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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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军先头部队越过九龙江后，在南靖西北与坚持敌后斗争的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八支队胜利会师，率队前来会师的是边区纵队参谋主任王汉杰。其时，边纵司令刘永生已率领一、二、七团西去江西会昌，与南下的四野大军会师。在此之前，边纵在闽西的部队已解放了武平、连城、清流、丰顺、龙岩、安溪、永清、漳平等县。会师后，边纵积极配合第十兵团解放了平和、漳浦、云霄、沼安等县城。
闽粤赣边区纵队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长达30余年，到漳厦战役发起时，队伍已发展为2000余人。司令员为刘永生、政委魏金水、副司令员铁坚、副政委朱曼平。与三野会师以后，边纵分别受福建军区和广东军区领导。
边纵司令刘永生，福建上杭人，因长期坚持地下斗争，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在闽粤赣边区，他的大名妇孺皆知，群众给他编了不少故事，而且越传越奇。早在1927年，刘永生就参加了闽西农民运动。1928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参与著名的金砂暴动。之后，他担任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长兼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独立团团长、独立八团团长、永东游击司令员，打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留在闽西南继续坚持斗争，担任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总队长、王涛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粤东游击支队支队长、闽粤赣边总队总队长、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会师以后，刘永生调任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
第十兵团在结束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开始准备实施漳厦战役中更艰巨更关键的第二阶段作战：攻打厦门、金门二岛。
厦门为福建南部的重要军港和商埠，当时人口约17万，靠大陆较近，海峡最窄处约1公里。该岛长13公里，宽11公里，分南北两半部。市区位于南半部的西南岛，岛上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大部分岛岸场可登陆，东岸和北岸登陆较易，并利于向纵深发展。岛上交通便利，铺有网状公路。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那是座风景秀丽的孤屿，岛小崖陡，面积仅有1。09平方公里，距厦门岛约700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1100米。由于四周多是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不多。厦门和鼓浪屿均有一些永久性的要塞工事。在易于登陆的地段，蒋军又新修了一些土木工事，设置了一些障碍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10公里，北距大陆约9公里，分为大小金门两岛，在军事上向来金厦并称，相邻并列，唇齿相依，所以十兵团原计划金厦一起攻取。后因情况变化，才决定先打厦门。关于这些情况后有详述。
据史书记载，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就在名叫鹭屿的海岛上筑塞设防。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为了抵抗倭寇侵扰，江夏侯周德兴奉命在鹭屿建造城堡，命名厦门城，取大陆如华厦，鹭屿即门户，坚守门户保大厦之意。同时，在鹭屿东面的浯州屿筑城，命名金门城，取金汤永固、雄镇海门的意思。从此就称为厦门、金门两岛。明清两代都有重兵驻守，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都在这里战斗过，明末清初，公元1646年，郑成功起兵于浯州、南澳抗清，并于公元1661年，以厦门、金门和漳州部分沿海地带为寨，发战舰数百艘东征，收复台湾。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始终把厦门岛作为重点进攻目标，先后两次进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为大举入侵东南内陆，早在1938年5月就占领厦金两岛，直至被迫投降之时，才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收回。
厦金两岛的重要性，国民党是十分清楚的。当时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说得很清楚：“金厦的得失，对台湾国军进守之势，均有莫大的影响”，“本省（指台湾）应该尽一切的力量，来支援金厦战事，以保全这一个重要的反攻基地。”
蒋介石的确是拼凑了当时所能收罗到的“一切力量”投向金厦。
厦门守敌为汤恩伯集团五十五军全部、一六六师及六十八军从漳州方向逃来的余部，总兵力近3万余人。具体部署是：以装备充足的七十四师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一八一师守东南面；以二十九师1个团和要塞守各总队，六十八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二十九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厦门守军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地从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来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对于厦门，蒋介石一向是看重的。自8月17日他一再下令死守的福州没有几天就被共军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以后，蒋介石就在忧虑厦门的防守问题。早在上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就曾对汤恩伯说过：“台湾为民族复兴的基地，舟山、马祖、金（门）、厦（门）等地至为重要，必要时应增加其守备。”之后，蒋介石一再督促汤恩伯加固厦门的工事，作好固守厦门的计划。
1949年9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汤思伯等：“闽浙诸匪如要攻我海岛根据地，其时期必在每月潮落之时，即阴历初十与二十日之十日间，下月即为阴历八月大潮汛，我军务须特别加紧准备。海空军尤应切实负责，朝夕不断搜索匪船，凡可通海口各内河之上游100海里之内大小船泊，必须彻底肃清，空军更须低空侦察，勿使伪装之船舶所欺惑，以贻误大局。只要沿海与沿河离我前哨岛屿100海里内不使其船只躲藏与集结，则其即无法袭取我海岛；对于其舰船之伪装，尤应特别防制，千万勿忽。如果我舟山群岛与闽厦沿海各岛之基地，万一被偷袭或攻陷，则该区内陆海空军负责之各主官，必以失职误国之罪惩治，决不宽贷也。”
