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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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初，毛泽东主席从杨家岭搬到延安北郊的枣园。一天下午，中央教导队正在离毛泽东住处不远的一个山坡下的操场内开生产动员大会，进一步动员如何搞好生产的问题。忽然，毛泽东从他住的窑洞里向部队走来。中央教导队的指战员们立即站了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走到部队面前，笑着问：“你们是开生产动员大会？”教导队队长吴烈回答说：“是。”然后，吴烈又对着部队说：“同志们，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主席给大家作指示。”
毛泽东为大生产运动题字毛泽东叉着腰站在前面就说开了，他说：“这个会开得好嘛！蒋介石反动派想困死、饿死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又望着两旁的山坡，用手指着说：“山上的土地很多，我们可以开荒种地，生产粮食。种地也要讲究科学技术，要深耕细作，勤锄草，才能多收粮，一籽下地，万籽归仓嘛。还可以搞点副业生产，猪、羊、鸡、鸭都可以养一些。种瓜、种菜、办工厂，解决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
毛泽东的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央教导队指战员们的生产热情。
随后，中央教导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给各个连队划分了开荒的区域，规定了生产任务，并着手筹办副业生产。指战员们除了站岗、放哨和执行任务外，其余的同志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扛起镢头、铁锹，上到山冈，开荒种粮。
毛泽东看到中央教导队每天轮流上山开荒，也萌生了种粮的想法。一天，毛泽东对吴烈说：“你们在附近给我分一块地，我也好开荒种粮种菜。”吴烈说：“主席工作很忙，就不要开荒种地了。”毛泽东主席说：“搞生产运动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大家一样，自己动手，参加生产劳动。”中央教导队只好在毛泽东住地枣园南面不远的地方给他找了一块地。
每次中央教导队的指战员们看到毛泽东挖地，怕他累着了，就急忙拿起镢头帮着挖。毛泽东诙谐地对队员们说：“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挖的了。”队员们还帮助周恩来副主席等首长生产。周副主席对队员们说：“你们要站岗放哨，开荒种地，很辛苦，地里的活就不要帮我干了，我也要参加生产劳动，为克服困难出点力，尽点义务。”朱总司令也总是笑着对队员们说：“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是我应尽的义务。”
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使中央教导队的指战员们深受教育。
中央教导队扩编为中央教导大队
随着党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央教导队的警卫任务越来越重。为了进一步承接警卫中央的任务和适应加强保卫党中央的工作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扩大部队的实力。1939年6月1日，中央教导队奉命改编为中央教导大队。吴烈任大队长，萧前任大队政委。同时成立了大队部，7月12日，把在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学习的张廷桢调来任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部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区队。在这支队伍中有几个人后来都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原教导队编为一中队，中队长由建国后成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刘辉山担任；7月1日从中央工校调来工人出身的同志103人，编为第三中队，后改为训练队，队长由后来当上中央警卫团团长的1939年6月，。图为成立时部分战士合影张耀祠担任。此外还成立了骑兵区队，队长古远兴，也是一位人们所熟知的人物。
张耀祠，1916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国家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央纵队第二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副局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部队扩编了，因而警卫任务也就加重了。中央教导大队成立后，经过短期训练，都陆续地承接和担负了警卫任务。此时，一中队仍在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内卫任务，并于1939年10月接替了原由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书记处的外围警戒，12月又接替了中央组织部的警卫任务。二中队在成立后不久，就立即赶赴杨家岭与军委警卫营一道担负警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任务。骑兵区队则担负了短距离的迎接、护送首长的任务和防区的巡逻任务。
金锁关战斗（1）
金锁关是建在华山三峰口的一座城楼般石拱门，是经五云峰通往东西南峰的咽喉要道，锁关则无路可通。杜甫《望岳》诗中“箭栝通天有一门”指的就是这里。道家认为，华岳为仙乡神府，只有过了通天门，才算进入仙境。所以有“过了金锁关，另是一重天”的民谣。
关门城楼始建于唐，明末道士胡真海进行了大的改建和修葺。康熙十八年道士阳隐重修。民国三十四年道士袁高善重修。1955年道士韩法升重修。由于天灾人祸，原建筑毁废仅存残迹。1985年人民政府重筑关门，形制规模皆佳于前。
金锁关北接五云峰，南控华山主峰，东西两侧壑深千丈，关前仅有一米宽的台阶石径。环周古松苍翠，奇石林立，常有祥云环绕，风光非常旖旎。站关前，北可观锦鸡守玉函奇石，西能望老虎口景观。关内关外登山路两侧铁索上情侣锁、平安锁，重重叠叠，红绳彩线迎风摇曳，不失为关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央教导大队不负众望，在完成首长警卫和防区的巡逻任务外，还完成了中央首长外出的护送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中，警卫战士表现出了忠诚、勇敢、机智和热爱首长的高贵品质。
