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如此清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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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听人说，他对别人说他女儿的眼光像警察那样，锐利得让他胆寒，他在那一刻的感觉竟然是怕了她。
尽管他会怕她，但她还是要接受她是他的孩子，她是一个靠偷来的钱养大的孩子的事实。十四岁的她已经被这样的事实压了很多年了，她觉得自己要垮掉了。她想应该对他们做一次劝说，劝他们改变一种生活，过一种像普通劳动者那样的生活。
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她不知道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是他们长大了的女儿，还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他们家所有的人，都各顾各地做着自己的事，除了血缘的联系，除了吃饭睡觉在一个小楼里之外，其余的时间他们互不相干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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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的对头
红灰的外婆来了，那天她放学回来看见一个穿着蓝布罩衫的半老女人坐在她奶奶的遗像下面。之所以说她半老，是因为她的头发还没有一根白的，脸色虽然黯淡无光，但褶子好象还不够多。
她身边的饭桌上放着一个很旧的人造革包，上面还有班驳的“上海”两个字。然而她不是从上海来的，她是从潭洲西部的一个小镇上出走的，她的第二任丈夫死了，丈夫的儿子们就把她赶了出来。
她说她在县城里的那间房子租出去了，还没有到期，只能先到江蕙这里住一段时间。她理直气壮地对江蕙说：“我养了你小，你要养我老。”
这一天江蕙破天荒地没有坐在麻将桌门口，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显得有点怒气冲冲的。她在堂屋里一会拿起个鸡毛掸子到处乱掸，一会又去踢一脚门背后的簸箕，她不去看她的妈，只气鼓鼓地说：“你养我小，我爹死后刚半年你就嫁了，自己痛快了，现在还好意思叫我养！”
外婆继续理直气壮地说：“我想带你过去，可他们那边不让，你现在不还是蛮好的，嫁到城里享福了。”
江蕙忍不住骂了句痞话，说：“享个屁的福，大的小的都不省心。”
外婆刚准备接口，就看见背着书包从门外拐进来的红灰，她的目光中忽然就焕发出一点母性的光彩了，她对红灰说：“这是红灰妹子吧？过来，到外婆这里来，外婆给你吃人参米。”
她从人造革的包里摸出一袋白胖的大米粒，那是当年唯一的一种膨化食品，把大米放到一个黑乎乎的胖肚子容器里，加一点糖精，几分钟之后，“砰”地一响，人参米就爆成了。
到城里来之后，红灰把孩童时的戒心继续了下来，包括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外婆。她看了看满脸乌云的江蕙，又看看满怀期待的陌生的外婆，没有伸手去接人参米，而是背着书包扭头向她的阁楼上走去。
她听见外婆在下头把那袋人参米扔在桌子上的声音，接着是那个倔强的老女人干硬的声音：“屋檐水点点滴啊，这个妹子的脾气跟你一样，倔得拉牛屎。”
江蕙冷笑了一声，回敬道：没错，屋檐水点点滴。
红灰在楼梯上想，她的人参米一定会有人要的，蓝灰那个傻东西可从来都是来者不拒。
外婆来了之后，他们家开始由寂静变得喧嚣了，堂屋里整天都充满了她们母女俩的争吵，像是满空中飞着砖头。
许秉昌干脆就不回来了，他对江蕙抱怨道：老子要养你和两个小鳖，现在还要养个老鳖，你想累死老子啊！？
江蕙冷冷地说：“她自己不是带了几十块钱来的啊，哪个要你养了？老子明天也去做事去！”
江蕙没有失言，第二天她真的起了个大早到蔬菜批发市场上去进了批蕹菜苦瓜辣椒什么的，摆在家门口。她自己靠在门边看不远处的牌友们打牌。而外婆坐在她房间里的窗子后头静静地看着，带着点幸灾乐祸的神情。
没多久，江蕙就坐不住了，把板凳移到了牌桌边。牌友们就说：想打就来啊。江蕙看看牌桌，又看看家门口的那堆菜，摇摇头。一个汉子看看表，起身说：我上中班去，江妹子你来。
