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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7章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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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我们召你回来,就是为这件事啊,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军事工程学院,你看怎么样?”周恩来说。

“那太好了!”陈赓欣喜地回答。

毛泽东问:“谁来办?”他望望在座的周恩来,又望望陈赓,然后说:“你来办吧!”

“我来办?”陈赓疑惑地问,“主席,这个我隔行,恐怕办不好!”

主席笑道:“你隔行,我们党内还有哪位懂行?你指出来。还是你去干吧,不懂就学嘛!”

其实,对于这解放军第一所高等学府校长的选择,毛泽东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旱在三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过,要办好一所学校,第一件事就是选好校长。陈赓身经百战,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很高的政治素养,而且又有较高的文化基础,他先后赴越、朝,同美、法帝国主义作过较量,对新形势下之敌手,己具备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何况三十年代他还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呢。对,陈赓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这样,陈赓领受了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任务。

从司令员到学院院长,这是陈赓人生旅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摆在陈赓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校舍、教师、教材和设备均无着落,而他又从来没有办军事技术院校的经验,更不要说办这样的高等军事技术院校了。

困难吓不倒他,既然接了任务,就一定要办好,这是他的一惯风格。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只猛虎,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就是在为猛虎添翼。当然,创业是艰难的,但是革命的一切都是从无到有,军事工程学院也能够从无到有。我陈赓要是办不好军事工程学院,誓不为人!”

凭着这样的信念,他开始了艰难的办学。他像指挥打仗一样,先从调查研究入手,制定作战部署。

1952年7 月。陈赓陪同苏联专家小组,乘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大连、青岛、武汉、沈阳和哈尔滨等地考察。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确定把校址定在哈尔滨。同时确定把这个学院办成一所包括空军、海军、炮军、装甲兵、工程兵五个军种的综合学校。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分析,陈赓提出了一个以边建、边教、边学和以教学为中心的建校方案。明确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招生人数、毕业去向、校址选择、组织机构以及教师、教材和设备来源等一系列的问题。

陈赓还提出,在干部组成上应以知识分子为主,同时抽调部分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让他们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以保障培养对象达到又红又专。

陈赓将他这些构想给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为基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筹建时,也从志愿军第三兵团抽调部分干部参加,用陈赓的话来说,这叫做两根柱子齐心协力,共同办学。

办校的最大困难是师资力量的缺乏。为配备师资力量,他请来了弹道学专家张述祖等教授,并请他们提出教授名单,由他亲自去找周总理批示。

一向以急性子著称的陈赓,一心扑在创办“军工”的事情上。为尽快配备师资,他多次去找周总理。但总理日理万机,很难找到,陈赓只好在早晨或夜间到家里去“堵”。

一天早晨,陈赓来到国务院西花厅。这天总理要接见民主人士,客厅里已坐满了人。陈赓一看不好闯进去,就等在门外。恰好此时他看见总理要出来上厕所,他便迅速地跟了进去。总理见他匆匆忙忙走进来,问道:“陈赓,你怎么到了这儿?”

“总理,有几个教授的名单,请批一下!”陈赓说着就递上了名单。

“你等一下不行吗?”

“等一下你就走了。还是现在就批吧!”

就这样,总理在洗手间里批了这份名单。为了给学院从各大学选调教师,周总理多次指示教育部党组织帮助解决“军工”师资问题,并亲自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请教育部、清华大学以及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来参加,专门听取学院的汇报。由于总理的全力支持,很快就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有名的教授、副教授。仅仅几个月时间,七十八名教授和专家就陆续从华东、中南、西南、京津地区奔赴哈尔滨。

陈赓又请中共中央批准,从各大军区挑选了三百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成立助教队,由请来的专家教授讲课辅导。这批助教后来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仅仅一年时间,陈赓就组成了一个五百名教师、三百名实验人员的队伍。

师资力量已初步配备,陈赓的工作效率之高可见不一般。

陈赓一手“抓人”,一手“垒窝”抓紧校舍职工宿舍建设。当时国务院决定把哈尔滨医科大的校舍拨给“军工”,作为建校的立足点。陈赓又从哈尔滨市、中专铁路局等单位接收、租借和交换了一些房屋,大批教学、科研人员得以安顿下来。

1953年4 月,冰城冻土未开,“军工”校舍建筑工程,即已拉开战幕。

陈赓时刻关心施工进展情况,经常深入基建工地,遇有重大事情,他亲自同基建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商谈解决。他还不顾腿伤,多次爬上脚手架同工人聊天,查看工程质量。

仅仅七个月时间,十万平方米,三十六幢的教学科研大楼便拔地而起。

1953年9 月1 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成立,陈赓主持开学典礼。毛泽东给该学院颁发的《训词》中盛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在陈赓的督促下,在中央和省、市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仅仅两三年时间,就盖起了四十多万平方米的楼房,五个系的教学大楼相继矗立起来。到1958年,全院新建校舍己有二百二十一幢,五十六万多平方米,加上从医科大学接收的四万多平方米,在市内各处租赁的五万九千多平方米的旧房,共计校舍六十六万多平方米。“军工”的建立凝聚着陈赓的一片心血。

