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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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做些好菜吃，然后再用自已的汽车送我们回去。凡此种种，虽然都是些小事，但革命的温暖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自己只留得一付病残身躯的革命家，也未能逃脱林彪的魔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先是从政治上给他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唆使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围攻他，批斗他，妄图把他打倒；之后又从肉体上摧残他，停止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取消我们对他的治疗。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位为革命立了大功，百战疆场未被敌人杀死，久患重病未能丧生的钢铁战士，竟被林彪、江青一伙残害致死了！
一年后，我们得知徐海东同志逝世的消息，照顾过他的同志无不悲愤填膺！知道他在临终前还嘱咐家人暂时不要把他逝世的消息通知我们，以免在敌人还猖撅时使我们受到连累，同志们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沉痛地掉念我们曾多年照顾过的老首长！他那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责任心，以及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老干部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徐伯怕家做客 张明鸣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刮起后，湖北省委“瘫痪”了。我看见爸爸张体学被戴高帽、“架飞机”……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活。我那时才十五岁，在家想离开家，离开家又想家。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终于回到武汉。舅婆见我回来了，满面笑容，拉着我的手直往里屋走，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我心想：“老舅婆笑得这么好，准是好事！”到了里屋，舅婆悄悄地对我说：“可出头啦！你老子（二月）十六日到北京去了……。”听舅婆说完我才明白过来，是周总理把爸爸从“造反派”手里要出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了。
第二天，我上街看大字报。刚出家门，就碰上韩东山伯伯（当时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她是特意来找我的。她叫住我，对我说：“爸爸叫我来告诉你，徐海东伯伯来电话，说你爸爸叫你去北京，而且越快越好！”
我半信半疑：“真的？”
“真的！谁骗你不成。”
看她那认真的样子和说话的口气，不象是开玩笑。我相信了她的话，高兴得连声“谢谢”也没说，转身跑回家，向舅婆讨了三十元钱，连夜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
二月下旬的北京，正是严冬时节。天空灰蒙蒙的，干冷的北风，吹得人直打寒颤。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下了火车，便直奔爸爸一位老战友家，请季阿姨帮我打听徐伯伯家的住址。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打听到徐伯伯家的电话。要通了电话，徐伯伯知道我到了北京，立即派车来接我。
我坐上徐伯伯的汽车，想起了一段往事：那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徐伯伯从外地返回北京时，路过武汉住了几天。我那时还小，听爸爸说要带我们去看望“徐大将”，心里还有点儿害伯哩！那次徐伯伯穿一身深色的旧呢制服，坐在圈椅上，一说话脸上就露出笑容，和蔼可亲，丝毫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威风凛凛”的“大将”。回家后我问爸爸：“徐大将为啥老坐在椅子上不动，叫别人抬着他走路哇？”爸爸说：“唉，徐大将战争年代得了严重肺病，连呼吸都困难，怎么能走路呵……”从爸爸讲过以后，我才知道，徐伯伯一直与疾病进行顽强地斗争，甚至躺在担架上还在指挥战斗，是位坚强的、了不起的人民将军！
我正想着，忽然汽车鸣了两声嗽叭，驶进徐伯伯家的院子。周东屏妈妈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呵呵笑着，迎了出来。她象我舅婆那样牵着我的手，领我去见徐伯伯，一边走一边说：“你徐伯伯听说你这么快就来了，简直高兴坏了。他叫人赶紧去接你，叫我给你收拾床铺。你看，床铺好了。这间是你徐伯伯的外屋，这间屋子安静，徐伯伯怕你在家睡不好觉，说要让你在这里好好睡一觉。”
我跟在周妈妈身后，看着那柔软的枕头和洁净的床单，偷偷地抹去滚落在脸上的两滴泪珠，走进了徐伯伯的卧室。卧室里简单朴素，没有一件奢华的摆设。就是一张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老式台灯和一摞文件；床的另一边立着一只氧气瓶，整个屋子空空荡荡。徐伯伯半躺半坐地靠在床上，脸上没有笑容，似乎心事沉重，在思考什么问题。见我来了，徐伯伯伸出手握了握我的小手，叫我坐在床前，问我说：“妈妈呢，她不能来呀？”
“妈妈还好。她，她在机关，来不了。”我不由得撒了个谎，隐瞒了妈妈被关押、批斗、扫厕所的境遇。
徐伯伯“嗯”了一声，又问我家里其他人和武汉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打倒你父亲，你想不想得通？”
我看着徐伯伯，摇了摇头，意思是“想不通”。
“不光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在下面勤勤恳恳干工作的同志，都成了‘走资派’，都打倒了！那些不干工作的人，现在却一步升天，红得发紫。我看红得发紫，是要紫得发黑的！湖北的工作，中央和毛主席过去是肯定的。造反派‘炮轰湖北省委’，江青说什么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CC特务’，要打倒；张体学工农出身，参加红军时还是个小鬼，没有历史问题，也要打倒，而且连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倒霉！”徐伯伯眉头紧锁，脸涨得通红，越说越气：“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我看好人都要被他们打光了！”
周妈妈见徐伯伯喘着气，激动了，忙说：“海东，孩子刚来，说这些干什么？”
“好吧，不说了。东屏，你去给体学打个电话，就说孩子到了，今天太晚，孩子先住在这里，叫他放心。”
不一会，周妈妈打完电话回来，说爸爸一定要让我到他那儿去住。徐伯伯笑了笑，说：“也好，不去体学是睡不着觉的。”我点点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徐伯伯。
