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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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该当何罪吗？”
喻培伦轻蔑地一笑：“不过一死。”
“你不怕吗？”
“有什么可怕？‘人生自古谁无死？’学术是杀不了，革命，尤其杀不了！”
张鸣岐像斗败了的公鸡，沮丧地发令：“带下！”
喻培伦被押下去的同时，林觉民被两个衙役架了上来。衙役一松手，他瘫坐到地上。
张鸣岐知道用过大刑，但仍讶异地指着林觉民的腿：“怎么？……”
衙役小声地答道：“回大人，断了。”
张鸣岐望着林觉民那年轻英俊的面容，顿起恻隐之心。
“赐座，去脚镣。”
衙役搬来了椅子，架着林觉民坐在上面，解掉了脚镣。
张鸣岐有些惋惜地说：“本督看你一表人才，为何和乱党搅在一起？”
林觉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反而轻声问道：“大人读过严几道先生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吗？”
张鸣岐被他一问，有些发愣。严几道即大名鼎鼎的严复，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乃维新派的显学，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也读过，为其中的道理所折服。只是朝廷把它视为乱党的邪说，他不好承认就是了。
“略有耳闻……”
林觉民像看透他心思似的微微一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今列强，哪个国家不是通过革命才强盛起来的？”
面对着林觉民咄咄逼人的目光，张鸣岐想了一下，不得不说：“是。”
“连日本这样的小国，都敢欺负我们，可中国还在抱残守缺……”林觉民沉沉说道。
张鸣岐的内心不禁受到触动，但嘴上还是说：“朝廷不是正准备立宪吗。”
“哼！”林觉民一脸的不屑，“朝廷？这是什么朝廷！洋人在中国可以随便杀人，中国人自卫还手杀死洋人，要皇帝出面道歉立牌坊。这是什么朝廷？洋人的朝廷！战败固然是割地赔款，打胜了也要赔款割地，把香港割给英国，把台湾割给日本，把胶东送给德国，把东北的大片土地送给俄国……中国已经快被送光啦！这是什么朝廷？卖国的朝廷！洋人到中国的土地上来杀人放火，却要中国人赔偿他们军费。一个《辛丑条约》，就勒索白银九亿八千万两，合每个中国人二两多。中国的血快被吸干啦！这样的朝廷，还不要推翻？要它何用！”
说到激烈处，林觉民捶胸顿足，声泪俱下。
张鸣岐也无言地低下了头。
“敢问大人，是汉人还是满人？”
张鸣岐犹豫了片刻，小声地说：“……汉人。”
“满人进关二百六十多年，杀戮汉人，奴役汉人，其罪罄竹难书啊！现在满清气数已尽，大人为何还甘做它的奴才？难道嫌满人钳制同胞钳制得不够吗？！”
张鸣岐面有愧色，指示衙役：“赐烟，赐茶！”
衙役也知道这是一位好汉，巴不得总督有这一说，十二分虔敬地给林觉民端上了茶，点上了烟。被捕之后滴水未进，林觉民端起茶杯，一饮而尽，然后有些惬意地抽了一口烟。
张鸣岐想了想，说：“本官有意法外施仁，不知……你意下如何？”
张鸣岐本是爱才之人。旅美青年冯如在美国设计、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并亲自驾驶飞机飞上蓝天，张鸣岐电召他回国效力，还为他在燕塘划出了飞机制造厂和飞机场的地皮。
林觉民果决地一摇头：“不行！”
张鸣岐万分惊讶：“为什么？”
“我们一块儿举事，就要一块儿就义，我，不能例外。”
张鸣岐继续走温情路线：“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林觉民略带笑意，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一个妻子、一个儿子，妻子又怀孕了……”
“娇妻幼子，如何抛撇得下？你正当享天伦之乐呀！难道你希望你的孩子出生之后就没有父亲么？等到他因为没有父亲被人欺负，你在九泉之下，想必也要痛哭流涕吧？”张鸣岐认准了这是林觉民的软肋，展开感情攻势。
林觉民伸出食指，轻轻地弹了弹烟灰，略带悲戚地说道：“大丈夫为天下谋幸福，就顾不得自己的小家了。中国已经危在旦夕，危如累卵，亡国有日。我既然以革命者自许，就当仗剑而起，以死报国。大人既然想得到小儿丧父被人欺负之痛，难道想不到中国被洋人欺负的亡国之痛吗？！”
