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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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唐纳的关系说得乱七八糟，其实江青那时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她需要唐纳的掩护，但是唐纳是真心喜欢她的，要和她如何如何，江青同志是保持了她自己的气节和尊严的。这一点，我在常委会上给大家作过介绍。今天给你讲一下，是因为出现了有人攻击林彪同志和叶群同志的匿名信，也是在林彪老婆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些都是很讨厌的东西，但是不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又不行。至于江青同志讲的工作上的情况，你要根据实际来正确处理。特别是京剧改革上的问题，你可以给她于一定的支持。她的看法，你可以考虑，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对待。”
毛泽东丝毫没有表示出一定要对江青给予支持的意思，彭真就要对江青提出的任何情况作分析了。所以，他对江青的批评，只是报之沉默和冷笑处理。
彭真看了毛泽东关于对人民日报的有关批示后，心潮起伏。他想起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会讨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毛泽东对康生和自己说的一番话：“我们是在为人民日报树威信，其实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对理论抓得最差。他们是从来不搞意识形态的研究的。今后，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纸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迎来送往，这个会议那个会议的，可以少登嘛。如果一定要登，也可以增加一两个版面，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你们要负责和中组部联系一下，给他们配上几个能力强的干部。彭真还没有完全理解了毛泽东讲这番话的含义时，毛泽东又在这年的二月三日在人民日报起草的报告上作了批语：“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
于是，人民日报后来开辟了《学术研究》专版。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毛泽东再次说：“人民日报一定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是搞政治。我们现在的理论很差劲，尤其是在历史研究方面。某些什么权威把持着阵地，小人物的文章根本发表不出来。我就是喜欢争论，你们一些人就是有苏共赫鲁晓夫那套老子党的作风，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这样怎么得了！现在我们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就是要在国际上带个头，同时国内的争论先从学术方面开头，真正地搞起来。”
《人民日报》学术版创办不久，康生就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始终鼓吹“合二而一”的问题，并给毛泽东送上一份杨献珍问题的材料：
“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公开提出‘合二而一’的论点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长期以来极端仇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暴露。早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参加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后发表《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就恶毒地说：‘我们作领导工作的人，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看不起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就是那种把自己看作全知全能像上帝一样，而把别人看作一无所知的愚人。’这话是直接地指向毛泽东同志的。据揭发，杨献珍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六一班三支的一次讨论会上插话说：‘经过了三个朝代，哪一代也没有毛泽东这一代这样坏。’孙定国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交代问题时揭发：杨献珍最近对他说：‘现在有的同志写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章，就像苏联过去一些文章对待斯大林同志那样，不是斯大林同志发展的，也说成是斯大林发展的。’早在一九五六年，杨献珍就说：‘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就是米丁的《哲学大纲》里面的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
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对康生说：“杨献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题呢？就是为了同修正主义搞统一嘛。他多年来就是反对我的，提出‘合二而一’就是为了反对我提出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这个人的问题需要彻底查清，可以把他的观点公开见报，引起讨论。这是一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预演。搞好了，对开展学术讨论，从理论上先造成反修的势态。这是一件大好事嘛。”
于是，从《光明日报》发起，到《红旗》杂志参战，最后《人民日报》和北京所有的报刊都纷纷上阵，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口诛笔伐。
这下，中央党校原来曾经支持和同意过杨献珍哲学观点的人们，也纷纷反戈一击，投身到“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之中：
曾经写过《“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的作者林青山，于一九六四年写的《杨献珍反对和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初步材料》里揭发：“一九六一年，有人找杨献珍谈新疆班学汉语是以毛选为教材时，杨献珍咬牙切齿地说：‘猪肉好吃，顿顿都吃，也消化不了。’后来，我对他说：‘有人对合二而一这个命题有意见，你说这个命题能站得往脚吗？’杨献珍说：‘能站得住脚，拿出去发表吧！’”
他还揭发，杨献珍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对他们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的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来表达的。”
腾云起于一九六四年的交代材料里揭发：“‘合二而一’批判，在没有点出杨献珍名字之前，李唯一去杨献珍那里通风报信，说：主席说了是修正主义。杨献珍说：‘这是主席想打倒我。合二而一是古代光辉辩证法的思想，怎么是修正主义呢？你写文章阐明这个观点。’李唯一就照办了。”
孙定国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在交代材料里揭发：“一九五九年杨献珍说：‘这几年就是老实人挨整。’”
