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族--看我们生在凌源-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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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战光我们凌源儿女也抛了头颅洒了热血。可以说，我们朝阳这块地方虽然缺很多东西，但从来不缺乏反抗精神和战斗意志，朝阳人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吃点喝点没啥，一装X我就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叛逆性格也就是理所当然，。
不过客观的讲，虽然“穷山恶水出刁民”不是真理是歪理邪说，但至少在解放以前的凌源，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个真命题。因为民风剽悍的缘故，在解放以前的凌源的确是个匪杰辈出之地，家喻户晓的崔乐山，也就是威虎山上的“坐山雕”据说当年就出自凌源。当时他在凌源的黑道上充其量不过是个马仔级的人物，谁知一出凌源就当了老大。当年的凌源剿匪那也是有不少故事的，要是拍影视剧这也是个不错的题材，要知道，当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剿匪行动，我军只不过是出动了一个小分队就全部摆平，而那时候在解放军在凌源剿匪时却足足动用了两个多团的正规军。
那时候凌源土匪中的BOSS是个名叫“候大棒子”的家伙，虽然都是“棒子”辈的，但是他可是要比《林海雪原》中曲波笔下的“许大马棒”要难对付学多，首先这家伙枪法奇准，能百米外打香头，而且和李向阳一样都用两把锯掉了准星的镜面匣子枪，带着一个有千把人的绺子啸聚山林，四处打家劫舍。当时朝阳乃至赤峰一带的土匪都要给他上贡，不然就灭了他的杆子，后来他被我军设计活捉，枪毙他那天，光当场抓住的劫法场的就有七十多人，候大棒子被正法后，其余党仍躲在老巢，也就是金花山上的一座寺庙里继续顽抗，屡次劝降未果后，终于惹恼了解放军叔叔——既然你们不愿意出来，那就别出来了。在装备了诸如77毫米山炮75毫米野炮80毫米迫击炮和日本92式步兵炮的解放军炮兵部队进行了三十分钟的炮击之后，那群土匪绝大多数都没有出来，几个出来的也全都是分成几部分以连青翼蝠王韦一笑都自愧不如的“轻功”飞着出来的。
自那之后凌源城才算正式迎来了它的新生。以当时凌源的风水显然是不能学桂林搞旅游了——虽然后人发现当时的凌源古城还可以算是一个旅游资源，至少可以和云南漓江古城相比，但是一直都没有人知道开发，等到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被拆的七七八八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天生我才必有用”，以那时候的自然环境，凌源这个地方的水土还是很能触及人的灵魂的，因为这里不但是穷山恶水，而且四周都是崇山峻岭，本地人有时走着都迷糊，更别说是逃犯，所以在这盖监狱再适合不过了。
解放后凌源第一个建设项目就是在这里兴建了包括女子监狱和少管所在内的七所监狱（现存五所），可谓是男女俱全，老少皆宜——只是可惜这里是监狱，而不是旅馆或是浴室。在凌源的众多监狱中，其中的一二监狱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一般来凌源这里服刑的都不是一般战士，至少七年以上的才有来这里的资格，通常来这里的犯人都是被判十年以上的，来时都带着手铐脚镣，或是被绳捆索绑，一般来说，只有各个犯罪集团中的罪大恶极之辈才能到这里入住。于是这里也就成了中国无数黑帮老大的第二故乡甚至是生命的归宿地。
因为这个原因，凌源在中国的黑道上还颇有那么一点名气，这是不少的犯罪份子们梦想来到的地方，只是在梦到时他们都会“兴奋”的惊出一身冷汗，并会祈祷自己永远不会梦想成真，真的到这里学习生活，在有武警保卫的免费住房中度过余生。为此道上的人们亲切地称凌源为：“劳改城”。
据说在台湾有个绿岛监狱，是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那里也被称为“绿岛大学”。对于中国的坏蛋们来说，凌源监狱就是他们的“最高学府”，凌源这所“监狱大学”要说是中国监狱里的“清华北大”那可能是在吹牛，但要说算是监狱里的“复旦同济”，那我觉得也还算得上是名副其实。
凌源的监狱都是劳改监狱。既然是劳改，那犯人到了这里肯定就不能在那里呆着享清福——要是那样监狱岂不是成了养大爷的地方！？，既然来了，那就得劳动，有人问了：那这些犯人究竟干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造汽车。
