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野史-第12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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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张文襄兴办路政
南皮于铁路之利益，知之甚早。任两广总督时，曾上封奏，谓各国兴办路政，其初皆先筑干路，公之铁路政策，即根据于此。彼知铁路展至通州，与军略有碍力，主自汉口筑至芦沟桥之议，旋奉旨依允，迁擢湖广总督，并谕即行开工。公又知如此巨工，断非中国工程司所能胜任，乃创设汉阳铁厂，以为制造铁轨之预备。迨中日战后，公益研究战务，知干路之设，与军务事上大有关系，且为南北交通之关键。即于一八九五年，重申旧议，并将线稍行扩张，一面具摺奏请设立公司，招集股本，管理之权，悉操自华人之手。并力拒借用洋债，深望能募集于中国人，不意应者寥寥，不得已仍借用外款。一九零五年之夏，向香港政府商定借款英金一百三十五万磅，以两湖及广东之鸦片税为抵。其经营路政之成效，吾人业已耳熟能详，固毋庸记者赘述也。
公虽为旧学界之英杰，而能晓然于西学之利益，虽天性笃信中国之旧学，而能提倡国民之教育，是其见识诚非他人所及也。朝廷蓄志改革，调公入京，公乃于此时入军机，兼任大学士。当时朝中僚佐，似与不和，加以与声势赫赫之某宫保互相对峙，张相大有为其压服之势。迨孝钦显皇后驾崩，今上御极，摄政王正资倚畀，将以公为中国之长城。不意遽为二竖所困，竟不能于近今国事之上，展其未尽之才。而铁路借款之争端，复苦其心志，垂暮逢此，乌能自支哉？要之张相国实为一大政治家，惟不免稍形固执耳。
第九节 张文襄之勋业
中法缔和，时公已补粤督，乃建广、潮、钦、廉、琼州等处沿海炮台，又遣将平琼州黎乱，议开辟尼母山十字大路，惜功未成而罢。复于其间，建银圆局、铸钱局，中国之有银圆者，自公启之。又于广州设广雅书院，延朱御史一新主讲。而复增广粤中海军，以此入不敷出，不获已乃收赌税，于是赌之害粤，遂贻留以到今矣。或者为澳门以收赌税，市面日形发达，自广州开赌禁，而澳门遂衰落，公之主张赌税，即以暗制澳门之故，兹姑存其说，然究未可以为公宽责备也。戊子移督湖广，睹内政之荒废，乃悟李文忠所为之不谬，遂复与李交好。由是以讫戊戌，天下咸以公为言新之魁杰。方公抵湖广也，首创芦汉铁路之议，其时醇贤亲王，与公往复电商十余次，虑黄河中梗为难，公议建铁桥以济。又请开晋矿，醇王伟公任事迈往，其复电有云“纵使志大功迂，成功与否难预必，然存此精卫远大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肠”云云。会是时有诏以铁路事下廷臣议，旋由王大臣复奏请缓办芦汉，先开奉吉，盖彼时笃旧之习尚胜故也。及甲午战役，朝野始悔不早用公言，乃计日程功，以修芦汉，迟之又久而后成焉。公睹外患日急，物质文明缺乏，不足以济巨变，乃奏开大冶铁矿，设汉阳铁政局、枪炮局、织布局，其余织麻、银圆各局，咸由官设立，以图自强计，官款不足则借外债以济之。又于其间修荆州大堤，复汉魏之障，民田永赖者数百万顷。更建两湖书院，以兴国学建自强书院，以开新学。甲午东祸作，方萌蘖时，公即密陈海防策，且主率师船，疾捣日本三岛。主者复不能用，公乃日孜孜督造枪炮，不足，则借款外购。其后各路防军，多于公取济。
是岁十月，刘忠诚督师出关，廷命公署南洋大臣，公闻命即行，于十六日莅任，越日即周巡江阴、狼山、吴淞、崇滧、川沙、大台、海防，复力筹济北军。时公府物力不给，乃奏加盐引、米厘以济急。又请以冯子才帮办南洋防务，以彭楚汉署长江水师提督，冯、彭皆宿将之投闲者，然威望素重，至是为公民，民心以固，沿江会匪不敢动。马关议和割畀舍那，畀敌，其民不服，起戴巡抚唐景崧，图自立。公急赞助之，密输饷银数十万，并潜输军火相助。唐景崧者，固公弟子，公欲唐能保台，抒海内忠义之气，则飞电以规之曰“君为国尽忠，吾可为君尽孝，勿以老母为念。”盖当台民发难，公即密迎唐母至江宁，赡养备至，欲以纾其内顾忧也。及唐不能保台，舍军而逃，并干没军饷数百万，公由此薄其为人，终身不与通焉。是时旧军挠败，国内空虚，公乃募德将来春石泰练自强军，改良军制，以钱德培、沈敦和等绾其事，由是中国始有新军。复于其间辟江宁城内马路，排百难而为之，群力阻公，公皆径行不顾。又议修复金山文淙阁，招四方名贤为强学会，以去任中止。
