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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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管仪式上，陈毅的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感动了留在上海资源委员会的全体科技人员的心。
陈毅说：“我这次南下，毛泽东同志特别关照我要来看望你们。毛主席很重视资源委员会这个机构。我们共产党对国民党原来各单位的接管是有所区别的。对于国民党的一般党政军机关，必须摧毁其机构，主要人员一概不要，中下级人员分别量才录用。至于资源委员会，建设人员（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人员）和工人很多，我们共产党很重视，目前全国解放在望，军事阶段即将结束，我国将进入建设时期。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建设事业要靠技术人员的合作，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人民服务。以往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鄙视政治，或者抱所谓“超然态度”，那是不对的。因为建设的成果，必须视政治领导是否正确。以往的建设成果，为反动政府利用，技术人员不能发挥所长。今天你们解放了，今后是为人民服务了。你们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共产党最尊重科学，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叫做科学社会主义。希望大家今后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改造世界观，为新中国的建设多作贡献。”
散会后，陈毅又特地与吴兆洪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陈毅仔细地询问了孙越崎、翁文灏的情况，表示共产党谅解孙、翁，欢迎他们尽快回国，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
对于新政府来说，除了接管，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毛森临逃跑前，除了大开杀戒，杀了大批民主人士、地下党员外，就是安排大批特务分子潜伏下来。在上海他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6万余人，到处搞破坏活动。
国民党军几万人的散兵游勇，像无头苍蝇整天在市区乱钻、抢劫、敲诈，无恶不作。
大批地痞流氓，冒充地下党组织，到处和共产党抢着接管。美国人又向青岛派兵，上海地区的戒备需要加强。
汇集在上海的几十万大军需要尽快分散，明确任务和去向，以便减轻上海本已十分严重的粮食供应负担。
经济问题也十分突出：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仅够全市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工一个月；燃煤至多只够烧7天！解放前夕本已处于半解体状态的上海工业，因资本家大批逃走，更加萧条，失业人数激增；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只能拿到本厂卖不掉的产品。还有大量的难民、乞丐、小偷、惯匪、妓女等。真是千头万绪，陈毅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5月29日，陈毅找来了淞沪警备区司令郭化若，指出：上海的地下党只有人民保安队，不搞接管，凡是伸手搞接管的统统抓起来审查；对于散兵游勇，可以让干部战士带着才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兵去收容，他们认得准，叫得应；对于那些流氓，要找头子，每一个区，每一个地段都有流氓头子的，调查清楚，出了事找他们；至于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恶霸分子，先配合公安部门，在上海迅速地作一次调查，搞一个名单，完抓一批，不抓不行；为了维护治安，可以把军队拉出来，三五十步设一个岗哨，包括便衣哨，再加巡逻队，大街小巷，哨哨相望。
对于新政府来说，头等重要的是尽快恢复上海的生产和经济生活。6月2日，陈毅赴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出席了“产业界人士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是上海最大最有名的90余名资本家。其中有占有上海私营纺织业中最大户头的荣氏企业的代表荣毅仁；有国民党原招商局局长、拥有煤矿、水泥、码头、毛纺厂，本人已被国民党押逼到香港的大企业家刘鸿生的4个儿子，除了老六刘公诚是地下党员之外，其余三兄弟都毕业于英、美名牌大学；有在纺织业荣、郭、刘三大巨头中排位第三、刚摆脱国民党监视、4月15日从香港回来的刘靖基。这些资本家，自接到陈毅等署名请他们出席座谈会的大红请柬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他们不知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有产”阶层、共产党会不会摆一场“鸿门宴”，像国民党惯常的手法一样，逼他们交出巨款？或者干脆把企业没收？
下午2时，陈毅准时到达，顿时全场寂然。这天的陈毅布衣布鞋，在这群西装革履的实业家人物面前显得从容、随和、自信。在会场一端主位上落了座后，陈毅微笑地发了言：“工商界的朋友们，先向诸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毅，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长。我们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还有顾虑，还有些怕，其实没什么可怕的。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几分。接着，陈毅又说：“现在，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我看敲锣打鼓庆祝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生产来，让我们井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听到这儿，所有资本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私人企业不但不没收，共产党还要帮资本家发展生产，他们不觉又惊又喜。
陈毅又风趣他说：“我听说了，你们中间还有不少人是准备走的。要走我们也不强留，但以后后悔了，要回来，我们仍是欢迎的！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共产党搞经济缺乏信心，抱着‘等着瞧’的态度看着我们，但我们共产党从不怕困难，我们可以从头学起，我们相信一定能治理好上海。”说到这儿，陈毅的话锋一转：“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中间有少数人是要反对我们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斗争准备的，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
