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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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羹吃了。
洪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清军入关之后,大批忠于明朝的士大夫、明室宗藩后裔纷纷逃亡,流落江南,与南方各地的草莽英雄相结纳,投靠梁山,落草为寇,组织起无数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秘密团体,江湖上呈现风行水涌的滔滔之势。
相传清康熙年间,朝廷围烧福建少林寺,有五僧逃出生天。这五僧便是被洪门奉为“前五祖”的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五僧逃亡过程中,又得到吴天佑、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五位义士的相助救护,这五位义士即洪门的“后五祖”。五僧在白鹤洞下普庵会商举义,图覆清廷,爰集合志士于下普庵后堂红花亭,择吉于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同盟结义,成立洪门。而有崇祯帝的孙子朱洪竹参加大会,众以黄炎甲胄,明室正统,遂公推朱洪竹为盟主。这次聚会,洪门中人称为“洪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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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一章王朝的叛徒(7)
这类稗官野史,颇有志怪传奇、词鼓演义色彩。天地会的起源,实与南方根深蒂固的宗法社会有密切关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官府在远,拳头在近,械斗是家常便饭。不同籍贯、不同姓氏宗族之间、土客之间,一言不合,就要上演全武行,往往酿成命祸。于是,人们便纷纷结拜异姓兄弟,互济互助,一旦打起架来,拳头也多几双,嚷嚷起来声势也大些。群殴总好过单打独斗。
老实说,江湖上哪有那么多胸怀反清复明大志的会党?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谁做皇帝干百姓何事。哪个皇帝来了都一样要纳粮。会党初起时并无政治色彩,结拜异姓兄弟一个最原始的原因,不过是为了打架,为了争地盘,为了求生存。故凡有聚众械斗风气的地方,必有结党拜盟之事。啯噜会、青莲教、江湖会、仁义会一类组织,也就在这温床之中,应运而生。
洪门也即天地会,三合会和哥老会属其分支。三合会在海外称为洪顺堂,或义兴会,在日本也有称为三点会的,在美洲则称为致公堂。华侨十之八九都入了会,势力极之雄大。江、浙一带,洪门又有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龙华会、平阳党等小团体。
革命党在短期内发育成长,有赖于它所高揭的民族主义大旗。“驱除鞑虏”的主张,和康熙年间洪门聚义时“满覆明兴”的主张,一脉相承。大汉族的理想,曾激发起无数仁人志士彻底牺牲自我以救世的勇气。
在南方,反抗专制的革命党,把众多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上至名门望族、达人雅士,下至贩夫走卒、屠儿刽子,团结在一个团体之中。这种成功,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
1905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在“火红的夕阳”照耀下,满洲原野依然硝烟弥漫,日本人还没有从纵情狂欢之中平静下来。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把自己的锦绣山河提供给外国人打仗,天朝尊严,扫地无遗。在亡国空气的笼罩下,反叛情绪油然而生。离经叛道的言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尤为畅销。谈论革命,已经成了公开事情。
7月30日,孙文与来自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来自广东的冯自由、胡毅生、汪精卫、朱执信等人,在日本东京共同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所揭橥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东京加盟的留学生就有好几百人。除甘肃没有留日学生外,17省的人都有。第一年(1905年7~12月)入会的成员,如果以籍贯划分,广东人数最多(170人),湖南居其二(158人);陕西最少(4人)。可见王朝叛徒,多出于南方。
黄兴
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孙文(广东籍)担任总理,绰号黄鬍子的黄兴(湖南籍)担任庶务部总干事,马君武(广西籍)、陈天华(湖南籍)负责书记部,程家柽(安徽籍)、廖仲恺(广东籍)负责外务部,宋教仁(湖南籍)为司法部检事,汪精卫(广东籍)为评议部长。后来马君武入京都工科大学就读,书记部一职,孙文指定由广东人胡汉民接任。会中要职,几乎全由南方人掌握。孙文的亲信,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是指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是指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个人全是老广。
同盟会纲领第一条“驱除鞑虏”,把同盟会革命定位于“汉族革命”,这已经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偏离了正确方向。驱除鞑虏之后,是否平均地权就为最重要和最急迫的事情?如何平均?这一切,在当时人们已各持歧见。许多人觉得,平均地权并非急务,且陈义过高,不利于发展组织,建议删除。
但孙文认为革命成功后,要避免重蹈欧美日本的故辙,就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但何为“共和”?孙文向友人解释说,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可以上溯到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由此可证,孙文心目中的“共和”,与近代世界的民主制度,扯不上什么关系,欧、美、日的模式全是“覆辙”。他承认他的理想是怀古的,不过,“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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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一章王朝的叛徒(8)
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孙文的共和思想都是十分混乱与模糊的。他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也无任何具体实施计划,直到1924年前后,才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搞出一个二五减租的方案和制订劳动法,但始终没有认真贯彻。
南方人并不是天生有民主、共和的基因,而是由于地理关系,长期耳濡目染,较易接受西方的文化概念,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强势话语,于是借钟馗打鬼而已。从洪秀全的皇上帝天父始,以迄于今,各式各样的“改良”、“变法”、“革命”,概莫能外。
在孙文的心底里,也许更多地把自己视作天下寄其身的圣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领导。他成立同盟会的目的,是希望把它变成全国帮会组织的大同盟,以“驱逐鞑虏”的旗帜,一统江湖,号令天下。同盟会盟书、宣言、方略上的日期均以“天运某年某月某日”纪年,所谓“天运”者,乃洪门三合会的年号。
在讨论成立同盟会的会议上,有人对孙文的理想表示怀疑,提出质问:“将来革命成功,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当时孙文、黄兴均默然相对。现场气氛变得十分尴尬。安徽党人程家柽急忙打圆场:“如果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只问满清要不要打倒,不问是帝王还是民主。”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他的回答很妙:如果你们都不想做臣子,哪来的君主呢?