牌友们眼看三缺一了，就劝她：你就来两把，那菜放在那里又不会自己走了。
江蕙不肯，她犹豫着说：今天还没开张呢。
赢了钱的一个邻居爽快地甩出张两块的票子，说：我买点你的菜好了，反正也要买的。
于是江蕙终于坐回了牌桌，她的菜还有一大堆放在家门口。
进进出出的邻居们都很新奇地看着她家门口冒出的那堆菜，大家随口问了几句，而她也像对待第一天站到她面前的红灰那样，眼里盯着麻将，嘴巴随便敷衍着。本来还有点心思想买菜的邻居们看她似乎并不在乎，便也失去了兴趣，都到巷子背后的菜场去买更多更新鲜的小菜去了。
江蕙进的菜最后都蔫掉了，他们家吃了好几餐才吃完。她也再没有起早进菜了。
外婆在的时候，江蕙在牌桌前的时间好象少了几回，除了要跟外婆斗嘴外，她还去参加了红灰和蓝灰的家长座谈会。那一次，她竟然想起来要辅导儿女的作业了。
那是她开完家长座谈会回来，她到了他们的阁楼。这个地方她很少上来，她上来之后还像到了别人家一样好奇地打量着红灰的桌子和蓝灰的床底。
她在红灰的桌子边坐了下来，拿起一本书，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那样郑重地说：红妹子，你要好好上学，以后不要跟妈妈一样。你妈妈就是以前不读书才没有事做的，你要靠自己，不读书是不行的。
红灰冷眼看着她，她翻着女儿的书，努力让自己温柔些，说：你哪门功课搞不懂，我们一起看一下。
红灰答得很干脆，说：化学。
江蕙扔下她手中的语文书，拣起初中化学书，红灰眼角的余光看见她的母亲对着书里的图谱暗暗地吸了口气。江蕙一边翻书一边酝酿着，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把书合上扔到桌上，大声对红灰说：在学校里就要好好学，学费不是白交的，要交了学费又回来学一道那不亏了，听到了吗？要好好学！！你们老师也不负责任，只知道要求家长这样那样，那家长什么都教得了，还要学校干什么？！……
她走了，趿拉着那双半高跟塑料拖鞋，那上面镶的假钻都黯淡得模糊不清，亮片也像污雪里的冰渣一样点闪着无奈的微光。红灰听着她下楼踢踏踢踏的声音，心里轻蔑地笑了起来。
就像那次卖菜一样，江蕙再也没有到儿女们的阁楼上来过，再也没有提出要辅导他们的功课了。
他们的家里就是这样撇淡着打发每天的时光，只有除夕，家里才有点家的样子。那天，江蕙不会在牌桌上了，因为她的牌友们都在忙着做年夜饭。江蕙也会做一些平时难得吃到的好菜，比如排骨和鱼。江蕙做排骨的手艺很好，特别是黄烧的，只用姜和青辣椒，还有一点点酱油，味道有一些辣。
除夕的晚上，许秉昌照例要出去，家里就只剩下红灰母子三人了。红灰不想跟他们一块守岁，宁愿一个人捏着线香和一把小鞭炮在没有人的街上闲逛，看着人家窗口温暖的灯光从红色窗花间透出，听从人家家里传来的笑声，闻着人家家飘出来的年夜饭的香味。把小鞭炮塞在老树的厚皮缝里，炸一个脆响。
如果江蕙不回她的老家，大年初一那天蓝灰倒是乐意跟许秉昌去平时不太走动的大伯家拜年，那样也可以拿到一点压岁钱。
红灰固执地一个人呆着，她在心里说我不要他们的压岁钱。
谁都知道为了什么，但谁都不会去说破它。除了非得要说的话，她可以长久地不发一言，巷子里还真的有人曾经以为许秉昌的女儿是个哑巴。
这年过年，家里多了个外婆，外婆用她的私房钱给两个外孙各买了一件新衣服。这个举动让江蕙紧绷了几天的脸终于有了些许笑意。除夕的那天，她又做了她的拿手菜，排骨和鱼。蓝灰很开心，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可许秉昌不满意了，他捏着酒盅说：又是这两样，你就不会搞点别的？！哪怕是做点卤菜吃也要得啊。
江蕙冷着脸说：我不会做卤菜，哪个会做你就到哪个家去吃好了。
许秉昌扔下筷子，说：你妈妈的，卤菜都不会做，要你个堂客干什么？！
没等江蕙开口，外婆就对许秉昌说：姑爷啊，今天过年呢，有什么气过两天再发好不好？我晓得是我住在这里碍事了，过了年我那边房子出来了就走了，也省得你成天生气冒火。
外婆这么一说，许秉昌不好再说什么，喝了杯酒就往外走，说：我有事，出去了。
“无所谓了。”看着许秉昌摔门走了，外婆教导女儿说：“只要他给钱给你养崽，随他去。男人嘛，有几个好的？！”
“那是，就是好的也轮不着我们。”江蕙夹了块鱼，用指甲剔出刺，把肉扔到蓝灰的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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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散了
