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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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年的五月至六月里，毛泽东集中精力对胡风的材料进行了研究，亲自作出部署进行调查，并写了一些文章和段落。他要亲自带头在全国展开了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名义写道：“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一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刘少奇早在毛泽东写出编者按的原稿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些内容。是的，他在胡风和周扬等人闹矛盾闹斗争中是支持周扬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一介人这场本来属于文人之间的纠纷一下子就提到了如此的高度。虽然周扬等人有点幸灾乐祸，却暗暗感到了自己的脊骨发凉。像舒芜这样的曾经是胡风的密友竟然能把他自己保存着的胡风的信件交出来，作为胡风反革命的罪证。这样的朋友难道不感到可怕吗？
刘少奇对周扬说：“胡风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是舒芜这样的人更可怕。我们这些人都要警惕像舒芜这样的人，一旦反戈，就会把你置于死地的。”
而毛泽东却是最喜欢敌对阵营的人内部造反，他以居高临下的笔锋写道：“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确实，批判的锋芒对着是胡风，却使许多的人都感到了惊恐，毛泽东完全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就连周恩来也不得不收敛了，再不提他的和胡风过去的密切关系了。胡风自己写了《意见书》亲自交给他和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反革命！他不敢设想，但是他不得不严厉地批判：“我没有想到胡风在我们的背后竟然干出那么恶毒的事情来，真是不可想象！”
五月二十四日，刘少奇没有想到毛泽东再次为《人民日报》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毛泽东写道：
“现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写给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在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诬蔑中国共产党、诬蔑党的文艺方针、诬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挥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着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在这些信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解放以后，胡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刘少奇和周扬、夏衍等人谈话时说：“你们这个对手也是真蠢，在信中写了那么多的废话。他把三十年代在旧上海的那套文人手段拿到我们现在了，能不犯错误吗？你们看，毛主席不愧是一个批判家，简单的问题到了他的笔下，成了比蒋介石的特务还要坏的人！”
周扬说：“对胡风来说，真是活该！是他自作自受！”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里给胡风画了这样一副政治肖像：“胡风，即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加人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他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从这里发表的胡风给阿垅的一封信里，也可以看出胡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的陈绰的关系。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因为他隐瞒得很巧妙，大家被他欺骗过了……”
刘少奇深深地知道，像这样的搞法，几乎在那个历史时期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只要在这样的笔下，被打成反革命是没有多大的困难的。
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大简单了。”
“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烙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和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在全国再次深人地展开了肃反运动，清查出许多类似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于是肃反取得了被周扬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称为“伟大的胜利”的结果。
六月，杨献珍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发表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文章，宣传所谓“综合经济基础”的理论。康生对毛泽东说：“杨献珍的这个理论并没有什么好的特色，实际上是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张过渡时期应由五种经济成分为一个综合的经济基础。并认为我们的上层建筑不应为单一的经济基础服务，而应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宣扬阶级调和，实际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我们千万不可丧失警惕，被这个人的这些谬论迷惑了我们的头脑。”
康生叫人了解过，后来他再次向毛泽东报告说：“杨献珍的这篇文章事前送给刘少奇看过，后又送中宣部，让陆定一这些人审查。艾思奇同志看了他的文章后，曾写了《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文章，但被中宣部陆定一、周扬这些人无理扣压，直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才发表。”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后，召开了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再次严厉批判被他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主张。他指出：“全国即将到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用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企图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说法，指出：“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总结了农业合作化的经验，竭力阐明着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所谓辩证关系。他指出：
“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他的矛头是明显地针对着刘少奇主张的先有机械化才能合作化的观点的。他在会下对刘少奇说：“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严重的分歧的，你这个社会主义大关怎么搞的，老是过得如此困难？看来你再不虚心地学习，可是不行哪！”刘少奇说：“只要毛主席把好关，我们就是死死地跟着，也要过了这一关的。”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论断，解决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必须而且可能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工业还不能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可能而且必须调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先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如不“赶快下马”就会破坏工农联盟的说法，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那些高喊“反冒进”，实行“坚决收缩”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这些话，直接批评了刘少奇过去提出的观点。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批判了刘少奇的错误，指出：“四大自由”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有些人爱闹独立王国、爱搞一些小独裁。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实现三大改造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灭资兴无的历史意义，就是为了要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这样，刘少奇不得不在会上做检讨了，他说：一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的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我自己的问题是一个认识间题，而不是故意的反动“立场。”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空前的高潮。毛泽东欢欣鼓舞地说：“它带动了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又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出现了三大改造高潮，形势一派大好。谁说我们的农民没有积极性？你们让他们睁大眼睛好好地看一看，震荡在神州大地的这股革命的春雷是何等的悦耳动听呀！”
但刘少奇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把形势说得十分阴暗，他说：“由于三大改造，现在资本家们的情绪很不安，小资产阶级也不安，农民更不安，整个社会动荡，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