“窝”垒起来了,人“抓”来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办校了。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看法,一方面一些老干部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理解,瞧不起那些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当时苏联教育顾问和政治顾问提出取消党委制。针对这两种意见,陈赓提出,办校一定要依靠“两老”,即老教授、老干部。他常讲,“长征二万五和十年寒窗苦都是一回事,这是学院的两根支柱,缺一不可。”这样,既可发挥我军优良传统,又将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青年。他常教育军队干部说:“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能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知识分子同样不能胜利。”“不要只看到自己经过战争的考验,也要看到人家十年寒窗的刻苦钻研。”他语重心长地对说怪话的同志说:“我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要协助党委主动团结知识分子。”他又教育教授、专家要尊重军队干部,同他们亲密团结,合作办好学院。

他视专家、教授为“国家最可贵的财富”。他号召教授、专家要做学院的主人。在工作中,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尽可能予以照顾。

首先他在政治上给予知识分子以最大的关怀,他说:“这些人都来自旧社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把问题搞清楚是必要的,但应重在表现。对他们世界观的改变也不能操之过急,应该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自觉地进行改造。

他们也是劳动者,是脑力劳动者,应该给他们组织个工会。“为此,经上级批准,他在哈军工首创教育工作者协会,并由老教授周鸣■担任协会主席。

许多专家、教授,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要求入党的人增多了。为此他亲自召集会议,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优良传统作风和党员的基本条件。他对教授、专家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大门,永远是向你们敞开的。”

有的老教授感到自己的历史、社会关系太复杂,怀疑得不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针对这种顾虑,陈赓亲自参加了对两名表现很好,但社会关系复杂的老教授的审查工作。问题弄清后,他动员保卫部副部长当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并参加了他们的入党宣誓仪式。

他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并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我出身大地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参谋,冒着炮火救过蒋介石的命,情况够复杂的吧!一个人的出身成份是他自己不能选择的,但走什么道路则完全由自己决定。‘马日’事变的制造者许克祥,出身贫苦家庭,可是他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我们党内许多人出身不好,但却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一席话,那两名入党的教授听了,连连点头。

只听他又接着说道:“我们现在困难还很多,许多人还不适应,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就是学院的主人,而不是客人。办好这个学院,要靠两根柱子来支撑,你们是一根,军队老干部是一根,二者缺一不可。你们有知识,这是你们的长处。军队老干部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好的传统作风,这是他们的长处。我希望两根柱子齐心协力,都把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共同建设学院。”

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真正做到有职有权,陈赓决定,有关业务方面的领导干部都要安排专家、教授担任。

在生活上,陈赓尽可能给专家、教授以优厚的待遇。他自己住小平房,而把一幢最好的楼房作为老教授宿舍,并为他们专建饭厅,请来厨师为他们做饭。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还亲自抓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升学等问题。总之,在生活上,陈赓尽一切可能来优待知识分子。

陈赓信任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早在他担任云南省主席、云南省军司令员那短暂的时期,就留下了许多关心、重用知识分子的佳话。如今办学院陈赓更加注重知识分子,相信他们,重用他们,依靠他们。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陈赓的诚挚,深深地打动了知识分子们的心。许多教授、专家视他为“一生最喜爱,最尊敬的亲人之一”。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对此,有个别老干部又发出了牢骚:“我们是从机关枪底下爬出来的,他们舒舒服服念了几年书,为什么就捧得那么高?”

听了这种议论,陈赓严厉地批评:“你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的功臣。可他们十年寒窗苦熬出来也不容易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你们有吗?你们是老共产党员,调你们到这里来,是让你们来发扬光荣传统,来带作风的,不是来比照顾的,如果你们要争照顾,那就请退党嘛!我们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向人家学习,从外行变成内行,而不应争照顾,来这里不是来图享受的!”

一顿严厉的批评教育,那些居功自傲、发牢骚的老干部惭愧地低下了头。

1954年10月,陈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工”院长、政委。工作重点移到北京,但他心里仍时刻装着哈军工。

那时政治运动很多,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陈赓对于一切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总是采取坚决保护的态度,不让随便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有位老教授在政治上讲了错话,受到群众批判,学院把这位教授的言论送到北京,请示陈赓要不要给这位老教授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陈赓回答说:“老教师有点旧思想是难免的,不能要求他们一朝一夕彻底改变,有错误也是允许的,老同志也有犯错误的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位老教授在建院中是有功的,我看算了,不要给他戴什么帽子啦!”

陈赓一句话,果然使这位老教授免受那场劫难。

一位在解放前研究弹道的专家,曾留学法国,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过,又曾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专员,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起义,对我军建设兵工厂、制造枪炮有过贡献。但他在民航总局任职时,因犯贪污罪在“三反”

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死缓二年”。在筹办“军工”时,有位老教授向陈赓讲了这个人的情况,提名要他。陈赓听了,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要他,可叫他立功赎罪嘛!”于是,陈赓给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打电话,要董老“刀下留人,刀下留情”。董老听了陈赓的解释,决定叫他立功赎罪,改为监外执行。这位专家被送到哈尔滨,陈赓在老红楼为他找了一间房子,叫他专门翻译科技情报资料。他在那里一面劳动,一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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