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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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误会。福田则满口答应，“以和平二字互勉。”
然而，从次日开始，城里的日军竟到处杀人。到了5月2日甚至开始屠杀中国军人。5月3日，日军在济南城内架起了大炮、机枪，垒起了沙包、铁丝网等防御工事，戒备森严。阎锡山的第四集团军几名政治宣传员在南魏家庄张贴标语时，遭到日军的袭击，死伤数人。冯玉祥手下大将、山东省主席人选孙良诚也在一个澡堂子里被日军包围，几成俘虏。慌忙之间，孙良诚换了别人的便衣，从后门跳墙逃脱。日军冲进澡堂子后，搜出了军服，把洗澡的人全部枪杀了。
一连几天，事变愈演愈烈，连交涉署主任蔡公时也被残杀。
黄郛作为外交部长到日本领事馆交涉，竟被扣留。一名日军班长粗暴地呵斥：“晓得你是什么东西！外交部长？我会管那么多！”直到傍晚才获释放，回到寓所，惊魂甫定，日军又来搜查，卫队全被缴械。黄郛慌慌张张地跳窗而逃，所有文件都被日军掳去。
当北伐军进入济南后，冯玉祥便从徐州出发，乘火车前往济南。但在兖州附近，看到大批大批的国军士兵，推车挑担，沿着铁路线垂头丧气地往南走。冯玉祥派人下车问个究竟。士兵们都说，日本鬼子在济南反了，把外交处长蔡公时也杀死了，他们是奉命南退。
冯玉祥乃令火车迅速北进。在万德车站，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请冯玉祥勿进济南城，在党家庄下车，召开紧急会议。5月5日，冯玉祥赶到党家庄，蒋介石也从济南退出。两人举行会商。当时蒋已给他的第一集团军下了全军南撤的命令。蒋断定日军的阴谋不外乎为了阻挠北伐，如果在此开战，则正中其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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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九章“军事北伐，政治南伐”（3）
冯玉祥对事件性质的判断和蒋介石一致，并且看透了蒋的用心，知道他不想啃北方这块骨头。黄河以北地区，与长江流域相比，城市更加稀少，农村更加贫穷，工商业更加落后。对统治这些地方，蒋介石的信心并不很足。而对冯玉祥来说，这是夺取北方军事指挥权的天赐良机，于是慷慨请缨：“只要把京、津打下来，济南的日军自然就要退兵。”
蒋介石大喜过望，敦促冯玉祥会同阎锡山速攻北京，把奉军赶出关外。
一个想退回江、浙老巢，一个想吞并北方地盘，双方一拍即合。蒋介石把扫荡北部中国的指挥权，交给了冯玉祥，自己回徐州坐镇去了。
撤退的命令略加修改，变成改道北伐，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按原计划向南撤退。
从此，冯玉祥的军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沿京汉线突飞猛进，和不久前小脚女人式的进军速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只想抢在阎锡山的前面占领京、津。
5月11日，第二集团军占领石家庄。北洋军队在西北军的猛袭下，早已焦头烂额，溃不成军。西北军的强大部队从京汉线两侧蜂拥而上，冯玉祥挥鞭跃马，指点江山，大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豪情。
5月28日，全面总攻开始。直鲁奉联军防线顷刻瓦解。张作霖在逃回关外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
当冯玉祥的军队沿京汉线东侧北进时，阎锡山亲自率军沿京汉线正面向北挺进，另一支山西军沿京汉线西侧前进。雁门关一带的部队，几乎倾巢而出，都调到了石家庄以北地区，其目的也是和冯抢京、津地盘。5月下旬，晋军攻入保定，北京遥遥在望。
冯、阎两军马不停蹄，直扑北京，简直成了一场长跑比赛。阎锡山猛著先鞭，终于抢了头筹，于6月8日进占北京，并且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不费一枪一弹而得天津。北洋集团的老巢被彻底捣毁了。
12月29日，张作霖老帅的儿子张学良少帅通电易帜。从此东北也飘扬着青天白日旗。
【贰】编遣会议上，各方派系明争暗斗，潮起潮落，南方集团、西北集团和东部集团已形成鼎足而立之势。
在经历了一系列震撼历史的非常事件以后，中国国民党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当北伐军打过了长江的时候，当西北军杀出了潼关，当指挥这场战争的首领们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东部的企业家们比他们更早意识到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机遇。
至少在1929年以前，这些人仍然幻想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将以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并创造稳定的政局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兴高采烈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没有觉察到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不在于某一个官僚集团，而在于地域最广阔、文化最落后、生活最贫困的农村。