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民报》周年纪念会。赴会者竟达万人。孙文在会上宣讲革命方略,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五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其大旨可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听众们如醉如狂,欢呼声、鼓掌声如同暴风骤雨。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
然而,大会刚刚结束,同盟会为了革命军的旗帜式样,便发生了一番明争暗斗。孙文建议采用青天白日旗:旗帜上一轮白日,周围是十二道叉光。青色代表平等,白色代表博爱,十二道叉光代表干支之数,富有中国味道。
其实,这面旗子是当年兴中会用过的,如果同盟会沿用之,则意味着奉兴中会为正朔。但实际上兴中会早已消亡,同盟会中有兴中会历史的人,不过寥寥数个,如何能令以黄兴为首的、人数最多的华兴会信服?
黄兴提出反对青天白日旗的理由是:这个图案与日本太阳旗相似,“有日本并华之象”,应尽快毁弃。不如改为井字旗。井字代表井田制,井田制同样很有中国味道。与孙文信赖日本的态度相反,黄兴对日本没有多少好感。
孙文绝不稍让,坚持用青天白日旗,因为在以往的革命中,“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决不能放弃。井字意思虽好,图案太缺乏美感了。双方愈吵愈激烈,黄兴甚至怒不可遏地声称要退出同盟会。
这些革命家们在策划推翻帝制时,脑子里充满了对尧舜时代那些古老传说的憧憬。
最后黄鬍子为了团结,虽然十二万分不情愿,也勉强接受了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却从这次争论中,感觉孙文不易共事,有了另起炉灶的打算。他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离开日本回国,到东北和白山黑水的会党联络去了。
其实,这场争吵完全不是什么美感问题。因为这面旗帜将作为一个永恒的标志,载入史册,所以采用谁的旗帜,似乎就等于承认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几乎每个政治家,都沉浸在同样的梦想中。
【叁】当孙文向皇权宣战时,他相信会有3500万帮会成员追随他的革命事业。革命党之所以能够把人们团结在一个团体中,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
旗帜式样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1907年农历新年刚过不久,孙文和胡汉民一起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划革命军事去了。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孙文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策动下层造反这一艰巨工作上面。尽管他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能说流利的英语,并在香港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具有比其他中国人更深的认识,但他在从事革命工作时,却更热心于利用江湖游民中的秘密帮会。据他估计,全国的秘密帮会中,大概有3500万会员会追随他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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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第一章王朝的叛徒(9)
孙文他们经新加坡到了安南(越南),在河内设立秘密机关。孙文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以饮食业为掩护,招纳亡命志士。这是胡汉民第一次从事实际的武装革命。他发现在民间活动的所谓革命党人,竟大部分为江湖道上的绿林好汉、贩夫走卒。孙文在策动他们起义时,金钱的力量远远大于主义的力量。
孙文用来收买会党的钱,主要来源是靠西贡的银行买办曾锡周和巴黎富商张静江的鼎力支持。
张静江夫妇张静江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的家族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他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巴黎、纽约均有通运公司的分公司,此外还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他本人长年住在巴黎。
孙文向胡汉民介绍张静江时说:
“他是一个很奇怪很豪爽的人。他曾经对我说,‘你是主张革命的,我也是很赞成革命的,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在法国做生意,赚了几万块钱。你发动革命时,我可以拿五万元来帮助你,打电报的时候依A、B、C、D、E的次序,A字要一万元,B字要二万元,E字要五万元。这就算是你打电报给我要钱和要多少钱的密码吧。’”
胡汉民觉得这近乎天方夜谭。他问孙文试过没有。孙文说没试过,“但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信实人,不会说诳的。”这时他们正好急需一笔钱在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策动起义。胡汉民半信半疑,给巴黎拍了一个A字电报,那边果然立即汇来一万元。他们再打了个E字电报,五万元也很快就汇到了。
胡汉民写了一封长信给张静江,说明这笔钱的用途,以示妥慎负责。张静江并不回信,只是托朋友转告:“我并不需要你们写长信,难道我是接到你们的长信才相信你们的吗?以后你们只要实行做革命事业,就胜于发长信给我了。”
现在,资产阶级的钱,开始源源不绝地流入江湖好汉的手中了。
胡汉民从河内到香港,协助黄冈、惠州会党起义。革命党在日本买了一批军火,用船运到汕尾。等到运载军火的船靠岸时,胡汉民才发现连装运军火的驳船、工人一个也没有,岸上反而挤满了瞧热闹的闲人。官府觉得事有可疑,派了一条兵轮前来检查。军火船只好匆匆避往香港,军火全让日本警方扣留了。
以后革命党在惠州、防城又发动了一连串的起义,虽然秘密帮会非常热心,每次举事,总能啸聚一帮徒众。但最后都是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有一次孙文在一位帮会弟子身上发现一包毒药,他惊奇地问:“你总是随身带着这种东西的吗?”那个帮会弟子慨然说,“大丈夫死不足惜,一旦被擒,这就是我的唯一归宿。”孙文冷冷地说:“你很害怕被杀吗?你带着毒药,就是怕死的证明!我们广东人有句话,‘大丈夫自有人来杀我,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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