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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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体制中，每一个政见成败背后，都事关官员的切身利益。利益面前，他们会奋起力争。
1875年1月，刚参加完同治皇帝的丧礼，李鸿章回到天津，马上规划“倒塞行动”。他的策略是党同伐异。“党同”的做法，是给河南巡抚钱鼎铭写信，发动他来打先锋。钱鼎铭根据李鸿章的安排，上奏折请将豫军撤回河南，让想西征的左宗棠削弱军队。“伐异”的方法，是将支持左宗棠的江西巡抚刘秉璋一手拉、一手打。打的方法是骂，说他“坐在屋内说瞎话”。通过骂将他拉成“海防派”。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老部下，碍于情面，不好再支持左宗棠。
通过李鸿章不遗余力的鼓动，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几乎同时形成一种舆论氛围：放弃新疆是爱国行为，收复新疆是卖国举动。
在站队的政治压力与官僚的利益诱惑支配下，不少大员成了李鸿章的信徒。在“海防派”的成员里，沈葆桢的名字列入，让左宗棠格外受刺激。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得意女婿。在左宗棠办理洋务运动时，曾重点培养过他，举荐他做了福州船政大臣。
如今大权已经在握的左宗棠，始终不忘柳庄时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谈。林则徐对塞防认识最深，左宗棠想，这些沈葆桢应该知道。毕竟，林则徐临终前事业托孤，就是将收复新疆的历史担子，一把压到左宗棠肩上了。这些都是“心忧天下”的大事，是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是左宗棠个人私家事情，沈葆桢也应该想得到。
左宗棠心里气啊。收复新疆这副担子，没有交给你沈葆桢，已经愧对祖宗了。
左宗棠猜测沈葆桢是出于官僚利益、人情考虑，违心地背叛了林则徐，也背叛了自己。
左宗棠一生从不背后议论人，但他会当面骂人。以他刚直的性格，自然骂得一点不留情面。他拿着沈葆桢的折子，当着幕僚与部下的面，骂沈葆桢是卖国贼，是林文忠公家的败类，连丧权辱国的李鸿章都看不清。又说林则徐当年被沈葆桢这个大骗子欺骗了，错将女儿嫁给了他。又说曾国藩当年瞎了眼，还保举推荐沈葆桢。
骂着骂着，他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也是天下第一无用的人，眼看着林文忠公守住的伊犁，被俄国人占领了，自己竟不能收回来。
在场的人听着，有人愤慨，有人惭愧，有人跟着他一起哭了起来，场面悲切，促人泪下。
这恐怕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一次因朋友背叛而大哭。
当年在湘阴旱涝灾害相继袭来，全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他也没有哭过。
左宗棠势力单薄，有心保疆，无力争权。他此时最大的痛苦，是不能自己做主。
还能怎么办呢？哭不是办法。他只能通过事实论述，用耐心说服的方法，抛出自己一颗心，争取朝廷的支持，实现收复新疆的大愿。
左宗棠冷静下来，深思熟虑，给朝廷写了一个“为什么要、又为什么能”收复新疆的奏折。
他抓住重点，从反面论证，如果不加强塞防，会带来什么后果。“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按这个速度，北京被俄国侵占，掐指可算。
左宗棠含泪写着，逐渐感觉到，这次西征，有点像当年诸葛亮北伐了。他以诸葛亮作《出师表》的心情，继续写道：我本来只是贫困乡间的一个小小的读书人，多亏了咸丰、同治两位皇帝的信任，才得到现在显赫的头衔。如今，官位已经到顶了，爵位也已经到头了，这些是我年轻时想都想不到的。现在国家边防有难，我只想纯粹去救难，哪里还会想到奔赴新疆再去建功立业，谋个官职头衔？（“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久为生平所梦想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而且，我今年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眼看着黄土就要掩埋到脖子上，既没有功名想法，也不为贪图私利，只想一心担当起国家的边疆危难，为朝廷分担解难。如果不是为了这些，我自己早就放弃了。即使最愚蠢的人，面对这种情况，也应该知道自己怎么选择呀。（“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及不自忖思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
