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娃娃-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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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屋子里，王同志突然对“朋克”一词起了疑问，说他们太虚伪，太自以为是……口气半真半假，他说“小朋（克）啊……”我和果冻都被他气笑了。后来他干脆管我叫“小朋”（小朋友）了。他说了很多大道理，我很生气了，说：“现在我不和你讲话了，我从不和合不来的人讲话。”他俩就笑。一会儿有一个女孩给果冻打电话约他去天安门，果冻推脱不过，说：“我这儿还有两朋友，今天实在对不起……”放下电话，王同志问谁打的。“北影的一个女孩。”他说，“干脆咱们一会儿去天安门吧。”
后来我们果然去了天安门。人很多，王同志愤世嫉俗地说这帮傻B干嘛不呆在家里。又故意气我，我说什么他就反着说什么，比如我说以后要买一部手机，他就说：“小朋啊，……我们搞朋克的可不能这样……有呼机就不错了。”结果一路狂笑。王同志和我一样，容易迷路，把我们带着走错了两次。后来我们来到一家酒吧，他们喝酒，我喝橙汁。我不知道我们那天在酒吧呆了多长时间。因为我不让他们告诉我时间。我不想想到还要回家。他们唱卡拉OK，我没有唱。果冻问为什么？我说不好意思，就以后再唱吧。
“什么时候？”他追问。
“以后吧。”我说。
王同志唱歌总是慢半拍。果冻唱《花房姑娘》低了八度。他们喝了好长时间的酒。离开时绝对已是凌晨两点以后了。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外面的风很冷，忘了果冻什么时候惹我生气了，因为他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一段时间我不理他，暗自伤心。他可能感觉到了。出租车奔驰在茫然的大道上。我害怕他再问我一遍同样的问题。夜像风一样吹进心里。又有一种绝对的……不安感。我将头伏在他的肩上，抱着他的胳膊，我的手很冷。思维呈跳跃性。我说：“有些话我不想说。不，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安慰地说：“那就不要说了。”终于，车停了。那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时间。我恐惧在凌晨回到家，我的父母会杀了我的。果冻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搂着我的肩，说了一句话：“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走了几步，我停了下来，说：“看天，有一颗星。”“那儿还有一颗。”果冻指着天空说。真是画面一般，小区静静的，静静的。我们像真正的兄妹一样，慢慢地走着。
上了楼，他给我端来一盆温水，说：“洗脸吧！”一会儿他把水端出去，又端进一盆来，说：“洗脚吧！”他把他的床让给了我，自己睡在沙发上。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看了很长时间的书。我走出去，看到他已睡在了大屋的床上。被子有一半垂在床下。我轻轻地把被子盖在他身上。他睁开眼睛：“这么快就醒了？”我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他的床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我说从你家的窗口向外看，可以看到胡同，这让我想起一支我采访的第一支乐队。我想他们。
那时我十四岁，刚刚喜欢上摇滚乐。他们也都才十七八。
那会儿是冬天，乐队的两个吉他手在车站接我的，在他们的那间阴湿狭窄的小屋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地下摇滚生活。也第一次听到活生生的地下摇滚音乐。我有些发疯般地爱上了那种清贫、悠闲还有一点点浪漫的气氛。我也很喜欢乐队的主音吉它手，每次采访结束后，都恋恋不舍地离去。