红灰曾经有过一个关于她和父亲的想象，她幻想着在她的劝说下，许秉昌决定重新做人了，他不再往家里带各种各样的钱包和乱七八糟的女人了，他像邻居吴大叔一样，也到了一个工厂，做了一个靠劳动吃饭的普通人；或者像张满，摆一个小摊……
她一直在犹豫着是否该劝告她的父亲，该怎么劝他。为了这个，她烦恼得很。
正当她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意外结束了她反复着的思想斗争，那就是许秉昌终于被抓到了牢里，他的罪名是盗窃银行财产数额巨大。那时候的银行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备的保险系统，所以让许秉昌和他的同伙有了可乘之机。遭到盗窃的是城郊的一个农业银行，但警察还是很快就找到这里来了。
那天已经很晚了，许秉昌刚刚回到古道巷，这条巷子静静地，张满的槟榔摊收了，也没有了油炸臭豆腐和兰花干子的叫卖声，各家的灯都熄掉了，整条巷子似乎都已经睡去。许秉昌独自一人走在长长的巷子里，忽然觉得后脊梁有些飕飕地凉。他裹紧了衣服，正准备打开自家的房门，就被身后窜出的两条黑影给按住了，他没有出声，只在心里哀叹一声，就低着头被扭着胳臂带出了他家的巷子。他知道，这以后应该是再也回不到这里来了。
没有人去告诉江蕙，因为巷子里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江蕙听到这个消息是从邻居家的收音机里，邻居家的收音机的声音一直开得很大，收听着本地新闻。到那个消息播出来的时候，突然声音小了下来，正蹲在门口刷牙的江蕙这才知道，她那经常整夜不归的老公其实昨天晚上是回了家的。
许秉昌被执行死刑的时候红灰在上高一，外婆早已经回了县城里，独自她的生活。邻居们在私下里说父亲的结局不是个意外，而是意料之中的，他们还预言道，如果再不管束，蓝灰迟早也会像爷爷和父亲那样。
就在这时候，他们年轻的母亲江蕙终于从牌桌旁边站了起来，不是为了履行母亲的职责，而是选择了离开。
她走了。走之前做了一碗黄烧排骨和一碗蒜绒空心菜放在堂屋的方桌上，用洗菜的簸箕扣着。她还留下八十元钱和一张条子，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文理不通的童稚的字。
她是在蓝灰的作业本上撕下一页纸的，写明了她没有能力养大他们，她把房子留给了他们，她说他们这种家庭里的孩子只能是靠自己了，她还留下一个地址，是他们的大伯的，她让他们去找住在城郊的大伯。
红灰是在一个中午发现江蕙已经走掉了的。
那天下午没有课，红灰回到家，意外地看到江蕙的塑料高跟拖鞋居然一正一反地扔在了堂屋的地下，而方桌上用簸箕罩着两个硕大的菜碗以及钱和一张小小的纸片。她抽出纸片，看了她母亲的留言，然后又放了回去。
她竟然连她亲手养大的蓝灰都没有带走。不管她有什么样的理由，她既然生下了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抛弃他们这两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就像红灰无法回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一样，尽管她曾经梦想自己是黎燕语的姊妹，或者干脆是章菊香的亲生孩子。
红灰强忍住自己的悲愤，没有哭出来。她也没有去吃那些也许是她母亲带着歉意做出来的饭菜，疲惫着脚步上了阁楼。
她环视着这个光线黯淡的窄小空间，蓝灰没有在，他的床靠着西边，枕头上的枕巾不知去向，上面只有个油亮的凹印。他的床底下堆着烟壳、小画片还有从外头偷来的钢丝、单车铃铛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的床在靠窗的位置，她自己用一条穿旧了的裙子做了道帘子把床遮了起来。床上有兰色格子的单人床单，荷叶边的绣花枕头上铺着半旧的橙色枕巾，枕头边的小人书里头夹着她收集来的玻璃糖纸，她把那些漂亮的彩色糖纸编织成缤纷的宝塔、风铃和别的小东西，就是编织着这些小玩意，她才会觉得在古道巷的生活于她有了些许色彩。
现在，她浑身乏力，躺到了帘子背后的床上。江蕙走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样，她盯着淡兰色橘梗花图案的帘子，心里想，她将要等着被街道居委会的刘老太送到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