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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章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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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兵力压来,他带领一个团奋勇当先,冒着漫天大雪,连续打退敌人二十多次冲锋,同兄弟部队一起,把敌人十多个团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称徐海东同志是“徐老虎”。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蒋介石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划区清剿”,企图扑灭留下的红军,摧毁我根据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率领的部队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在两年保卫鄂豫皖红色土地的斗争中,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遇到什么挫折,徐海东同志总是抱定必胜的信心,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一九三三年三月,在郭家河战斗中,他指挥七十四师以伤亡三十七人的代价,歼灭马鸿逵部马腾蛟旅三千余人,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同年十月,党的皖西北道委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任政委。他们采取“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的方针,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打就打歼灭战,以两千多人的兵力,对付敌人十个师近十万人的“围剿”。在葛藤山反击战中,歼灭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一千多人,活捉敌代理师长兼旅长柳树春。不到半年,红二十八军扩大到三千二百多人,皖西北苏区扩大了一倍以上。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组织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进行反革命“围剿”。同年四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七月,在长岭岗战斗中,他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起,利用敌人戒备疏忽和处于不利地形等弱点,发扬我军山地战的特长,全歼敌东北军一一五师。十一月,红二十五军根据鄂豫皖省委决定,为准备长征,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前有敌人五个师重重封锁,后有敌人五个支队紧紧尾追,徐海东和吴焕先同志一起,指挥部队突破四道封锁线,在河南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使部队转危为安,为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着,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进行长征。蒋介石调动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堵后追,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于长征途中。当时,红二十五军只有二千九百八十多人,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他们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战胜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剿”,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当我军由桐柏山区向伏牛山区挺进的时候,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一个旅和骑兵团的袭击。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这紧要关头,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指挥一个连冲上去,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徐海东同志带着一个团赶到,立即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殊死奋战,终于打垮敌人的进攻。就这样,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老根据地,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余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

一九三五年初,在鄂豫皖省委(后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展开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徐海东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中,鄂豫陕省委根据徐海东同志的建议,采取了“先疲后打”的方针。我军北上商(县)雒(南),南袭荆紫关,把敌军拖得疲备不堪,然后诱敌深入,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生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粉碎了蒋介石三个月消灭红二十五军的狂妄计划。接着,我军又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彻底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经过五个多月斗争,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革命根据地,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七月,从缴获的报刊上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妄图将我中央红军主力消灭于四川北部。鄂豫陕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徐海东同志在省委会上说: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自觉服从革命全局需要的共同心愿。

红二十五军主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到达陕北苏区水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斗争,连战皆捷。先是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打死敌师长贺立中,接着又攻克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一○七师四个营,活捉敌团长高福源,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榆林桥战斗刚结束,传来了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特大喜讯,全军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十一月初,毛泽东同志来到甘泉县道住铺十五军团部,亲切地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肯定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的作战部署、计划、方针都是对的。

从此以后,徐海东同志就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直罗镇战役中,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全歼敌军一○九师,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毛主席说,这一仗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页)。一九三六年,毛主席亲自指挥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我参加了这一行动,目睹了徐海东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意图,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一直打到山西省太原近郊的晋祠。接着,徐海东等同志又率领十五军团参加了西征战役,与左权、聂荣臻同志率领的左路军相配合,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徐海东同志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命令,率部进驻商、雒一线,坚快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峰嵘岁月里,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来又参加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这一战役,共歼日军四千余人,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基的一战。在町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率领两个团,突然向敌军发起进攻,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约一千人。一九三八年,他和王震同志一起,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实践毛主席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他又奉命到华中前线,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周家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毙伤日军一百六十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向营以上干部作总结时,突然发病,吐血不止,病倒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对党一颗红心光明磊落,旗帜鲜明,是徐海东同志一贯的政治本色。在党内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斗争中,他能够从党的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坚持原则。邓小平副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对党是一颗红心。早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就对张国焘先是军事冒险、后是右倾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一九三三年,围绕要不要围攻七里坪的问题,在红二十五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斗争。七里坪是黄安北部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安在我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据点。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十倍以上,占领着鄂豫皖的全部城镇和大部分农村。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围攻七里坪是红二十五军的“中心任务”。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当时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苏区粮食供应困难,这样怎么能围攻敌人呢?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不听徐海东同志的意见,说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围攻的结果,我军不但未能困死敌人,反使自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徐海东同志再次建议撤围,又被省委一些同志指责为“右倾”,把他赶出会场。七里坪战役失败了,红军受到巨大损失。徐海东同志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要负完全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徐海东同志对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鄂豫皖,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大搞逼供信,有一次把一个团从政委到排长都打成“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他:“你有什么根据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还几次在即将逮捕处决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保护了一些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在陕北,推行王明路线的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徐海东同志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到陕北后,经过调查,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平了反,并撤了戴季英的职。直罗镇战役以后,徐海东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情况,说还有许多同志被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要立刻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经过长征,一路上吃了许多苦,现在还当反革命,你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同志向这些同志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感动得热泪直流。毛主席曾高度称赞徐海东同志坚持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徐海东同志立党为公,不谋私利,一贯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不争个人的兵权。他能上能下,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他搞五湖四海,不搞个人的山头。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他主动要求中央派各级干部加强红十五军团。不论干部来自什么地方,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关心、爱护和帮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徐海东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有切身的体会。他有坚强的全局观念,从不搞本位主义。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给很困难。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向红十五军团借二千五百元钱。徐海东同志立即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那位供给部长说还有七千元。他马上说:“留下两千元,五千元交中央。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并且让部队把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药材、布匹等物品送给一军团,还发动部队给一军团的同志做棉衣。中央供给部的同志们激动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常说:“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要以总理为榜样。”徐海东同志努力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的精神。他负伤九次,身患多种疾病,肺大部失去功能,重病三十余年,但是他永葆革命青春,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忘我的精神对待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病倒后,仍然坚持看文件,看报纸,还要做工作。同志们劝阻,他还是坚持这样做。江北指挥部向中央报告了徐海东同志的病情,毛主席立即签署了一封二百余字的电报,并亲笔写上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同志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作为勉励自己前进的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一九五八年,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到湖北去参观访问。他到武钢、鄂城看炼钢炼铁,到夏店地区访问当年游击根据地,还在武汉召集老红军、军烈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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