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坠泪，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坠泪，其人必不孝；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坠泪，其人必不友。读左宗棠“西征表”而不坠泪，其人必无血性。
左宗棠这篇“西征表”，情感与文采，完全可以与《出师表》相媲美。
为什么要抛出心来呢？左宗棠生性如此。
再愚蠢的皇帝，也分得清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在装假。上奏人的感情、动机到底怎么样，他感觉得出来。当年骆秉章不动声色地用官场计谋去扳倒杨霈，不就被智商并不算高的咸丰皇帝一眼识破，骂他“无耻已极”吗？
李鸿章就不敢像左宗棠这样写，他的内心禁不起坦白。利益面前，官官相护，大家都在装，内心里个个比别人都透亮。装的人多了，就是力量。他希望借助这股力量，来培养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只要朝廷的皇权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就不会垮，李鸿章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就可以稳如泰山。
这些话，他能掏心掏肺抛出来吗？
但李鸿章没有预料得到，一个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垮塌的王朝，为了江山稳固，需要一个可以向它交心的人，需要一个可以给到自己安全与保护的人，而不是总是粉饰太平，向他报喜不报忧，将皇帝忽悠到棺材边了还大喊“吾皇万寿无疆”的机灵奴才。
左宗棠用他的刚直、真情，直通朝廷内外，简洁、明快、高效。“西征表”奏折递交上去后，1875年5月3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开廷议。军机处、户部、总理衙门各尚书、大臣，当着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展开专题讨论。
可以想见，无论站队，还是利益，他们几乎都朝着李鸿章方向一边倒，只有军机大臣文祥力挺左宗棠，力排众议。
但出乎现场多数人意料，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坚定地采纳了文祥的保荐，当场宣布：
任命左宗棠为统帅，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一切兵、粮、饷、运，都全权交付左宗棠一人负责。
西北告急的节骨眼上，塞防形势急转直下，超过左宗棠预期。朝廷对他依赖般的信任，与诸葛亮当年完全一样。
慈禧太后之所以力排众议，原因在于王朝是她个人的，责任全由她独当。大臣们可以从既得利益出发，关注个人可以从朝廷中瓜分什么好处；她不能。整个朝廷的安危，才是她关注的利益点。臣子想个人好处，皇帝需要的是能担当分忧的能人。
慈禧26岁就能凭本事夺过国家权力，当然有能力驾驭这帮臣僚。她已经全部听明白了：李鸿章说的是朝廷自残的两种方式，接近实情，但傻瓜都不会主动自残。左宗棠的“西征表”，让她看到了信心，也感受到了力量。
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主动请缨，收复国土，无利可图。根据朝廷“谁坚持，谁办事”的规矩，左宗棠从闽浙总督将调任陕甘总督。陕甘比起闽浙，不知穷了多少倍！古往今来，哪有主动要求去贫穷地区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在直隶享尽荣华，正是怕自己去陕甘吃苦，所以才极力主张放弃。想到这里，慈禧一阵心寒：“外托君臣名义，内结防范之心”，口里唱着高调，其实包藏祸心。
慈禧眼下刚40岁，从能力到精力，都还处于上升期，没有老年政治那种暮气，也没有后来显山露水的独断专横。
李鸿章一听，确实傻眼了。他一直在组团竞争，以为胜券在握，没想过惨败。
李鸿章反对收复新疆，除了怕自己支持会派自己去陕甘穷困地区吃苦，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只是他说不出口：如果左宗棠去收复新疆，打仗的银子还不得李鸿章来支持？假使一直收复不回来，自己就得一年一年送银子上前线，事情做了，看不到政绩，做这种冤大头，亏大了。如果左宗棠万一收回来了，则他的功劳已在自己之上，自己搬起银子砸别人的口袋，岂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周瑜了？