陈毅的一席话，有“礼”有“兵”。会后，许多资本家心中有了一点“底”，共产党对资本家不但开绿灯，而且答应加点“油”。特别是陈毅，率直坦荡，开诚相见，使这些资本家头一次见识了与国民党政客阴险诡诈截然不同的共产党人。会后，荣毅仁回到家，一进门，就对满屋子焦急等待消息的家人兄弟以及各厂厂长大声说：“明天开工，明天就开工！”
人民政府刚一成立，又面临另一严重的挑战，如何让人民币在上海站住脚跟，成了考验新政府能力的又一重大难题。
早在丹阳时，接管干部就曾针对如何处理伪金圆券发生过争论。有的认为：“金圆券是国民党滥印发的，不值一张草纸，收兑的工作量太大，干脆作废。”有的则反对：“金圆券已经发到了人民手里，一旦作废，人民要受损失。”有的则叹息：“国民党作的孽，干嘛要我们负责？”曾山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应该负责。1948年国民党搞市制改革，强迫市民交兑黄金、白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收兑了，黄金、白银给国民党收走了，留在上海市民、工人、职员手中的只有金圆券，我们不负责任，还算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在曾山的领导下，财委起草了一份用人民币收兑金圆券的报告，得到了华东局的同意。同时财委还提出：为避免市场发生混乱，在正式收兑金圆券之前，入城部队一律暂不用人民币，急需物品，由贸易处代理部办理。
5月30日，市军管会公布了1比10万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人民银行委托金市120家行庄同时开始收兑。起初规定只收兑票面10万以上的金圆券，后来知道有不少车夫、小贩等人还握有5万元的小票子，也要求兑换。虽然当时5万元票面的金圆券，只值人民币5角钱，但曾山立刻主张收兑，他报告陈毅，陈毅当即批准。消息一公布，围在银行门口的群众热烈鼓起掌来。市民们害怕金圆券就像害怕瘟疫一样，收兑金圆券工作进行十分顺利。
可是没有过几天，人民币的生存却遭到了严重的威胁。财委发现：人民银行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又全部回到银行来了。老百姓吃够了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的苦，见了钞票就怕。他们只相信银元、黄金、美钞和实物，只要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调换银元。资本家则相信“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只要能吃进金钞银元，日用必需品，物价涨一回他们就赚一回。在这种情形之下，银元贩子们乘机捣乱，哄抬银价，结果人民币币值直线下滑。进上海时，曾山曾估计100元人民币可以换一块银价。可是没过几天，6月2日，银价已涨到660元人民币一块。
到了4日早晨，银价已涨到1400元。如果不刹住这股狂涨之风，不要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挤出上海。
已有资本家在预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可进不了上海。更有甚者，银价涨，百物涨，人心惶惶，人们见东西就抢购，商人更是大囤大积。米、煤、油、布批发出去，很快就被吸得一空而尽。
面对严峻的挑战，6月4日，陈毅在市府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待银元投机？
曾山首先介绍了情况，然后说：“如果再不把银元涨风刹住，再运多少物资到上海来也没有用。上海占全国贸易额一半，现在，全国陆续解放，进入上海的社会游资特别多，再往里抛多少物资也不行。上海市场一乱，立即会影响全国。天津、北平和其他各大城市、中小城市的银价物价也会紧跟着暴涨。最近，上海周围几个省每天都有电报来催问：解放才几天，上海的人民币跌得这么快，叫我们怎么稳定市场？
会议讨论的结果，决定“先礼而后兵”，行政措施、经济措施一起上。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了10万块银元，看看能否使银元价格回跌。结果杯水车薪，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银价依旧上涨，投机活动依然猖獗。
同日，上海市各家报刊、公私电台、影院剧场，发动了一场“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成千的工人、学生在街上贴标语，说快板，演出活报剧，有的还当面质问和劝说银元贩子停止活动，声势不能说不大，但投机买卖仍在公开和暗地进行。
在大会上，陈毅一次又一次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
“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银元涨，米价涨，百物都要涨，这样下去上海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就会要求我这个当市长的采取断然措施！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如果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不要讲我没有警告过你们。”
可是投机者根本不听。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几个“土包子”能拿得出什么绝招。6月7日，银价已涨到了1800元。看来，这场“银市之战”非“升级”不可了，不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的国家机器是不行了。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参加了。会上，陈毅指出：目前这场“银币之战”已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把主要投机者一网打尽，主要是要取缔操纵银元金钞的大本营证券大楼。这几天，我们已派人多次化装进入证券大楼，将上下内外各条通道和各种可能的逃路都检查清楚了，已拟好了一个周密详尽的方案，抓住这批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但麻烦的是：这批投机奸商多年来与一些民族资本家甚至与某些知名人士有交往，或沾亲带故。我们一旦采取强制行动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波动？到底对这批人是办还是不办？
最后，一向以办事果敢利落著称的邓小平拍了板，他爽快地说：“我觉得还是干掉它。有人要喊冤枉，不管它，谁个叫他违法投机？自食其果。共产党不能什么都宽大，否则还以为我们被几个投机者商人吓住了。我们自己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它！”
作出决定后，陈毅又用电话报告了中央。12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5路出动，突然包围并严密封锁了整座证券大楼，并宣布：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楼内2000多人，立即愣住了。经过两天一夜逐个盘查后，先后释放了1863人，最后扣押了250名主犯。
给投机好商当头一棒的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两省，震动了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
共产党的这一仗打得十分干净漂亮。31年后，一位工商界人士谈起这一事作时说：“就从查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