也许是因为我的笨拙沉默抑或是他们的年少轻狂，我们很快起了争执。缘自一次黄昏我非要节奏吉它手送我到地铁站。“每次你都这样。你太不独立了。”那人轻声嘟囔了一句。“那你别送我了。”我真有点怕了。可他却坚持送我去地铁站，在路上他说了许多幼稚真诚的话，把我和别的记者反复对比。终于他说完了，我逃一般飞快跑了。于是从此以后再也没去见他们。
“后来呢？”果冻问。
没后来了。除非时光倒流，一直流回到我十四岁的时候。
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那时的自己：短头发，穿着蓝色校服，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地铁去做采访。
午饭是果冻的妈妈给我们做的。果冻的妈妈很善良，她一再让我多吃点儿，我喜欢这样的气氛！她做的饭很辣。我想起果冻说过他们的老家四川。我们吃得很饱，回到屋子里，果冻送给我《红星I》，因为里面有许巍的《两天》。我们吃完饭，听许巍和胡嘛个的歌。“天哪，我们怎么了？天哪！我们在他们眼里到底怎么了？”听到那土里土气的歌声，我们都笑了。然后是许巍。我垂下头发，绝望像水一样浸向我。我怕回家。我真不知道我妈会怎么看我。十点时，我告辞了，我得去一个学琴的学校。果冻很真诚地说〃能不能下午再去？吃了午饭？〃我知道他的诚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他送我到我放自行车的地方，反复告诉我怎么走。
到“宏和”音乐学校时，黄亚正坐在楼顶练琴，我坐下，他说你弹一个试试。我弹了一段，很生疏，他问：“你练了吗？”我说：“练了。”但事实上我还没他弹的一半好。他教我应该怎么弹。我下决心回家好好练，别这么丢脸。好笑的是黄亚在弹《About a girl》时将和弦记错了，一个男孩告诉了他，他的脸红了。他说，操，回家好好练，真他妈的露怯。我发现这是他的口头语。我问他老家在哪儿？“福建。”他说。带着浓重的乡音。我们聊天也挺好玩的。他说他晚上一练琴人家就说吵。“那你别理他们不得了吗？”我说。“不理不行啊，”他苦笑，“那是我爸，我哥和我弟，不理他们我就死定了。”他说他爸是来北京做生意的，他准备和他弟弟组一支摇滚乐队，现在正在努力把他弟弟拖下水。
下午时我们饿得要命，去买面包。我拿出钱，说买两个汉堡。他说：“操，多没面子，我出钱。”挺乐的。
他问我：“在你眼里，我是不是挺内向，挺害羞的。”
“对。”我说。
“其实我在我们老家时根本不是，他们甚至有人叫我疯子、变态，喔，一到这儿，就变了，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内向啊。那会儿在福建时，朋友一大堆，在这，朋友就这几个……”说得我一边吃一边笑，他的口音太逗了。他说刚到北京时，普通话都不会说，每次都得考虑用哪个词好。我让他说一句福建话，他说了两个连我怎么写都不知道的读音，后来他告诉我那是“玩”字。天！我都听晕了，差别太大了，福建话太难学了。他看了一眼在旁边狂笑的我，说：“有时我觉得你不是这么大……你有这么大吗？我觉得你只是小孩！”我盯着他，竭力想分辨他是夸我还是损我。也许在他面前我是表现得很孩子气，他说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的脸，突然说：“哇！你戴耳环啊！”说完摸了一下他的耳垂。“当时我就在想，这世上居然有你这么可爱的好玩的人。”他说。
我兴奋得脸有些发红。
第一章 千山鸟飞绝少年的冬天（1）
我的高一第一学期放假了。
学校自然又全体集中到操场上讲话。看着台上那胖胖的教导主任“大老王”面目慈祥，耳里听着他殷切的教导，觉得正统教育还是蛮有乐趣的嘛
！
“不许去那舞厅迪厅那些不适合学生去的场所，现在外面有一种叫什么‘练歌房’还是‘恋歌房’的，我看不是什么好地方！也别去河上滑冰，听说咱这条长河这几天又淹死了一个人！想滑冰什么时候和家长去趟首体，随便那么滑两下得了！咱学校以前也不是没有例子，上届初中部有三个学生，叫什么雷，什么娜，什么……的……呃，给他们留个面子。这寒假玩疯了，十多天天天去舞厅跳舞，回到学校后成绩直线下降，其中两个勉强参加了中考。那个男学生在左耳朵上扎了一溜儿耳环，染着黄毛一个男同学！让我给赶回家去了。整个儿一个大痞子！”
“轰……”底下学生全乐了。
我穿着那双脏兮兮的鞋和牛仔裤。牛仔裤紧绷着大腿。在立交桥下等紫予。我以为我迟到了，可紫予居然还没有来。这种人！太嚣张了，这段时间每次都是他比我晚到。我在冬天白色的阳光下，在这空荡荡的马路边支着破旧的自行车，觉得有点太傻了，就又手足无措地站了几分钟。