1949年8月，厦门危在旦夕已令蒋介石坐卧不安，然而更令他焦虑的是，在这个危难之际，他的美国主子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且宣称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出去。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为了反对蒋介石一再掣时李宗仁，提前发表了一本在全世界引起反响的白皮书，此书全名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年至1949年时期》。在美国简称为《中国白皮书》，在中国一般称为《美中关系白皮书》。在发表白皮书的同一天，艾奇逊发表了一项题为《美国对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声明，白皮书连同艾奇逊声明的发表，目的就是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作全面的辩护，并为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做舆论准备。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裴的话说：“在中国这场内战中，国务院没有失败，美国没有失败，失败的是别的什么人，我们无能为力，是我们之外的，非我们所能及的一种事物作出的裁决。”白皮书的结论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不是因为美援不足而造成的”，而是咎由自取。蒋经国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在白皮书中美国对中共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向苏联一边，美国将会尊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同时美国也表明，如果中共威胁到美洲安全，美国将不能坐视。
已经摸清了美国脉搏的中共断然对此不予理睬。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予以批驳。毛泽东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白皮书的发表，对蒋介石不啻是雪上加霜，他深怨美国“自断其臂”。他以美国的左膀右臂自居，甘愿为美国的霸权效力，怎奈美国主子嫌他无用，把他一脚踢开。他哀叹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白皮书的发表，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蒋介石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保台湾还要依靠美国，因而他只好采取打落门牙吞下肚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同一日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其实，蒋介石对美国的白皮书一直未曾忘怀。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指责马歇尔和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他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这之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蒋介石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首先是他关心的东南沿海局势越来越糟，共军已发起漳厦战役外围之战，而且进展神速，9月底已抵厦门城下。其次西北战场一败再败，8月26日，解放军消灭了马步芳和马鸿奎的主力部队，解放了兰州。
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不久，新疆省主席鲍尔汉、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于9月26日通电脱离国民党，新疆和平解放。“至此整个大西北军政局面，全部顿告瓦解。”而华中、华南战场更令蒋介石不堪回首。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共军第四野战军长驱直入，直抵华南，广州这个临时国都岌岌可危，这使得桂系首领李宗仁代总统对他痛恨达到极点。
李宗仁怨恨蒋介石不无道理。自蒋介石在内外交困时把一堆烂摊子丢给李宗仁后，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李代总统施政的于扰。和谈问题、江防问题等等都因蒋介石的插手而使李宗仁下不了台。李宗仁深感，只要蒋介石一日不放权，他一日就不能有所作为。南京失守后，为了表示抗议，李代总统决心撤手不管，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不理朝政。当时的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而自己亲自赴穗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策动国民党元老居正、阎锡山、李文范3人随白崇禧赴桂林促驾，并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来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除了出国一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外，从今以后“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问闻”，一切军、政、财权均可由李掌握，一定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
蒋介石的话说得十分诚恳，保证也作得十分郑重，李宗仁不由得再次动心，决定5月7日飞抵广州，去为“党国”作最后5分钟的努力。
对于李宗仁的幼稚，刘斐曾当面讥讽说：“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
果然李宗仁赴穗主政后，蒋介石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在马公岛遥控军政大权。更有甚者，7月1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随员抵达广州，命令政府成立一个超宪法机构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的愿望很快实现。16日，“非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亲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此时蒋介石已由幕后走向台前，再次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之后，他就积极策划牺牲华南确保东南的阴谋。
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和险恶的用心，桂系和粤系的许多重要人物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纷纷要求李宗仁扣留蒋介石。其中呼吁最激烈的当属张发奎。
张发奎作为粤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