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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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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的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 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




《朱元璋与胡蓝党》(7)



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
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
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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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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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夺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夺情起复”,“在官守制”,依然执掌朝政大权。此举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不配断续身居高位。


《张居正》(1)



历史犹如色彩斑斓变幻无穷的万花筒,让探索它奥秘的人们感到深不可测,这也许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难解之后谜,例如功勋卓著的改革家为何没有好下场,吴起商鞅死于非命,便是显例。张居正虽然并非死于非命,但死后,先前对他新生备至言听计从的明神宗却扬言要对他“断棺戮尸”,家属代他受过,遭受抄家充军的严惩,令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读史者感慨唏嘘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
万历元年至十年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本着“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力挽狂澜,推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开创了成效卓著的万历新政,不仅改变了以前财政连年赤字入敷出的局面,而且使万历时期成为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和他持不同政见的人,也赞誉有加。人称“王学左派”“异端之尤”的李卓吾,由于好友何心隐之死,怀疑是张居正指使地方官所为,因而对他一向怀有偏见。在张居正死后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他出于学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说出了一句极分量的话:“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赞誉他是“宰相之杰”的同时,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杰”,何以会有“身死之辱”?确实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给张居正写的“盖棺论定”珲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确认张居正手揽大政十年,“海内肃清,四夷##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这段话看似官修史书通常史官褒贬笔法,却不乏史家难得的史识,其精髓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八个字。
诚然,张居正确实屡屡“钳制言官”,因为在他看来,要进行改革,必须“谋在于众,而断在于独”。倘使我们说他给人的印象是独断专行,是毫不为过的。这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恐怕一事无成。张居正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必然遭来许多菲议。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手。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由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又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那些反对者统统被严厉地打压了下去。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的官僚丁忧缺席必须辞官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夺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夺情起复”,“在官守制”,依然执掌朝政大权。此举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不配断续身居高位。反对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张居正处境十分尴尬之时,明神宗再三强调“夺情起复”是他的旨意,冯保又与之密切配合,记张居正票拟朱旨,对吴赵艾沈四人实施严厉的廷杖。由此遭来更多的非议,毫无疑问,张居正树敌过多,对于他日后遭到报复不无关系,但这并非他的悲剧的关键所在。
关键在于“威权震主”。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了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一切都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身材颀长美髯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明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们无不大惊失声。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与威权之高可想而知。当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宫(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他是有明一代权力量大的内阁首辅。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他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摄政,代帝执政。如此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部下当然要把他“比于威君严父”,成为他们争相拍马献媚的对象,阿谀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张居正》(2)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颇有僭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显赫排场。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保镖,而且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被人称为“如同斋阁”。它的前半部是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无不设斋醮为祈祷,以表忠心,企求日后获得这位代帝摄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睐。他们纷纷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缭绕的神坛,长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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