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当北伐完成的时候，控制着中国局势的这批军人们，大多数是来自乡村，而且是来自最边远和最封闭的那些地区。在四个集团军中：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来自甘肃、陕西、宁夏一带；
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来自山西；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来自广西。
这就注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悲剧性。
在冯玉祥的眼中，这场战争和以往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以及大大小小、打了十几年的军阀战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权力。军队推进到哪里，地盘就扩大到哪里，权力就覆盖到哪里。丢失军队，意味着丢失地盘和丧失权力。
北伐完成以后，蒋介石以谒祭孙文灵寝的名义，在北京西山和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见面。大家在孙文遗体前痛哭一场，然后互相祝贺北伐战争的胜利，赞扬对方的英勇善战。虽然是胜利后的第一次聚会，却没有多少欢乐的气氛。谁的心里都清楚，这次会面是战争结束后坐地分赃的前奏。
在西山会议上，基本上以目前各集团军驻军的位置来划分地盘。即第四集团军以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为地盘；第二集团军以山东、河南、陕西、甘肃为地盘；第三集团军以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北平（原北京）、天津为地盘；而第一集团军则以江、浙地区为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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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九章“军事北伐，政治南伐”（4）
最令冯玉祥感到不满的是，他的地盘里没有河北。虽然他没有立即表示反对，但已经为下一次倒戈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困境。当时，国民革命军的规模已经高达84个军，300个师，兵员在220万人以上（东北、云南、四川等地的30万地方部队还未计算在内）。1928年的国家年度总收入，据财政部估计，约为4。57亿元，除去偿还债务和财务费以外，军费竟占78％。
蒋介石开始以强硬的态度向上海的商人们伸手要钱，动辄通缉抓人、没收财产。上海金融界和实业一直把国民党看作救星，现在才忽然发现白色恐怖的矛头竟对准了他们。
曾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裁、招商局总经理和商会会长的傅宗耀是上海巨富之一。蒋介石向他索取1000万元的贷款。把傅宗耀吓慌了，他一口拒绝，南京政府遂下令逮捕他并没收其财产。另外一个例子是荣氏企业，在上海工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垄断了整个纱布、粉麦市场，因为不愿认购南京政府摊派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其总经理便被政府下令通缉并查封财产。
雷霆手段，固然有镇慑作用，但也严重损害了政府和中产阶级的关系，况且对军队来说，杯水车薪，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庞大而系统杂乱的军队，必然是动乱的根源。
蒋的身边谋臣如雨，纷纷进言，应尽快以“编遣”的方式，实行进一步的彻底统一。他们提出了一大堆建议，最早见诸实行的，便是成立编遣委员会，同时把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调到南京，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则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对冯玉祥来说，这比当年调他去南苑天天操练更加可厌，以他今时今日的实力，根本不会就范。白崇禧说他当了军政部长以后，洋洋自得，气焰薰天，“今天令蒋中正，明天令李宗仁，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周玳《回忆编遣会议》。《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
1928年底，国军训练总监何应钦将军誓言“非将现有陆军大加裁减不可”，他重申五中全会的决议，军费不得超过全年收入50％，全国兵额只能80万（海、空军另定）。胡汉民也发表了《整理军队的十大意义》一文，疾言厉色，力陈编遣的重要性。一时间，裁军的呼声响遏行云，深入人心。