康生特意把杨献珍一九六二年七月在第二期干部轮训班领导小组会议和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一部分搜集起来，报告给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
杨献珍在这个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感觉的复合、马赫主义的大杂烩。整人时都是大是大非、两条路线斗争，现在怎么又没有是非问题了呢？如果有是非问题，难道不应分清吗？不分清是非又怎样总结经验？有一种人认为，你要把是非分清，就是你要整我。不要为这种空气所迷惑。这样搞下去，非亡党亡国不可。这次邓子恢在军事学院作报告，骂得很痛快，我们也要请他来讲一讲。有人给我扣了那么多的帽子，我给刘澜涛同志写信说，纸做的帽子压不死人。一个人如何处世，本来是臭的，洒香水也香不了；本来是香的，抹屎也臭不了。我的气还没出，我还是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来的，说什么高级党校是杨家党，我是昏君，孙定国是奸臣，我是反对三面红旗的等等。我的这些帽子你们没有戴过。这次又来住原来的房子，有很大的感触。过去搬走时，我未想到还会回来。我挨整挨了九个月。这是政治形势，与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杨献珍还在这次会议上说：“有些人认为我反正就是坏人！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脑子里就是坏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怕这顶帽子，我还要说话，顶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到死，我绝对不能给他们跪下磕头求团结。我大概是被他们剥夺发言权终身的。开十二级干部会议，我说了几句话，有人就说我是领会过去的教训不够。这里我再次亮明我的观点：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些资本主义生产中好的东西，我们不懂得，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些办法不能一概否定，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主张，应该学一学赫鲁晓夫的报告，人家搞了这么多年，还讲要为共产主义打基础，准备条件，我们的条件还很差，就要进人共产主义，这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
毛泽东把杨献珍的这些材料看得很详细，一再地问康生：“杨献珍还有什么反党言论吗？这次批判他的‘合二而一’，揭开了许多的盖子，他过去讲了这么多的言论，我就没有听说过。他在庐山会议前后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言论批判后，我听少奇、安子文他们讲，杨献珍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现在看来，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悔改表示嘛！”
康生说：“主席完全上了人家的当了。一九六二年的甄别和平反，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对正确路线的反扑和倒算。他们有意识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把他们请回来向党重新进攻。要不是主席后来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点，也可能现在右派的阴谋就要得逞了。你再看看杨献珍自己是怎么讲的吧！”
康生把他们整理的杨献珍的材料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让毛泽东看：
一九六三年初夏，杨献珍对许多人说：“我的甄别问题宣布了，在党校有一部分人始终反对我甄别，最后是党中央亲自出面来处理的。彭真同志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叫我写一个简单的书面检讨，后来经过安子文部长和从吾同志提意见作过两次修改，中央书记处批了一下，认为我的问题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让我回来继续工作。这一点，我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听了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后，我就认为这是对我翻案的最大支持。少奇同志承认这几年重覆了历史上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是错误的。彭德怀的观点许多都是正确的。彭德怀的问题本来就用不着在全党来搞，现在被动了吧？”
一九六四年八月到九月，杨献珍多次讲：“前几年的共产风，把人民公社几乎给搞垮了。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信心，要求扩大自留地，包产到户。安徽在一九六二年搞责任田，河南搞借田，实际上人民公社集体的土地又分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增加生产克服困难的问题。光是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不够，还必须再实行一些补充办法。有些地方必须实行借田、包产到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只有单干，生产才能搞好。对邓子恢老人家的报告，普遍满意，听了他讲单干这样的报告真是解决问题了。邓子恢是农业专家，这几年农业出问题，就是因为中央没有让邓老管。过去毛主席批判邓老是小脚女人的话不一定合适了，如果农业让邓老管，就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毛泽东看到这些后，笑了笑说：“我们现在搞这么多的运动，就是担心像杨献珍这样的人搞复辟，杨献珍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秀才而已。但是如果彭德怀那样的人站出来，就要闹事了。我们这个平静了几年的神州，就要闹震荡了。我是有准备的，与其将来他们搞复辟，不如现在我们让他跳出来，歼灭他们。我说的‘歼灭’，就是指把他们批倒批臭。”
于是，康生亲自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把批判“合二而一”的斗争，整整搞了一年多。
这一点，彭真也有感触。他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离别家乡三十多年的彭真第一次回侯马探亲。他一边作调查，一边根据调查后的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打开窗子说亮话吧，多开小块地和自留地，可以补充集体经济的不足，开放自由市场，可以调剂有无，这没有害处。有点小自由，只有那么一点，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的土地，一百万亩只有五万亩，有什么了不起。历史上历来如此。”在谈到彭德怀问题时，他说：“这个斗争的性质，下面搞不清楚，也在这样搞，就造成扩大化，下面不敢讲话了，特别是新党员，搞错了就分不清楚了。团结、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都挤掉了。所以，事情不合乎客观实际，终究是要翻案的，譬如秦始皇翻案了，曹操翻案了，武则天翻案了，还有一些人，迟早也要翻。”
这是当时彭真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对类似彭真这样的人在中央的状况，应该说是心中有数的。但毛泽东非常精明地懂得如何使党内大多数人接受他的思想，并如何对待坚持他们个人意见的人。作为一位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最高领袖，他知道自己在党内比其他任何人都有力量。他善于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