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 -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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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唯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迫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语）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厓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To be or not to be，确实成为一个人生重大的问题。是作孤臣义士，还是作朝廷鹰犬？是同流合污，还是高蹈肥遁？是大义凛然，还是谄肩媚背？
急流勇退的“郭子仪”——史天泽
与张柔、张弘范、张珪相仿佛，史天泽上有其父史秉直，下有其子史格，一家三代，也皆是蒙元耿耿忠心的“大狼狗”。
史家同张家一样，也是河北土豪出身。他们的籍贯为永清，多年来一直从于金国统治下。史天泽的曾祖史祖伦是个盗墓贼，史臣为之涂金，说史祖伦“少好侠，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盖房子挖地基，竟能掘出一窖大元宝，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但“少好侠”三个字，不经意暴露出史祖伦盗墓贼的嘴脸。到史天泽父亲史秉直这一辈，正赶上金国末年蒙古军队攻入金境杀人劫财毁城的乱世，听闻蒙古的“太师国王”木华黎统兵南伐，杀人无数，吓破胆的史秉直招集族人，裹胁当地数千居民，径自到涿州向蒙军投降。河北的汉人一直很顽强，木华黎看见这么一个汉族老混蛋如此孝顺，大喜，想提拔史秉直当官出力。史秉直年岁已老，就把自己儿子史天倪、史天安、史天泽三人推荐出来。于是，木华黎授史天倪为“万户”，又令史秉直在霸州管理附降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的家属，为蒙军做“后勤”工作。
老混蛋史秉直兢兢业业，括银造甲，收敛赋税，源源不断向蒙军输送银粮。蒙古初期占据中原的念头还不大，不久，蒙军与金国暂时讲和，军队回撤，就使史秉直把他诱集的十万余户汉民迁往漠北当奴隶，一路之上，饥寒交迫，缺吃少穿，加上凶残蒙古兵士的折磨殴打，十万余户汉人能活着到达漠北的，百不存一。后来，蒙古又兴兵，攻打金国“北京”，史秉直仍旧为蒙军主持“馈饷”等后勤工作，使蒙古“军中未尝乏绝”，保障有力，服务到位，最终“光荣”退休，归老于家，安死床上。
史秉直三子，长子史天倪和次子史天安同史同传，其三子史天泽牛逼，自己单独一传。
史天倪很为蒙古卖命，在木华黎手下东杀西伐，连克城池，杀人数万，把金国“九公”之一的武仙也打得不得不“投降”。为此，木华黎任命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以武仙为副（史天倪堂兄史天祥“孤胆英雄”入武仙营中劝降此人）。二人开始挺配合，把趁金乱进入河北的南宋将领彭义斌一部在思州杀得大败而去。
乱世变多。不久，武仙老哥们老部下数千人据二山寨“反正”，重新换上金军旗号。史天倪闻讯，亲自率军直捣山寨，把数千人杀得一个不剩。惭怒之下，武仙设宴“邀请”史天倪，表示说一来为昔日部下“造反”谢罪，二来为史天倪庆功。当时史秉直还活着，向儿子密言武仙有诈，劝他别去。史天倪觉得自己英明神武，不听，老史只得捎上两个孙子离开军营回老家。
结果，史天倪一去不回。刚入酒席，武仙当面就给他一刀。埋伏兵士群上，把史天倪剁成肉酱，并杀其三个幼子。其妻程氏闻乱，惊惶下也投环自杀。
史天倪的弟弟史天安听闻大哥被杀，马上与三弟史天泽会军，满怀悲愤向武仙发动攻击。武仙不敌，败走。而后，史天安在蒙国灭金过程中出力不少，并为蒙军消灭了河北梁满、苏杰等不少汉族地方武装。此人命短，壮年病死。其子史枢“以勋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绩”，也是蒙古得力鹰犬。蒙哥汗伐蜀，史枢自荐为前锋，在剑州苦竹崖率数十精兵，缒绳入数百尺绝涧，攻取南宋一处咽喉要地。庆功大宴中，蒙哥汗命自己的皇后亲自酌酒给史枢喝，并向在座的“新附渠帅”们讲：“我国家自开创以来，未有皇后赐臣下酒者。特以（史）枢父子世笃忠贞，故宠以殊礼。有能尽瘁事国者，礼亦如之！”得到主子如此鼓励，史枢跟随其三叔史天泽败吕文德，讨李璮，伐南宋，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征伐攻杀大半辈子，史枢于至元二十四年病死，时年六十七，其二子仍为禁卫军将一类的元帝心腹。
史天泽，字润甫，乃老贼史秉直第三子。此人“身长八尺，音如洪钟，善骑射，勇力绝人”，是块冲杀的天生料子。其兄史天倪被武仙诱杀后，史家部曲多亡散。史天泽报仇心切，搜罗大笔金银驮于马上，招兵买马，又得三千蒙古援军，击败武仙手下有名的骁勇之将葛铁枪，乘势破中山，略无极，拔赵州，与二哥史天安会兵一处，并力赶跑了武仙，克复真定治所。
而后，史天泽在蒙古灭金的战斗中胜绩连连，特别是金哀宗弃汴京逃跑以后，史天泽一路率军紧追不舍，并在蒲城歼灭了金国宰相完颜白撒所率的八万兵，给金王朝以灭顶一击。蔡州之战，史天泽“血战连日”，最终逼得金哀宗在幽兰轩上吊自杀。蔡州灭金战中，史天泽与张柔等昔日金国臣民，打起仗来比蒙古人还要卖力百倍。
灭金后，史天泽又与蒙军杀向南宋。峭石滩一战，杀溺宋兵数万；寿春之战，他又率蒙古把数万宋军驱入淮水中淹死；蒙哥汗伐蜀，史天泽亲统水军，在嘉陵江三败南宋援蜀的大将吕文德，顺流纵击，夺得战舰数百艘。忽必烈继位后，史天泽扈从北进，得拜中书右丞相，从征阿里不哥，立功甚多。李璮据山东叛，史天泽亲受忽必烈诏旨，率军讨伐，最终攻克济南，活捉李璮。因怕李璮被押送大都后胡乱牵扯自己及河北的汉将，史天泽未经忽必烈批准，即刻剐杀了这位“造反”的地头王。
回大都后，怕忽必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