李鸿章独自在家生闷气。但这种反方向吹的微风，已经挡不住楚军猎猎战旗飘扬的雄风。
左宗棠马上要调兵遣将，浩浩荡荡杀进新疆。
去新疆前夜，左宗棠脑子掠过几个画面：18岁那年，他在长沙棚户区买到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21岁那年，他在湘潭桂在堂与夫人周诒端学习舆地，自绘地图；27岁那年起，他在陶家读中国地理百科全书；38岁那年，他在湘江与林则徐对谈新疆边防。这些当年看来完全无用的经世致用学问，45年后，竟然马上可以全部派上用场！左宗棠心中涌起一股激动。
但国防大事，谈何容易？！更何况，众人都反对的事，一定是最难做的事。
人要取得成功，要主动去做难事。要取得巨大成功，就必须去做一桩世上最难做成的事。
左宗棠逢难必挺。他怎么在戈壁荒漠的不毛之地上建立起自己的不世功业？
＇1＇ 是指“科举时代称有年谊者的晩辈”，是同年登科者两家之间的互称。安徽合肥人李文安与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是1838年的同科进士，属于“同年”。李文安是李鸿章的父亲，李鸿章现在拜曾国藩为师，在师承关系上又属于晩辈。
＇2＇ “合肥”即是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所以他又叫李合肥。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还常常以被取号人的地望、官爵、谥号等命名，如北宋王安石称王临川。
＇3＇ 民国版的《沧县志》曾披露过张宗禹投河后的去向，曰：“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
第十三章 西征幕后
祭旗西征
1875年5月3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新的任命打断了他的洋务强国梦，也中止了他退休回湘阴柳庄做幸福生活梦。他只能继续做当代诸葛亮大梦，由一条转战江湖的野龙，蜕变成一条出边入塞的飞龙。
1876年初，左宗棠出征前夕，情势十分紧迫。阿古柏政权蠢蠢欲动，准备搞“疆独”。设计都做好了，脱离中国，投入俄罗斯怀抱。
回想起林则徐在1850年湘江夜谈对左宗棠的预警：“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预言现在终于变成了让人悲哀的事实。
左宗棠兴师，先在政治上取得正义。他明确宣布：“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吊伐”是吊民伐罪，“讨贼”是讨伐家贼。这用“外战”与“内战”将征伐阿古柏卖国政权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区分开来，矛头直指背后的英国与俄国。
楚军这时成立已有15年，历经剿灭太平军、平定捻军，安定陕西、甘肃回族变乱，士兵个个身经千战。
新疆地域广漠，大规模地出征，楚军势力单薄，已经无法胜任。
左宗棠在楚军的基础上大加改造，成立西征军。
从率领楚军的将领，变身西征军的统帅，左宗棠要转型，从身先士卒，变成善于用将。
组建西征军，左宗棠用将，继续沿用楚军的要求：用武人不用文人，重经历不重学历。
任命的西征大将，有两位重要人物：一是老湘营的统领刘锦棠＇1＇，一是曾做过手下旧将的将军张曜（yào，照耀）＇2＇。
刘锦棠的老湘营，不属湘勇直接管辖。追溯渊源，可到1852年。
1852年，湖南巡抚张亮基命令曾国藩调集湘乡团练1000多人分两批赶到长沙，王錱带领一营。
王錱第一次出战在曾国藩的指挥下进行。王錱以2千团练对阵太平军数万精锐，在岳州羊楼洞一败涂地。部下尽死，王錱侥幸乘船逃脱。
王錱认为失败原因，全因曾国藩瞎指挥造成，宣布要脱离湘勇。
王錱其人，很有特点。他思维敏捷，口才超群，声音洪亮，遇事爱发议论，争论时总想盖过别人一头，闭门吟颂的谦谦读书人对他多有反感。
但个性张扬的另面，王錱却有他不可替代的优点：自负但从不浮夸，学习武术最勤奋，武学造诣很深，擅长军事训练，精通战略战术，论带兵打仗的实际本领，当时湘勇无人能出其右。
王錱骡子脾气，倔强勇猛、独立性强，不怎么服管，与左宗棠有点相似。曾国藩用人要“朴诚”，王錱完全不合他的味道，指责他既不听指挥，又战场脱逃，不是人才，向朝廷打他的小报告。
跟直管领导闹翻，像头上压了块天花板，王錱在曾国藩手下干得无比郁闷。
岳州之败后，王錱自作主张，招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