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毛主席 吴冷西-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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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会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几点意见：
第一，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应当认真总结去年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说，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厉害，下面怎样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但是，报纸也有责任，记者、编辑加油加醋，以致错上加错。因此报纸编辑部自己应当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只怪人家。反右斗争之前，有人曾要求报纸“独立负责”，不受党组织的领导。这些人发表了许多右派言论。同时还有另一种倾向，就是太死板，没有生气，教条主义。这也不是中央的意见。半年来报纸对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不报道，不宣传，这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是中央决定暂时不要说的。但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
第二，目前宣传要转变过去一个时期的状况，但也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转。这里有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报纸要讲一些事情，又要不讲一些事情，就是要有计划地讲，既不要浮夸，也不要泄气。基本上讲正面的，也讲一部分缺点，讲一些困难。讲困难也是为了鼓劲，动员群众去克服困难。所以宣传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现在宣传上的困难在于过去公布了一些虚夸的数字，因而一直很被动，要变被动为主动，得有一个过程，因为实际工作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政策方针和计划指标已经确定，这是转变的前提，但还得有时间落实和贯彻。所以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中央报纸也好，地方报纸也好，在宣传中要有对敌斗争观念，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在报纸上捅出来。
第三，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上宣传。不能把所有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百分之一，讲典例的、有教育意义的。这是我们历来的做法。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无从说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当然，在讲缺点过程中，一点不泄气也困难，泄了以后可以再鼓。从全局来讲，主要还是鼓劲。
第四，根据过去10年的经验，经济建设是波浪式地发展的，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年年一样。因为人们做计划、订指标不会一下子就完全客观实际，不可能那么准确，总会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上半年慢了，下半年就快一点。上半年快了，下半年就慢一点，这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应该预先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预作安排，这样就可以避免大起大落、大波大浪，避免经济工作的严受失调。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一般说，当时估计增长19％是可能的，但再高的增长究竟能够达到多少，这就心中无数。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地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平衡是运动中的平衡，运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才比较合适，这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犯了错误，可以取得教训，可以把事情办得好一些。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少奇同志的讲话，主要是谈宣传问题，也涉及对去年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总的分析。
不要务虚名得实祸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也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看不大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夺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毛主席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毛主席提出，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吴冷西他们三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同意毛主席的建议。
毛主席最后还说，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茬，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会议结束后，大家先后离开颐年堂，毛主席叫我留下，同时招呼少奇同志过来一起谈话。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你刚才讲报纸宣传的意见很好。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少奇同志说，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毛主席看少奇同志这么讲，就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谈到这里就散了。我离开颐年堂，少奇同志在门口对我说，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颐年堂会议可以说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整个纠“左”进程的顶点。这次颐年堂会后，中央各部门即重新安排1959年的计划，实事求是，认真落实。关于报刊宣传，会后也将中央的通知和我们三人的意见发出。但是，后来中央考虑到时间紧迫，7月初即召开庐山会议，决定暂缓召开全国报刊宣传会议。而庐山会议的结果，不但这个宣传会议没有召开，连那个关于目前报刊宣传的意见，也无疾而终。更重要的是，从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中断了，比1958年1月南宁会议更为严重的反右倾斗争展开了。
　
第十一章　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多登学术文章
1964年1月7日，元旦刚过，毛主席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提出人民日报的问题。他说，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力面的文章。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感到是完全正常的，加强学术宣传是很必要的。我向人民日报编委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编委会认真讨论并决定采取措施增加学术文章。为此编委会给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加强学术讨论的报告，并请求中央帮助增调搞学术理论工作的干部。
毛主席2月3日在人民日报的报告上写了批语：“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此事，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即着手筹备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3月21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稿时，我趁机谈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主席又一次强调，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毛主席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我汇报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毛主席说，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他举出关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我们当时理解，毛主席要人民日报抓学术理论工作，就是要我们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为此我们在4月间召集了有各方面著名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请大家帮助人民日报办好《学术研究》专刊（3月26日开始）。会上大家发言踊跃，赞成开展学术讨论。
抓阶级斗争
但是，出乎我们的理解，到了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6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我到达会场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在座，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陆续来到，彭真同志也参加。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对着我说，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他说，人民日报1961年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毛主席指着我说，你搞中苏论战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