林觉民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使素有辩才的张鸣岐哑口无言。
面对此情此景，张鸣岐发自内心地说道：“那……壮士，你还有什么要求，只要本官能做到……”
林觉民朗声一笑：“只要大人洗心革面，赞成共和，将来国家富强了，我死也瞑目。”
张鸣岐如同被雷劈电击一般，整个人成了木雕泥塑。
“大人！”旁边的幕僚小心翼翼地拉了他一下。
张鸣岐这才醒悟过来，咳了一声，说道：“你既有素志，难以相强，那……就成全你吧。”
“谢大人！”
“送……客！”张鸣岐一举茶杯，起立说道。
两个衙役恭恭敬敬地搀着林觉民一步一挪地离开。
林觉民边走边还回过头来：“大人，莫忘了洗心革面……”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张鸣岐忍不住对幕僚感叹道：“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
在珠江边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简陋的行刑台，不少人围拢在四周，等待着行刑时刻的到来。
没过多久，清兵开始从牢房里押出一个个革命党人，他们肩压木枷，脚戴铁镣，目光坚毅，被押送着排着队，哗啦哗啦地拖着步子，由廊桥走上行刑台。
喻培伦被押上行刑台，他转过身来，向后面的同志说道：“同志们，我喻培伦先行一步。咱们……望乡台见！”
他扭过脸来，神色淡定地向刽子手一拱手：“拜托兄弟，手脚利索点儿！”
“放心吧，壮士！”刽子手不无敬意地说道。
刽子手解掉喻培伦头上的木枷，把他的头颅用刑具卡住，不能动弹。一脸凶悍之气的刽子手取出一根尺长的铁钉，对准喻培伦的天灵盖，一锤砸下……片刻之后，刽子手将他脚下踩的木板一抽，喻培伦的尸体便掉入江中。
随后，林觉民没戴木枷，被两个狱卒架着押了上来。他脚镣的链子拖在木桥上，发出哗哗的声响，令人凄然。
林觉民被固定好头颅之后，双眼瞩望着远方，轻声吟道：“珠江流向大海，我家乡的闽江也流向大海，它们在那里应当是汇合了……”
说完，林觉民那双明亮的眸子微微地闭起来。
刽子手依旧举起铁锤，依旧是重重地落下，依旧是将其脚底抽空，依旧是让烈士的遗体滚落江中……动作熟练得有些机械，但是，那血红的江水却呜咽起来。
第九节 魂归黄花岗
5月3日，这一天广州城上空乌云密布，细雨霏霏，街道上面行人稀少，整个城市都安静得让人近乎窒息。
谘议局前的气氛显得更加阴冷，潘达微和徐宗汉正在遗骸中忙碌，他们仔细地辨别死者的身份之后，便将遗骸装入车内，准备将他们送往红花岗埋葬。
这时候，忽然有一队清军的巡逻马队在这两辆收尸车前停了下来。
一个清兵将领装扮的人勒住缰绳，却并不下马，犀利的眼神在徐宗汉和潘达微的脸上一扫而过，随即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潘达微闻言，举起“善堂”的旗帜，不露声色地道：“本人潘达微，乃是《平民报》的记者。”
那清兵将领大喝一声，道：“你这厮好大的胆子，竟敢为党匪收尸？”
潘达微面不改色，仰起头，说：“党人也是人，人死以入土为安。若是任由其暴尸街头，岂不是天理不容？再说这天气渐热，万一要是尸体腐烂，引发时疫，岂不是要让全城的百姓都跟着遭殃？我将这些尸体拖去埋葬，应该不算违法吧？”
两个清兵头目听到“时疫”这两个字，顿时变了脸色，因为广州这时的天气确实已经比较炎热了，若是任由这些尸体腐烂，倒真有可能会引发瘟疫。
清兵的队列里开始小声嘀咕起来，片刻之后，那将领指着车上的尸体，问道：“这里面有没有匪首黄兴？”
潘达微故意揶揄地说：“没有。要有了当然好，我还想领赏去呢。赏格可不低呀！”
“嗯嗯嗯……”清兵将领觉得他的话有点怪，但又委实找不到什么毛病，“好，若是找到了匪首黄兴的尸首，要立刻报告！”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潘达微答应着。
清兵将领一打马屁股，随着马的一声嘶鸣，一行人扬长而去，马蹄声渐渐远了。
徐宗汉这才松了口气。黄兴脱险之后，为了避免敌人的继续搜查，凡是同盟会同志来询问黄兴下落的，她都一律告诉他们黄兴已经战死。
这时，有一具年轻人的尸体被翻了过来，徐宗汉见了，赶紧用手绢轻轻地擦净他脸上的血迹与灰尘。
潘达微也走过去，心焦地问：“是一欧吗？”
徐宗汉摇摇头，悲痛地说：“是美国回来的罗辉。”
潘达微没有说什么，只是脸上的神情更加阴郁了。
“来，把他抬上去吧！”徐宗汉拍拍潘达微的胳膊。
潘达微点点头，然后两个人一起抬着罗辉的遗体，无比轻柔地将其放在车上，最后又看了一眼，似乎在做告别。
随后，两个人又投入了工作之中……