如果是在九十年代以前开过大货车的老司机可能知道中国造的大卡车中曾有这样一个品牌，凌河，对，那就是当年凌源劳改队的主要产品。那时候“凌河”汽车的生产工厂就设在监狱内，从一到七，各监狱的分工各有不同，各生产一种汽车零件，举例说就是一监狱生产汽车仪表、二监狱负责组装、三监狱则制造汽车底盘。工厂的劳力除了一小部分工人外，最主要就来自监狱里服刑的犯人，这样做一举三得，既改造了犯人，又发展了国家地方的经济，而且国家也不用付工资代交养老保险。更重要的是犯人们通过这种劳动改造不但净化了灵魂反思了错误，而且在监狱里面或多或少的都学到了点手艺，出去了以后还能混口饭吃，不至于找不到工作。即使他们出狱以后混不到饭，我认为，在监狱里进行这种重体力劳动也还是很锻炼身体的，不但能舒筋活血，而且还能促进睡眠有助于消化，反正对人的身体健康是大大的有利，所以出监后的人很少有人得脑血栓、冠心病。
第二章
每当有人问我：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就会非常自豪的告诉他，我爸爸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谢谢合作！
确切的说，我爸他老人家是一名光荣的监狱警察，隶属于司法系统，目前在凌源劳改分局第二监狱任管教一职，现在而经眼目前官以至正科级。
我爸所在的凌源老给分局第二监狱原为汽车组装厂，我们都管叫客车厂，地址就在八间房一带，当年大名鼎鼎的凌河牌客车和卡车就是在这里组装完成的。不过虽然二监狱现在还叫客车厂，但生产汽车的事却早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了——就像二监狱所在的八间房的房子要远远超过八间一样。现在的汽车组装厂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早已经改了行，原来的生产设备都进了废品收购站，而工人则大多下岗，监狱中只剩下一帮警察则靠看着犯人们生产些地毯、皮球之类的轻工产品苟且偷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按我们的理解，就像牛群、冯巩的相声《小偷公司》里说的那样，整个客车厂当年是“让外行领导内行”，所以“没个不出事的”。的确，让一群本该呆在监狱里面的家伙到外面来管理监狱企业，那要是不亏损倒闭可就出了鬼了。在这里我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要夸一夸我的父亲，我爸的确很聪明，因为当初他老人家在从部队复员会来选职业时，选择了狱警这一职业。虽然只是古代的牢头狱卒的现代版，但却是真正的铁饭碗。企业可以倒闭，做买卖也可能赔钱，但是监狱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旱涝保收，至少，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前是不会“黄摊”的，作为强力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再穷也得养着它，所以我爸从来就不为失业下岗而担心。
我个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爸也属于教育工作者，因为狱警的职业性质在教师和人们心目中的警察之间更趋向于前者。和老师一样，我爸他们也是人类灵魂杰出的工程师——甚至比蜡烛一样的人民教师还要厉害。大家可以想想，老师的工作是塑造人类的灵魂，而我爸他们的职业性质则是对老师们造出来的残品次品进行一下在加工以便使他们能够废物利用成为栋梁之材。监狱管教基本上就是穿警服的教师，他们的工作和老师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教人要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都要求自己所教育的对象要守规矩不要调皮，都要看着他们不要打架不要闹事，甚至上课时都要挺胸坐好。当然二者还是有些不同，比方说，学校里的老师手里拿的是教鞭，而监狱里的警察们用的则是电棍，在学校，老师管不了的学生一般处理的方法是开除学籍，而在我爸他们那里，要是有了他们管不了的人，通常的处理办法就是开除人籍，除此之外，两者的工作性质在没什么不同。
虽然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作为一个在监狱战线工作多年的警察家庭，虽说不上是家财万贯，但至少也不会太寒酸，不过现实却足可以让那些对我家存款数字进行猜测的人大失所望，在这里我是哭穷，目前我家的现实情况是：我没钱没地位，因为我爸他没职位，我爸他不可能受贿，所以，我也不惭愧（注：此为正午阳光乐队《我开始摇滚了》这首歌里的歌词）。事实上我家从古至今就没有人惭愧过，反正祖祖辈辈都穷惯了，所谓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到了我爸这辈子虽然日子过的相对于某些出监的犯人显得有些清贫，但是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公，毕竟不用去要饭，知足者常乐，虽然有时候这实在是没什么好乐的。