当天晚上，我见到爸爸。父子俩谈得很晚很晚。听爸爸说，他一到北京，徐伯伯就打听到他住的地方，把他接到家里，炖了两只肥油油的老母鸡，让他饱饱地吃了一顿。在饭桌上，徐伯伯给大儿子文伯下了道“命令”，让文伯每个星期六告诉厨师做好吃的，接爸爸“打牙祭”。那天，徐伯伯还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让爸爸用“两分法”看待自己，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群众运动中的各种意见，要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徐伯伯对爸爸说：“说你是‘三反分子’，我不同意！我们是穷苦人出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跟党走了几十年，现在怎么会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红的说不白，白的也说不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给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徐伯伯的话，对爸爸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爸爸还告诉我，要我到北京，也是徐伯伯出于对爸爸的关心而决定的。当时，爸爸虽想找个孩子来和他作伴，但考虑到长时间没有回家，不清楚里的情况，因此有些顾虑，害怕连累我们，不敢和我们联系。徐伯伯对爸爸说：“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想办法联系……”临睡之前，我问爸爸：“和我们来往，徐伯伯不怕‘沾边’？”爸爸说：“徐海东可不是那种人！”
严冬过去了，春天来了，爸爸和我成了徐伯伯家的常客。每逢星期六，周妈妈和文伯哥早早就打来电话提醒我们：“今天是星期六，没忘记吧……”。“明鸣，今天星期六啦，你们下午一起床就来，一定要来，不然，你徐伯伯又要发脾气啦！”爸爸和我每次到徐伯伯家，都象回到自己的家，无拘无束，温暖舒适。徐伯伯不是和爸爸谈谈话，就是让爸爸阅读一些文件，了解了解外界的情况。每次吃饭，徐伯伯是一定要穿好衣服，让人把他抬到饭厅，陪爸爸一起吃饭。看到我们吃得香，吃得多，他就满意了。饭桌上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具有大别山风味的瓦罐鸡汤、红间猪蹄、夹干扣肉……却都是徐伯伯特意叫周妈妈准备的。
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边”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许多无辜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的老干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当然，到徐伯伯家的客人，也有受冷遇、碰一鼻子灰、很快离去的。记得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爸爸和我刚到徐伯伯家，突然，在北京开什么会的王效禹打电话来，说他的老婆要来“看望”徐伯伯。爸爸听说这位“革命领导干部”的“夫人”要来，便想告辞回去。徐伯伯坚决不让爸爸走，他命令式地对爸爸说：“饭准备好了，你走什么？你不会拿几份文件，到东屏房里去看！”爸爸“藏”好后，王效禹的老婆来了，但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晚饭时，徐伯伯说：“我最恨那些投机取巧、出卖灵魂的家伙，对这些人千万小心。王效禹叫他老婆来，你晓得他安的什么心？”我心里想：“怪不得王效禹的老婆来去匆匆，原来是徐伯伯懒得理她！”
七月下旬，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当时中央文革成员、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戚本禹，秘密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冲击中直招待所，把爸爸抓走，尔后又抄了徐伯伯的家，并对徐伯伯进行野蛮的围攻和恶毒的诽谤，妄图把徐伯伯打成“勾结党内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我听说徐伯伯家被抄，以为这是因为爸爸受到的牵连，心里难受极了。当时见不到爸爸，又不敢到徐伯伯家去，只好含着眼泪给周妈妈打了个电话告别，返回了武汉。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可亲可敬的徐伯伯了。
后来我才知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早已把徐伯伯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他们对徐伯伯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采取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法，罗织罪名，一心要把徐伯伯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九六九年十月，他们以“战备”为名，强行把徐伯伯“疏散”到郑州，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勋的徐伯伯含冤去世。
如今，每当我想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徐伯伯……
海东受迫害的经过 周东屏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对忠心耿耿为党为民药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海东同志就是被迫害中的一员。
自从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揪海东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及“军内一小撮”以后，一直到他一九七○年含冤而死，受到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海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经百战，身上被打了十七个洞没有被打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出高价悬赏，没有抓到他，而是叫一伙祸国殃民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害死了，这不能不激起我对林彪、“四人帮”无比的愤恨！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海东同志写信“叫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事情是这样的：海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关心，按党的组织原则，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和提出自己的看法。海东同志在信中提的三点建议是：（一）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党忠于主席的人，真正地达到主席所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的人；（二）现趁主席、刘主席及其他首长都在，一定把那些危险的“定时炸弹”给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三）在党和主席直接培养教育下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要他们将革命的光荣传统传给接班人。这三条是叫“毛主席下台吗？”是“让毛主席交权给刘少奇同志吗？”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在陈伯达、戚本禹的教唆下，抄了海东同志住地，把这封信的底稿抄去了。奇怪的是抄到了这样重大的“罪证”，却默不作声，对外还否认抄了徐海东的家！
林彪、“四人帮”又捏造说海东同志与贺龙同志密谋“二月兵变”。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当时海东同志的秘书未经请示私自给贺办打电话，将贺帅的国产红旗大轿车要来给海东同志坐。车来时海东同志还在休息，秘书把他叫醒后，才把他将贺帅的车要来的情况报告海东同志。海东同志听了十分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