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衙门-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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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蹉跎岁月，十年如梦。这种感受在同龄人都有。但是我在后一个十年的经历，或许就有点特 别了。因为缺乏定力，无福消受所在工厂领导的特别眷顾，终于告病回家。惟彼时已经成家 ，忝为人父，民生问题迫在眉睫，于是学商学贾，作师代课，给文化馆打零工，替誊写社刻 蜡纸，帮电影院画海报……虽然未至于业通五花八门、友结九流三教，但对世道人心这部大 书，可能比坐在书斋里治社会史的学者要先窥一二。比如投宿旅店误时，每每在混堂里同贩 夫走卒、卖解鬻技者流“五族共和”，因得略识诸般江湖世相。差似20世纪80年代的《南行 记》的经历，想来年在不惑左右的学者，少有亲遇。那些年月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思，对于 往后社会史题材的写作，特别是相关史料的认知，倒是不无补益的。
写作
机缘因遇，逐渐改向从文字中找饭碗。而托赖写作为生的最佳状态又莫过于文学创作，可惜 我在这方面既无才气，亦无灵犀，所以只能凭借陈醋半瓶，做一点通俗的历史文化题材的撰 述。往往是应出版商所邀，凡札记小品、掌故轶闻、史事特写、人物传记，乃至台历文字、 火花说明、少儿读物、连环画脚本，无所不为，因为有个“工人”的身份，编辑先生们也多 能以宽容态度相待。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上海古籍、上海人民两家出版社的扶掖和鼓励，令 我难忘。
胡乱读书，夹杂作文，这种方式自然无可比拟治学研究过程中的深造。但检讨一下，也有很 多受益。一是因此涉猎了多方面的课题和题材，且对其领域的较新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有 所知道，便于成果借鉴、观点启示和线索寻溯；二是由于经常站在整合性的角度对既有的成 果和材料进行审视取舍，更易辨识异同交叉，偶尔或能旁逸斜出，生出一点补缀贯通后的机 智；三是“失学少年”出身、市井里起家，所以文从字顺之外，总是带几分亲切感，并且往 往也免不了渗入些个人对世事的体会人心的揣度，要说尽可以当成世相人心的通俗读本来读 ，也不算是谬托。
藏书
平生自矜者，就是个人拥有的资料富藏。设想一下，在“买方”市场还相对有限的20世纪80 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也就是我以写为业的那个时段，有几家出版社肯放心地将策划立项 的选题交给一个隶籍工厂且无学历的人去完成？所以我当时撰写的读物，大都要署贱名，以 此证明自己或许能写。同样道理，当时又有几家大专院校的资料室和收藏级别较高的图书馆 肯向一个只拿得出工厂工作证的人开放？记得有一回接到某报约写一个民国人物传记连载的 题目，知道上海市图书馆藏有其人六十寿辰时同仁为之编撰的贺寿专集，特为借了一家杂志 社的专用阅览证去借阅，居然无功而返。还有一次，非要我出示“局级”研究单位的介绍信 ，还必须在上面写明看哪一篇文章，派什么用处。几次碰壁之后，乃痛下决心，微薄的稿酬 所得，必定匀出一定比例，用来搜罗各种资料文献。仍以民国史为例，如中华书局自20世纪 70年代便开始陆续发行的内部发行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全套，二档馆编撰的《民国史 档案长编》，以及中国近代史所等单位自50年代起便陆续推出的各种近代史资料期刊、专辑 ，乃至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论文汇集月刊，大体兼备。最得意的是全国 各地各级政协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亦都百方罗致，个人拥有量远远超越一般文科院校 所藏。至于古代文史资料的集藏，通如子史经集，僻至地方志乘，特别是“写手”必备，便 于寻索线索冒充博览的各种类书，大都装备。记得有一回，复旦大学的石源华教授应出版社 之约，主编一套“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承蒙他瞧得起我，让我承担王正廷传的撰写。最 后有好几个原先立项的人物，都因作者抱怨资料难找而放弃了。我对石老师说：只要假我以 时，都能写成。坦言之，“草根派”之罗致史料编缀成篇的本事，或许正是学院里所不能传 授的。
后记（2）new
自白
归结上述，我的通俗文史读物的撰写，大体就是依靠善于借鉴学人成果、勤于搜阅史料文献 和运用个人的些许悟性这个“三角架”的支撑。关于借鉴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条，我从 不隐讳。所以凡有人误认我为“专家”时，不免心惶颜赧，辄以我是专家的门外徒孙聊为自 解。好在自己常照镜子，知道是什么嘴脸，守定在另一个层次上、另一个题目下，用另一种 语言或方式做表述，决无逾越雷池去真正的学术领域里玩弄鱼目混珠的动机。已故的历史学 家樊百川先生说：“搞历史与搞文学哲学不一样，不需要天才或聪明。一个中等智力的人， 只要肯用功，就能做出成绩来。”何况我辈还仅仅是做些通俗的文史撰述呢？
感谢
知我最深而博学多才又兼擅多种文体的李海生君，是他的循循诲劝把我引入文字生涯；其后 再引荐我拜识曾经研治哲学历史的新闻评论家和民俗学家仲富兰先生，再得到仲先生的多方 面鼎力赞襄。这两位，实在是我的出入于师友之间的兄长。
天津教育出版社的秦呈瑞老师，除却对发掘此类社会史题材的慧眼先具之外，还有一份长者 对后生多加照顾的情怀，体谅我等煮字为炊者的艰辛。本书的前身《封建衙门探秘》（1994 年）的出版，要特别感谢秦老师的鼓励和照顾。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稼禾老师和金良年先生，我的另一本书《流氓的变迁》（1993年）正是 他们热忱鼓励与扶植的成果。
完颜绍元
2005年12月22日乙酉冬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