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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章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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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由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错误。

庐山,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又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而名扬中外,载入史册。

在军事系统,为了深人讨论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清除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军队中的影响,中央军委在全会尚未结束以前,就发出通知,决定8 月18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8 月18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北京。军委第一次大会,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到会者有两千多人。

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起被批判。对中央决议,他们只能认帐。对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进行答辩。

会场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了。于是,会议主持者决定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分成两个会场批斗。

批斗黄克诚的会场设在紫光阁。

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黄克诚关系多的人,要他们揭发批判。

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黄克诚是“怕死鬼”,那个说他是“杀人犯”。

对此,黄克诚能够理解。他明白,除非个别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

忽然,吴法宪提出了所谓黄金问题:“黄克诚曾经贪污大量黄金!”

这样一来,会场上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片哗然。

黄克诚一向被人认为清正廉洁,这回一下子似乎成了大贪污犯。

原来,所谓的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远征东北,当然得带许多钱。但是,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离开根据地就成为废纸。于是,大军出发前,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一部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之用。

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师部所带的黄金还有剩余。黄克诚征得组织同意后,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当时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手中。翁徐文请示黄克诚如何处理。黄克诚当时已经得知中央任命其为湖南省委书记,他想,湖南革命烈士很多,从前是老苏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黄克诚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的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后来由于湖南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黄克诚要翁徐文把这笔钱交给湖南财政部门。

这笔款项,黄克诚有批用权,但从未直接经手过。自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

这个问题揭发出来以后,黄克诚非常担心。黄克诚恐怕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恐怕他已经把帐目销毁。而且,万一翁徐文已不在人世,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黄克诚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名,但是实在耻于背个“贪污”的罪名。因此,他写信给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罗瑞卿受命率领一批人马亲赴湖南。

他们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的老帐翻出来,一天一天地查问。

幸好,翁徐文仍然健在,而且他十分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薄、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李富春批准的字据都在。

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黄克诚一直赋闲在家。

1959年后,他曾写诗自娱:七律自况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黄克诚有时阅读书报,有时默默散步,有时悄悄到郊外察看庄稼长势。

下雨时,他常常用脸盆接水测量降水量,关心农民的生产。

在当时,黄克诚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关心国事了。1960年以后,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显露了出来。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的人不断增加。

1961年1 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黄克诚见到了陶铸。陶铸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

黄克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启示,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黄克诚罢职闲居,虚度岁月,希望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开会,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

听到消息,黄克诚非常高兴,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1961年国庆节。天安门。

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此刻,他正坐在休息室休息。忽然,黄克诚看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泽东又告诉黄克诚,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什么等。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黄克诚乘机问道。“可以,可以。”

毛泽东回答道,“你还想回军队吗?”毛泽东又问黄克诚。

“我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黄克诚回答。

1962年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 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 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 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 月一直到5 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 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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