丙申正月，公复回湖广任，旋奉诏与北洋大臣规画芦汉铁路。盖中国兴事赴公之顷，往往败于浮议，及事机已失，众心始觉，观此重可概也。公既返湖广，知人心僿陋，无以应世变，乃遣才俊赴日本留学。日本之有留学生，亦自公发之。当时国势至岌，外则有瓜分之议，内则群不逞之徒觊觎窃发。海内维新之士，知旧习之不适，始出而竞言变法。南海康氏出，立“强学会”，逞言词、鼓动机以求维新，复有《时务报》出现，为开新之祖，公实力助其成。当此之时，海内人士，殆皆以公为托命之原，而公亦广厦宏开，延揽多士，以缔造新国自许，日夕谋兴革矣。
第十节 张文襄历任封疆
呜呼！南皮相国逝矣，蒙优旨，谥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四十年来之事业功名，今而后得盖棺以论定矣。综其毕生之扬历，回翔馆阁，珥笔精华。迨其后而出任封疆，人赞枢垣，政绩之脍炙人口者，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之风气，而不为风气所转移。誉之者则曰讲尔新旧，立宪元勋；毁之者则曰骑墙中立，无性执拗。然窃尝平心论之，毁者庸或过情，即誉之者亦未尽得其真。天生文襄，为德宗也，先德宗而兴，后德宗而死。凡德宗三十四年之事实，磊落轩天地，危疑亘古今，而文襄张公，实惟有以辅之翼之，疏之附之，患难与共，而左右朝局也。继湘淮诸勋臣之后，声施烂然，超出于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之上，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方德宗嗣位之年，正文襄张公声誉踔起之日，抵击权贵，声震一时，有清流六君子之目，而文襄实冠其曹。尤难者，吴可读以一死位请懿旨，预定他大统之归，廷臣奉旨，阐明圣意，内阁集议，各执一说以上闻，类皆模糊影响之谈，文襄独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懿旨，以吴可读谓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当虑者而尚或未及深虑。海内士夫读之，始景然于经术之可以黼黻文治也，几疑高邮王文肃、金匮秦交恭诸大儒复生今日，而翕然以湛深经术目之，谓足以继曾文正遵议大礼一疏之后。自是以来，京朝风气丕然一变。士大夫始知朴实之可宝，一扫咸同以来拘虚空疏之习。此文襄之学问，有以牢笼于一世，而卓然开风气之先者也。若沾沾以平反东乡冤狱归美文襄，此其浅焉者矣。
洎以领节钺，镇封疆，三晋为其发迹之地。承丁戊大祲之后，锐意以辑流亡，振吏治为事，截抵摊捐也，办理清查也，抵补铁价也，禁止水礼也。他若大修太行官道，奏减五路差徭，凡足以苏民生之疾困者，无不惟日孜孜，与民更始。见之者以为林文忠之抚吴，潘敏惠之抚皖，不是过也。而其烛照利弊，能先天下而痛除毒害者，则犹在于严禁境内栽种罂粟。使朝廷诚于此时，著为令甲，颁行天下，其流毒何至如此之烈！尤足以动人之悲思者。俄而擢任两厂，迁移两湖，即又毅然以开通风气为天下先。请两广铁禁，试造浅水兵轮，筹设华侨领事，创办水陆师各学堂，奏开汉阳铁厂，创办机器纱织局，兴办京汉、川汉铁路，赎回粤汉铁路，争议澳门界约，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噤声，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纡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干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第十一节 张文襄征调入京