一会儿，紫予从对面的马路骑过来，可能在找我，那种迷茫的样子像只企鹅。我戏谑地笑了。
“今天阳光挺不错的。”他小心翼翼地骑到我身边，目视前方，说。可我只看到他的嘴动了动。
“什么？……”
“我说今天阳光挺不错的。”
“哦。”
晚上出门时，我将那件白色羽绒服脱了下来。虽然我不喜欢那件深蓝色的短大衣。今天紫予和我一样穿着白色外衣和蓝色仔裤，看起来像一对没有头脑的连体婴儿。
这次是他比我先到。谁都不知要说什么，只好那么骑着车。
“咱们先去杰奇酒吧看一眼吧，我想去看一下杨志国他们乐队的演出。”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成，要是那儿还不错咱就在那儿看吧。”
“不！”我飞快地接了过去，因为我想他这么做是想省“忙蜂”的门票，我对他这种吝啬越来越反感。
“杰奇”酒吧就在“燕京饭店”的对面的街上，一路上我们都在找“燕京饭店”，但始终没有看到。他固执地说还在前面，直到我下车问了一个过路人才知道早已骑过了“燕京饭店”。我们出去玩每次都是紫予带路，可这回他居然在长安街上迷了路！
“要不然咱们再折回去？”
“不用了！”我又缓和了一下说，“直接去忙蜂吧。”
到达忙蜂时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我盼望着乐队给我一个巨大的震撼，让我跳起来，喊起来。我只想听歌，我只想跳舞。楼下没有卖票的，该不会不用门票吧！我轻松了一下。上了楼，酒吧的门口，立了一张桌子，一个男人笑眯眯地坐在桌子下面。那洁白的牌子上面有几个鲜红的字：门票五十元。我想我有点头晕了。“这么贵呀？”我转身对紫予说。“我付吧！”他有些勉强地说。“我付吧——你没有多少钱。”这几乎是每次付账时他挂在嘴边的话。我厌恶里面的虚伪和自大。或许他希望我感恩于他的打肿脸充胖子。我摸出钱，他没说话，拿出一百块钱给那个男的，那男的又把手边我刚给的五十块钱找给他。他收起钱，我们进了酒吧。
和所有酒吧里的演出一样，时间向后推迟一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儿。紫予买了二瓶可乐。幸好不是百事可乐，那玩艺儿我喝了想吐。
前排已经被坐满了。我们坐在后排，离门很近。很显然，目前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消磨这一个钟头。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彼此都知道这个很难。我们没有什么好说啊。我们太熟悉了。脱了外衣才知道，天哪，他和我一样穿着白色的衬衣。
“天姿呢，天姿他们来了吗？”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来，我抬起头来搜寻着，哦，是刘峰，我曾经采访过的“冷血动物”乐队的一个朋友。在百无聊赖的时候，碰到一个认识的人，真像掉在水里捞到一根稻草。我在拼命捞稻草。
“刘峰！”我喊道。他走过来，看着我笑：“你，你是——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来你是谁了。”“没关系，”我笑着说，“我是嘉芙，你的头发短了。”“噢！是那个记者啊。”他热情起来，“我想起来了，你现在在干什么？”“还是那样。”我说。我们又聊了几句，他说：“失陪了。”就走到别的地方，我又看到了谢天笑和李明几个人。头发都好像长了不少。
找点事儿干吧。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开始琢磨他们的性别。来客大多是乐队的人，基本上是黑色、蓝色仔裤，深色上衣。看这个人和我们一样穿着和我们一样的白色上衣，虽然眉眼之间有点那种感觉，但他这件上衣颜色暴露了他的身份，只有大学生才对白色如此钟爱。校园里的诗社，草地上的聚会，白衣胜雪……
上场的第一支乐队是“地下婴儿”。我今天上午刚买到他们的专辑《觉醒》。让他们第一个唱真是可惜了，因为观众的情绪还根本没有被调动起来，事实证明今天他们的情绪都没有被调动起来。
我和紫予挤到前面站着，烟雾燎绕。
当第三支乐队上场时我惊讶地发现主唱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