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年志(10卷选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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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启迪未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十年实践，书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重温和研究这十年的历史，总结和汲取这十年的经验，对香港的发展、国家的进步、民族的振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香港回归十年志》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我们相信，有“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坚强保障，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特区政府的强政励治，有700万勤劳、智慧、富于创造精神的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有十年探索打下的坚实基础，香港一定会谱写出更新、更美的历史篇章！
文/陶存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香港回归，洗雪国耻，百年梦圆，来之不易。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我国当代史上光辉的一页，更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成功典范。
一、香港问题的由来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它地处中国大陆南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老牌殖民主义英国早就垂涎香港，把它视为向中国扩张的理想桥头堡。它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先后强占了香港、九龙（半岛前端）和强行租借新界九十九年。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发生革命以后，新政府可以不承认原来被推翻的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以后，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是当时的中国国力薄弱，长期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而且战乱不止，没有能力通过与列强谈判要回自己的领土。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尽管我们可以收回香港，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加之又面临抗美援朝战争和美国封锁的严峻形势，暂时不收回香港比收回有利。后来，新中国又长期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敌视中国的局面，需要香港这个自由港发挥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窗口和桥梁作用。所以，毛泽东主席于1959年针对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曾说过，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1960年，中共中央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中国政府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即：对于香港澳门这类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这时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很大变化。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的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根据中国表明的立场，联合国第二十七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把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的建议，为中国收回香港澳门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1997年的日趋接近，新界租期面临届满，香港的前途也逐渐成为各方注意的焦点。
1980年元旦刚过，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其中，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回香港与澳门。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我们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是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英国也十分清楚，新界约占香港地区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二，在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香港岛和九龙区离开新界根本不可能独立生存，但租约期满必须归还，却又不甘心。特别是英国1982年打胜了马岛战争，更认为有了向中国提高要价的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是一场斗争复杂的艰难的政治较量。
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历程
从1979年起，英国不断派员前来中国，想摸清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底牌。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麦理浩首先投石问路，要求中国领导人同意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并把新界地契原来的年限规定（1997年6月27日）改为本地契在英国管治此地区期间内有效，借以达到模糊“九七”大限的目的。邓小平面告麦理浩，无论用什么措辞，延长地契年期，都必须避免涉及英国管治问题。接着英方又派遣高层人士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毕力嘉、副外交大臣艾坚斯等访华，进一步摸底。1982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受撒切尔夫人的重托到中国来见邓小平，明确提出希望知道中国对香港的态度。邓小平给他的回答是，无论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经济现状会维持不变，投资者大可放心。邓小平的话很含蓄，但是已经把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表述得很清楚，这就是香港必须收回。至于在经济上，可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希思进一步问道：现在谈判是否有失仓促呢？邓小平回答说，不，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有逐步好转的国际关系，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拉开序幕，到1984年12月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经历了两个阶段，终于按照邓小平限定的两年期限内圆满完成。
这次历史性的谈判，过程曲折，充满了激烈的交锋与较量。
（一）主权不容谈判，粉碎英国以治权换主权的图谋
谈判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谈判的基础。中方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以此作为基础，同英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及政权交接的技术性问题。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却打出两张牌。一是坚持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有效论，并威胁说，假如现在就对香港治权做出重大改变，则港人信心大失，香港繁荣不保。二是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统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这两张牌，前者为虚，后者为实。她知道要想保住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她之所以要坚持三个条约依然有效，不过是想以此压中国让步，同意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玩弄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的把戏。
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告诉她，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二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管理香港；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十五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构成中方对香港问题的立场。邓小平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要收回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他说，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治下才能实现。邓小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会制定收回香港后实行的、能为香港人民和在香港的其它投资者首先是英国所接受的政策。
撒切尔夫人不怀善意地问：要是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呢？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告诉她，中国政府在做出要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已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会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按照既定方针，为妥善解决香港问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即“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为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认真听取香港各方面人士意见，拟订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即“十二条”，准备作为第二阶段谈判的基础，或者在必要时单独公布。
英方在获悉这些情况后，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终于露出了妥协之态，致函中国总理，表示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4月，中方复函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中英第一阶段谈判结束。
（二）英方打出“经济牌”、“民意牌”，企图制造混乱，迫使中方让步
中英第二阶段谈判从1983年7月开始，历时14个月。两国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共举行了22轮正式会谈和多次非正式接触。会谈大体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主要议程是1997年后的安排。英方采取主权和治权分离的谈判策略，力谋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大体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他们抛出所谓“主权属中、治权属英”，实质上是否定中国的主权，以一项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旧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指包括恢复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一个架空的名义上的主权。由于英方坚持其“主权和治权分离”的立场，使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会谈前景不明，香港人心浮动，港元汇率及股市急速下滑。英国政府与港英当局不仅不采取措施稳定局面，反而推波助澜，借机大打“经济牌”，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就是所谓的“九月风暴”。香港各界人士及舆论界对英国企图以“经济牌”压中国让步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市民举行集会示威，要求港英当局尽快采取措施稳定局势。眼见“经济牌”再打下去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港英当局不得不宣布实行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同时取消港元的存款利息税。英方打出的“经济牌”以失败而告终。
从谈判开始英方就玩弄所谓“三脚凳”的把戏，企图把港英当局的官员拉进谈判中来，使中英两国间的谈判变成中英港三方，获取二比一的优势，以达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这一企图被挫败后，他们又煽动港人先后到伦敦和北京“为民请命”，利用香港媒体鼓吹保持英国在香港治权符合“民意”，向中方施加压力。后又以“完全自治”来篡改中方提出的“高度自治”，以谋把资本主义的香港与社会主义的内地“隔离”和“绝缘”，以便在英方的影响下为所欲为。这一图谋在中方义正词严的坚决反对下也没有能够得逞。英方的“民意牌”也宣告破产。
打“经济牌”和“民意牌”都未能得逞后，撒切尔夫人终于不得不在1983年10月14日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双方可以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英方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立场，会谈有所进展。
（三）在驻军和设立“联合联络小组”问题上激烈交锋
从1983年12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进入第三阶段，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尽管英方明确承诺过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建议，但在讨论中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例如，英方一再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并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它国家驻港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将未来香港特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成员；英方还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并要中方承诺在1997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的结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做出的改变。英方上述主张的实质，是要把未来香港变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中方理所当然地坚决抵制，未予采纳。
在驻军问题上，英方虽然同意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但认为只有当香港受到外来侵略的临时和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有驻军的实际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