冯玉祥、李宗仁都到了北京，大家都深知编遣会议关系到自身的生存问题，因此都在密锣紧鼓地活动，冯玉祥的策略是先捧蒋、拉蒋，消灭三、四集团军，将来有机会再把蒋推倒。但蒋介石此人，是从上海交易所里混出来的，工于心计，精于权谋，并非布贩曹三可比，怎么会让冯玩于股掌之上？
1929年元旦，编遣会议在国府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1月5日上午在国府第一会议厅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
会议一致决定废除大卫戍区制，军制以师为单位，师的驻地，即其卫戍区域。师与中央之间，不再另设承接或统辖机关。中央对各师驻地，可随时更调。其理由计有六条：一、军政统一；二、不致有类似从前巡阅使督军之类的军阀产生；三、节省经费；四、训练统一；五、地方政治不致为拥有巨大军权者操纵；六、遵照孙中山建国大纲，以县为自治单位，不应再有大卫戍区制的设置。一番大道理，冠冕堂皇，可惜全是纸上谈兵。
1月8日，召开第二次会议，由各集团军、各路军报告缩编的情形和收支情况。在涉及到利害关系时，会议气氛，便陡然紧张起来了。冯玉祥突然提议，这次会议不谈裁兵，先谈裁将。应该先论功行赏，安置将领，以免动天下之兵。
代表南方利益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附和冯的提议。李是广西人，他要求广西军队仍由中央供给军费，四集团军的名义仍然保留。
蒋介石一心只想先干掉冯玉祥，对桂系的要求一律答应。
冯玉祥四面树敌，在会议期间和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同时作对。在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的方案是：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阎锡山受蒋介石的委托，也提出了一个方案，除将一、二集团军的12个师减为10个师，其他大致相同。与会者多赞成阎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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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九章“军事北伐，政治南伐”（5）
第二天冯玉祥便告病假，只派代表出席会议。他在长江边秘密安排了一条船，以便随时说走就走。
蒋、冯二人已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蒋介石痛骂中国的募兵制，把无赖、流氓、土匪都招募到军队里来了。冯玉祥的代表立即反驳说，第二集团军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由冯玉祥和上级军官一一看验的，决不是土匪、游民、无赖。
在后来的会议上，冯玉祥又给自己加码，提出：一、冯本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二、首都卫戍司令须由冯委派；三、鹿钟麟等人均须给以部长职务。完全是当年倒阁逼宫的口吻。
冯玉祥指责第一集团军是御林军，蒋介石把钱都给了他们，其他集团军已经有半年没有发饷了。其实当时全国税收尚未统一，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被当地驻军把持，像阎锡山占领平、津，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收机关，便由阎锡山控制。其他二、四集团军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冯玉祥说二、三、四集团军都是嗷嗷待哺的饥兵饿将，但编遣会议刚开完，阎锡山便大规模扩军，由原来的17个师扩编为30个师、四支保安纵队、四个骑兵师和七个炮兵旅，钱从何来？能参加这个会议的，没有一个穷人。
冯玉祥提出裁兵的原则应该是裁弱留强，裁无功留有功。听起来持论公允，其实是针对蒋、阎而发。当时蒋的方针是扶阎抑冯，可是阎的军队在四个集团军中，力量最弱；而蒋的部队由于在北伐中收编了不少直、鲁残军，品质混杂，亦无战功可言。
蒋介石既不肯明确提出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计划，其他集团军就更不肯从我开始。会议陷入僵局。冯玉祥索性装病不到军政部上班，悄悄溜回原防。冯玉祥一走，阎锡山也依样画葫芦，请假回山西去了。
在1月17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草草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17条，规定全国现有的陆军步兵至多不能超过65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八个团，共计兵额约80万人。军费不得超过总收入的40％。各编遣区和中央直辖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个师。
现实和计划相差太远，以致于计划变成了天方夜谭，制订出来的唯一意义，就是让人们去违反它。
编遣会议既毫无实际效果可言，反而促使各集团军和蒋介石的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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