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国民之觖望，政府之失援，庸讵初料所及耶？监国为大势所迫，将起用袁世凯，使张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议。当一九零七年七月，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首调张大臣入京，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征调人京。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然两大臣行事，虽偶有微异，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近者新主即位，张大臣迭经选调，舍总理路政各务外，稍见失意。至其对于粤汉债款一事，以张大臣一生正直之人，而忽前后矛盾若是，似可毋庸深底。顾就张大臣督办铁路以来，观其所行各事，张大臣固极知中国路政亟应发达，第因国人不肯出资助之，遂不能竟其硕画耳。
张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然于极易达此主义之时，而竟不出此，则此言亦殊难信。试观中日之战，上海之中立，能安然无动者，固伊谁之功也？汉口海关十年总报告册曾谓一千九百年，北方拳匪之祸，至今印人人心。寓海外人，时为惴惴然，皆颂感谢鄂督张之洞出其毅力禁遏排外之举，以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云云。然则张之洞亦何尝排外哉？张公之洞一生最盛之勋望，系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零三年出督湖广之际。此数年中所成之巨业，如汉阳铁厂为京汉铁路制造铁轨，湖北纱织局之挽回利权，以及振兴该省各项商务，皆无可以訾议之处。而设立造币局一举，尤未可轻忽视之。惟论理财问题，则张大臣未见出色，彼仅知纸币可以济财政之窘迫，而不顾道理之合否。观其与德国公司所结之合同，足见张大臣于钱价之贱，为中国最易中毒一层，固识力之未逮也。
张公之洞之政才，已纵论如前。尚有一最大之美德，今日政界之各员所不能望其项背者，则廉洁是也。彼曾历居要任，不患不能积财，然乃一介不取，恐身后仍不免济贫而已。闻彼在武昌时，曾因需款孔亟，出其珍品付诸质库。且张大臣学问，颇占声誉，著作甚富，今日选为今上将来之师傅。要之张之洞实为一机敏难测之人物，为中国旧世界之政才。其思想随时变动，今当朝政紊乱之时，正可展其长才，而忽出世以去。吾人对此，惟有一言可以抒钦佩之忱曰“公何不迟生五十年耶？”
第十二节 张文襄之政绩
戊戌之初，朝廷改革已见萌蘖。其时康有为复设保国会于京师，未几即被御史劾散。今学部侍郎严修方，为贵州学政，奏请开经济特科，以求得人应变，朝议从之。公遂保举知名之士三十余人，康之弟子梁启超与焉。其后康复疏言国危，工部堂官不为达。给事中高燮曾乃上章荐之。故相翁同龢，复面保康才可大用。徐致靖复力保之。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人都，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公闻召行抵上海，翁同龢诸公谓不可恃。值湖北有小教案出，遂有廷命，命公还任。
公既窥见朝端水火，新旧之隙侵深，遂变节而有阿附容身之举。
盖以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方有变法之诏，而二十七日即有朱逾，令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日复降旨，令在廷臣工及文武大员补缺受赏，必诣皇太后前谢恩，或具折，又以荣禄为北洋总督，皆四月二十七日事之捖兵权。公盖逆知变法无成，而大祸将作，故遂不得不急求自保矣。及政变后旧党之焰，如鼎镬之逼人，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或杀或逐，天昏地暗。或谓公因自保，故实与其事。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大肆衍播，以为改制度，而公则为《劝学篇》以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