对于我的祖籍，说实话，我经常会为此事闹心，因为我们家并不是凌源本地人，要是刨根问底，我应该算是一个沈阳人。在我爷爷调来凌源前，我们家其实是世代居住在沈阳的，要是在往上追溯，据说我的曾祖以及我的若干辈老祖宗都是一直住在沈阳的。我们家没有家谱，所以谁也搞不清我祖上究竟是从那里迁来的，也许从北京猿人那辈开始就在浑河边上打猎那也说不准。
做为一个穷的连家谱这种封建残余都没有的家族，我家的家史只有口头记载，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我曾曾祖父那辈。据说是他完成了我们家族的第一次重大转变，由当时还叫的奉天的沈阳郊区农村搬进了城里，完成了由一名无地贫农转变成为一名城市无产者。而我的曾祖父则完成了我们家族的第二次转变，当年他老人家弃工经商，扔掉了铁锹而挑起了货挑，改行做起了小买卖——成为了一名主营针头线脑、胭脂口红，逢年过节还贩卖点儿童玩具、小食品之类的小商品，同时偶尔还兼营剃头业务的货郎。据称，当年我曾祖父的生意做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全部家当只有一副货挑，但日子过得也还算滋润。至少他老人家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里没被饿死，这就足够了。
我爷爷是一名工人，虽然由一名商人到一名工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倒退，但正如电影《南征北战》中说的那样，没有大踏步的后退就没有大踏步的前进。我爷爷很聪明，在我所知的聪明人中，他老人家的智慧仅次于诸葛亮、阿凡提、比尔盖茨、我爸和我。他老人家在当工人前曾尝试过很多职业，比如剃头、继承祖业挑着货担卖货、给饭店打杂、参加天主教甚至包括：加入丐帮。当然，我爷爷他老人家那时候加入丐帮绝不是为了学习什么“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我爷爷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但他没想到到了解放以后，他老人家要饭的这段经历却成了一项政治资本。在沈阳市第一界市人大代表选举中，我爷爷以绝对的优势光荣的被选为了沈阳市的一名人大代表。这充分说明：新中国是广大劳苦大众的天下，同时也证明了我爷爷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他可能很早就预料到工人无产阶级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将不再被别人瞧不起，而是会成为受人尊重且收入丰厚的阶层。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那个被称为“十年浩劫“同时也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如不考虑票证因素的话，那我们家在当时的现金收入基本上就算是小康，至少，我爷爷每个月的工资比当时的县长要多得多。而且工人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地位也很高，在文革中，像我爷爷这种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也属于紧俏人才。因为当时的忆苦大会、表态大会都需要我爷爷这样的代表。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虽然敢将牛鬼蛇神就地专政，但打碎了我家的玻璃却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赔偿。
我爷爷曾劝过我爸，要他也学技术当一名技工，但我爸没有听他老人家的话，而是考干当了狱警，后来历史证明了我爷爷的目光长远，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曾经无比辉煌的凌河汽车厂已经倒闭黄摊了，虽然狱警们可以吃皇粮，但是收入却比高级钳工少了不知多少。因此我爸常常教育我要听大人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爸完成了我家第三次转变，他是我家有据可查以来第一名当上国家官员的人。我爸这官是通过“科举”——也就是警察资格考试考上的，凭的是真本事，而不是靠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按照文革时代的划分，我爸他也可以称得上是个小知识分子。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所以我爸对于马哲、毛概这些东西颇有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后来通过遗传全都传到了我的身上，继承了我爸这一优点，我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