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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1395-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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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团组织分工为监察、救护、交通、宣传四组,各组均置领队员与副领队员。遇 军警阻拦,由领队员出面说服,如遇殴击,领队员应坦然接受,死伤不避。领队员倒仆, 副领队继出。大队队形不散,男校学生写标语,印中英文传单,女校学生检习绷带扎缚 与急救止血方法。
会议慷慨热烈如赴国殇,有泣下者。
12月9日,北平天气极寒,温度在零下5度,黎明,男女各校学生如期出发,独清华、 燕大学生因西直门被军警关闭不得入,城内学生千人,沿途整队,呼口号,散传单,说 服军警放出围阻线,沿途经无数阻压,于10时集新华门前,大门紧闭,门前已经围绕数 层军警。学生推举代表要求入居仁堂求见何应钦,何应钦已于前一天躲到西山“休息”, 由军委会代表侯成出面见学生代表。学生愤怒,又听到燕大、清华同学皆被关在城外, 则分两队,一赴东城,拟在外交大楼示威,一赴西城接应燕大、清华同学。其后游行情 况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报道:西边队伍行至西单牌楼,遇警察11人,被拦截并放空 枪,捕学生数人,领队员任凭警察拳击脚踢或皮带鞭打,既不还手,也不退缩,前仆后 继,和声婉劝警察,一同爱国,警察多被感动,任其过去。东边队伍出王府井大街遇军 警,以水龙放射,朔风凛冽,领队员几成冰酱,学生亦多受伤,而秩序整齐,纪律如故, 外人旁观,皆寄同情,且为中国叹息。
学生应付警察自有技术,先以传单向其解说,次则高举双手苦求警察勿加干涉,并 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一块儿,千万莫打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一同打日本。”
有一领队被警察打倒,第二领队立刻上前,大队仍然向前拥进。警察报以静默。沿 途观众,皆知除队长及长官外,警察心里实皆同情学生,且佩服学生之爱国与勇敢。
12月9日之前,学生酝酿示威游行,当时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略闻风声,但不知详情, 因其职务关系,不得确实情况不便上报。这时北平市长已由秦德纯接任。12月9日这天陈 继庵得讯立即派出警察拦阻学生,按照以往惯例,学生队伍可能在警察的驱赶之下而散, 可是此次无法昔比,警察不肯卖力,学生队伍组织严密秩序整饬,发展声势无法遏制, 陈局长才不得不慌忙去报告秦德纯。
陈继庵在卢沟桥事变北平弃守后,继任伪北平警察局长,他也做过一件好事,即宋 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时,弃留文职及未通知到的军政人员一万余人。陈继庵在一个月内 将这一万人速改成北平户口,以免受人迫害。然而在“一二·九”时,是陈首先下令警 察殴打和拘捕学生的。
陈报秦后,秦德纯马上向宋哲元请示,宋无可奈何地说:“军队都没办法,学生又能怎样?”令秦妥善处理。
秦德纯的回忆录《海噬谈往》曾较详细地谈到“一二·九”。当陈继庵向秦报告时, 游行队伍已准备到东交民巷(一说去政整会大楼,一说去日本使馆)。1935年东交民巷 使馆正值日本国为值更年,日本得知学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枪封锁住东交民巷路口,游行 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北口(现在正义路北口)时,日本军人已经在高处架起了机关枪,只 等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即开枪扫射。
秦德纯回忆录中讲到,当时他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 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 免遭杀害,秦决定派二十九军官兵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据说执行军官曾下跪, 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秦德纯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秦市长 接见学生。当时,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 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
秦德纯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 口,其实秦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已不再是义和团。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 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秦市长讲 话。
据秦回忆,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秦市长首先表示 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 学生鼓掌欢迎。
“一二·九运动”,因请愿书未能面递,同学又多受伤或被拘捕,学生愤无所出, 决议10日罢课。12月11日,东北大学学生9人又被拘捕,清华同学人心惶惶。13日,南京 发表冀察政委会消息,学生疑此将为变相冀东自治,乃发动更大规模示威游行即“一二 ·一六运动”。
“一二·一六”之游行,其事前准备较第一次远为周密,其队伍行动概用军队部属, 参加单位有44个,人数达7775人(12月9日参加人数约700余人)。规模之大实为空前。 从其组织指挥情形而看,系出自富有社会斗争经验者之手。12月16日,原为冀察政委会 举行成立典礼之日,因学生示威游行,延缓两天。12月16日学生游行情形如下:示威团分五大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学院领导,第三队由北京 大学领导,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导,第五队由燕京大学领导。集合地点为前门外天桥。 传单上只涉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运动自由,未对政府攻击。学生出校即遭军警拦 截,学生冲出,到南长街口,警察又持水龙向学生喷射,为学生所夺,放水反射,警察 四散而逃。
大队至天桥集合后,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吁请抗日。呼口号散传单,市民给予同情 支持,争送茶水等。队伍游行至前门大街,遇二十九军武装巡逻队,拦路不许前进,领 队向前交涉,二十九军军官回答:“你们是对的,但我们匀奉上级命令,不得不拦。” 相持5个小时,学生队伍遂分两路,一向宣武门西行,一向前门北行。西行队伍至宣武门 始知门闭不得入,清华女学生陆璀爬入城门,欲扭门锁开城,为军警所执,第二天即释 放。清华、燕京收队先归,其他学校同学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风侵逼,学生终日挨 饥忍冻,晚9时后始拟收队,分往东北大学及东城各学校投宿。军警乘黑夜之中,皮带、 刀背交下,学生多有受伤。事后检查,重伤者75人,轻伤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踪者 25人。
两次学运正面史实虽仅如此,但其波涛动荡至为壮阔。天津(12月18日)、南京 (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广州(12月12日)、济南(12 月16日)、长沙(12月18日)、武汉(12月17日),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响应,游行罢课 请愿,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平津学生,讨伐殷汝耕。一个月间风潮扩至35个城市,游行 示威次数多达65次。是最为普遍的一次鼓动宣传运动。
“一二·九”学生游行之时,土肥原贤二伪作群众挤在人群中观看,第二天即在 《满洲日报》上发表言论,称“此次运动是受国民党和共产党鼓动的。”土肥原的言论 也许是他的猜测,或是有意这样解释!国民党鼓动自己的国民反对自己,似是不通。说 是共产党鼓动领导则是真的。高桥坦武官于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 大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操纵学潮,要求驱逐蒋、胡离开北平,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会接受。学联 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 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队及排班,再 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1月8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人,但宣传成绩不佳。民 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 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约定1月10日会于 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 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 列宁路线。1936年1月人数为300人,9月发展到1200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 织有纪律的志士,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运动”的前十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工人、农民、 兵士、学生同心抗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再度发表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对华 北学运备致钦敬,并请工农兵学不问信仰与否,一律共同参加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恰 与军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对付学生成为鲜明对照。青年心理,何去何从自可明了。日本逼 取自治,原想防中国赤化,今日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深入华北,全民抗战思想深入人心。 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国民政府之下。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 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 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 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 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 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 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 府已在风雨飘摇。
此次“一二·九运动”牵引世局,至为重大。14年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
……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 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 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 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 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将军下令驻守在奉天 (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 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国人都无法理解。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 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烛之武退秦师,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不畏生 死的爱国志士嘛,现在怎么没有!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 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军事北伐, 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 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宋哲元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曾参加“一二·一六运动”的一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想避 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 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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