1939年6月下旬，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教导大队就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政委萧前率领12人赴西安办事处，接护林伯渠同志返回延安。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澧临人，1886年3月20日生。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此行共乘四辆卡车，由三个战士乘第一辆车在前面检查道路，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其余九名同志和萧前政委随林伯渠同志乘后面三辆车。当第一辆车行至金锁关时，突然遭到30名武装匪徒的袭击。车上的战士立即与他们展开了短距离的战斗。后面三辆卡车听到枪声后，也急速赶到，加入战斗。当时，虽然敌众我寡，但经全体同志的英勇奋战，终将敌人击退，保卫了林伯渠同志的安全，文件、物资也安全地运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中央教导大队对此事进行了表扬。中央书记处张闻天还亲临大队会场讲话，表扬战士们在金锁关战斗中勇敢护卫首长及重要文件、物资的精神。
不仅如此，中央教导大队还先后选调了业务水平较高、警卫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西安、兰州、武汉、桂林、秋林等地，担负警卫八路军办事处的任务。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边区举行武装进攻。在边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中，中央军委警卫营曾奉命抽三、四连各一部，到甘泉构筑工事，布置边防警戒，防止洛川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随后，又由副营长伍德安带领三、四连到延安东北的姚子店构筑战壕，布置警戒，防止敌何劭南部的进攻。并由李连富带领一个连到劳山担任护路警戒，保证了中央首长顺利地通过劳山。同时，为了保证完成上述任务和首长的安全，部分调整了首长住地警戒。1939年10月、12月，三连先后将蓝家坪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的全部警卫任务交给了中央教导大队，而将三连调到杨家岭接替二连所担负的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的任务，将二连由杨家岭调至王家坪保卫军委机关。三连于九月份到杨家岭后，直至1941年11月为止，于毛泽东门口、窑顶、附近路口等地共设八个固定哨位。
与此同时，为防止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犯，中央教导大队奉命抽出部分连队在延安以南的甘泉县修筑工事，部署警戒。随后，中央教导大队又在延安以东的姚子店构筑战壕，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中央教导大队还先后派出一个班到两个班至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周恩来副主席、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护送刘少奇、徐海东、张云逸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新四军工作。途中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同时，中央教导大队还挑选了一批政治思想好，有些文化基础，具有一定作战、警卫经验和业务水平较高的同志，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武汉、桂林、兰州、南京、重庆等地，担任八路军办事处的警卫任务。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还选派了随身警卫。1940年底，中央教导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莫异明带一个排，担负护送中央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到华东新四军去工作。由于干部战士对工作认真负责，保证了这些同志途中的安全，完成了护送任务。1941年1月，刘少奇、张云逸等同志，由延安经西安办事处到苏北新四军工作，大队长吴烈带领两个班乘四辆卡车护送他们安全到达西安办事处。
“好好学习”
为保证警卫任务的完成，在部队扩编后，于1939年9月，大队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其中心任务是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严格党的生活，增强党的团结，进一步发挥党员的作用，以保证警卫任务的完成。会议通过了党的工作计划。
中央教导大队的领导们认识到，扩编后虽然部队是巩固的，并胜利地完成了警卫、生产任务，但是还存在和发生着许多新的问题。
由于中央十分重视这支部队的建设，由于保卫中央的任务要求部队在组织上必须绝对纯洁和政治上必须可靠，因而从各单位调来的干部、战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工农出身的同志，其中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是党员，并有一部分是经过一定的实际斗争的考验，有的打过战，有的担负过警卫任务，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敌人做过斗争。
这些都说明了中央教导大队的政治质量是相当高的，是足以担负保卫中央的光荣任务的。但是保卫中央的任务不但要求部队组织上纯洁，还要求部队永远保持思想上的纯洁，要求十分重视思想工作和党的建设，要求部队具有严格的纪律，否则是不可能完成保卫中央的任务的。甚至几十年以来，这支部队都坚持这一条原则而毫不动摇。
而在扩编后，部队思想上、纪律上所存在的问题，是与警卫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这就是由于部队成员来自不同单位，思想水平不一，对警卫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在扩编初期，部队思想上是不够稳定的。从中央工校调来的工人出身的部分同志，希望继续上学，不安心于警卫工作，错误地认为“好人不当兵”，扛枪、站岗没有前途。特别是在某些干部中，还存在着军阀主义作风，战士中存在着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和纪律松弛的倾向。同时，部队中有些同志，由于对时局形势和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因而存在着只要阶级斗争，不要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于国共合作表现不满，而部队所担负的警卫中央的任务和护送首长往返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正要求干部、战士要有明确的政策观念。
以上这些随着时局演变和部队扩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