。日本投降后他们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或与国民党发生联系，乘我后方空虚，乘乱而起，大肆滋扰。一部分是一些官僚政客、野心家、地痞流氓、投机分子，为图升官发财，借治安混乱，结伙为匪。一部分是国民党派遣的大批特务，他们进入东北，并实行在东北武装土匪的政策，一方面基本原封不动地利用敌伪的统治机构，一方面收编敌伪、土匪流氓、投机分子等残余，组织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先遣军”、“挺进军”、“忠义救国军”、“民众救国军”、“光复军”、“保安军”等，到处加委伪军及惯匪。据统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十六个之多，有三十七种名目，先后加委伪军、土匪“总司令”、“总指挥”三十二个，“军长”三十三名，“师长”一百五十八个。①据统计，到1945年12月，东北全境土匪总数共达十万人左右，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较大成股活动的有三至五千人。当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东北时，这些土匪配合敌人，在我后方进行暴动和叛乱，争城夺地，杀害干部，“北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掌握在顽匪手中”，造成了遍地匪患的局面，严重地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与民主政权的巩固。

我军人东北之后，自1945年11月中下旬开始，就对东北的土匪进行过一次清剿。截止1946年3　月底，在东北全区共进行较大的剿匪战斗计212　次，毙伤俘土匪共达78495　人，缴获长枪25500　支，短枪911支，轻重高射机枪618　挺，炮52门，收复过去为土匪盘踞城镇118　座②。东北地区大股顽匪大部分被消灭，尚存三万之众。1946年5　月，我军从四平、长春、吉林等地撤退后，这些潜伏的三万残余土匪乘机复起，尤其以合江、牡丹江地区最为严重。匪首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所组织的大股匪帮，总数多达八千人，扰乱后方，袭占城市。1946年6　月份以来，先后占我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许多县城，切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交通线，妄图配合国民党军队向北满地区进攻，并大肆叫嚷“会师哈尔滨”。因此，土匪的猖獗，成了东北解放区的严重心腹之患。为此，谭政迫切地提出了彻底剿匪的建议。

6　月30日，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决定各地抽调一切可以抽调的马匹和已有的骑兵部队，合编为骑兵团，以加强剿匪部队的机动性，开始了新的剿匪斗争。从1946年6　月到12月末，我军先后毙俘及收降土匪二万余人，歼灭土匪大小数百股，其中主要匪首李华堂（“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支队上将指挥官）、谢文东（第五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张雨新（挺进军中将指挥官）、孙永久（地下军军长）、王廼康（先遣军第一军副军长兼嫩江东路总指挥）、姜鹏飞（新编陆军第二十七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