天色如磐，细雨斜筛，在刑场附近的江面上，若隐若现地漂浮着不少就义同志的尸体。潘达微划着蓬船，徐宗汉坐在船帮上四下观看。
喻培伦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徐宗汉的手有些发抖，她抱着喻培伦的遗体，将他安置在船上。接着，又有一具尸体被抬上船……徐宗汉用手绢擦拭着他清秀儒雅的脸，正是林觉民！摸到他头部的铁钉，徐宗汉只觉得手颤心紧，她强咬着牙，双手的指甲已经嵌进了血肉，泪水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江面上，一片死寂，吱吱嘎嘎的摇橹声，枯燥而单调，撕人心肺。
船上堆集起来的尸体，层层相叠，他们似乎是躺在一起睡着了，脸上没有惊恐，没有怨艾，只有平静。
徐宗汉扬起袖子，将眼中的泪水擦拭干净。她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同时，她又为他们感到深深的骄傲。
广州起义前夕，黄兴将十路军改为四路军，约定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点30分同时举事，不料，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所率领的那三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动；新军、巡防营也未能参加战斗，所以，这次广州起义，实际上只是一百二十多名革命志士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的一次殊死搏斗。一些人在战场上牺牲，一些人被俘后英勇就义，幸存者寥寥无几。
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当晚，清朝两广总督张鸣岐便下令关闭各方城门，派兵把守各个重要街口，禁止一切行人往来。他还传令，不论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只要是能够杀掉革命党的，即以杀人多少来计算，每一颗人头赏一百零二元。尽管如此，广州市民仍有许多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正义行动，他们冒着全家被株连的危险，将革命党人藏在家中，或为他们引路，或给他们赠送衣食……正是在群众的保护之下，部分革命党人才得以脱离险境，没有丧生于这森严恐怖的广州城。
整个广州城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革命党人的遗骸散落在大街小巷，他们有的是在起义中英勇捐躯的，有的是被俘后从容就义的……天气逐渐炎热，这些遗骸已经面目全非，腐烂发臭，蝇虫萦绕。
直到第四天，清朝官吏才通知慈善堂，准许收殓尸体。
各慈善堂接到通知后，开始陆续派人把各处的烈士遗骸收殓起来，并将其放到东门外省谘议局门前的空地上，依次排列了十几堆。遗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行人从这里经过，都不忍目睹。那么，将这几十具遗骸埋葬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南海和番禺两县知县（当时广州分属两县管辖）打算把埋葬的地点定在臭岗——埋葬被杀罪犯的地方。
同盟会会员潘达微虽然在起义的准备阶段也参加了一些工作，但是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他以《平民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这时毅然冒险挺身而出，四处奔走，甘愿冒死收殓烈士遗骸。几经周折，他终于说服了广仁善堂的董事徐树棠，另外选择埋葬地点。徐树棠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用一个叫做“红花岗”的地方来埋葬起义者的遗骸，红花岗位于沙河马路旁，毗邻三望岗，地势虽说不够雄伟，但在危难之时能得到这么一块净土，已实属大不易了。潘达微对烈士们的这个最终归宿很满意。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阵亡和就义的烈士共有八十六名，其中有二十九位华侨。烈士中最小的余东雄年仅十八岁，出生在马来亚；年龄最大的罗联已五十二岁，是越南华侨。
红花岗共埋葬了七十二具烈士的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