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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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