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族--看我们生在凌源-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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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认为，我和倪英驰之间的仇恨已经不是简单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是已经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估计我们两个不但现在见面要打，将来长大了可能还要打，甚至当我们有了子孙之后他们也要打下去——只要我们还没有断子绝孙，估计这仇是不会完的。不过，事事难料，有道是“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当时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想到倪英驰最后竟和我成了朋友，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用我的顽强赢得了他的尊敬，同时在某个大事件中我表现出的大度（确切的说应该是缺心眼）也使他心悦诚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次我和他因为进教室门的优先通过权而发生了争吵，当然，这胖子要论吵架的话那百分之百的不是我这汉语言天才的对手，在被我骂得狗血喷头之后，这家伙明智地选择了扬长避短的战术，不在口舌上与我进行斗争，而是发挥自己的长项，直接和我进行肉搏。在激战之中这家伙的一记直拳正好打在我的嘴上，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我本来因为怕疼而一直不敢拔下来的两颗快要掉的门牙脱落——算来他也是帮了我一个忙。为了不至于被“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我马上将门牙和着一口带血的吐沫吐到了他的脸上，当时把倪英驰和在场的围观群众都吓了一大跳。在看到地上的门牙以后，倪英驰当时就傻了——这可是算重伤害，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老师来了以后将倪英驰狠狠的教训了一顿，认为他是在欺负弱小，因为从双方的身材上进行比较，我和他的确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这件事的结局显然对倪英驰不利，要是在平时，小孩子之间打架也就是批评一顿算了，但是这次因为他打掉了我的门牙，所以不能在按以前的模式处理。徐老师当时坚持要找他的家长，倪英驰苦苦哀求，虽然这小子在我们面前牛逼的要命像一只下山猛虎，但是在他老爸这位打虎武松面前，他顶多也就是个掉了腰子的病猫。打掉我门牙的事要是让他爸知道，那估计他的下场肯定会非常的惨，估计至少他也会有两颗门牙不保。关键时刻，我的发言救了他一命：“老师，没事，反正我这牙也是快掉了，既然他已经向我道歉了，那就算了吧。”
当时徐老师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那肯定不是什么赞许的眼光，至少是认为我不够聪明，而倪英驰当时在听到我说的话之后，眼光里充满了感激，要是翻译成语言的话就是一句话：“讲究人，真是讲究人！”本来徐老师还想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他一顿，但是既然被害人都说没事，在说现在的小孩的确是处在换牙的年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想一想得饶人处且饶人，也就放过了倪英驰，家长也就不用叫了，只是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在郑重的向我赔礼道歉了事。倪英驰当时的道歉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对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毕竟我这和饶了他半条命差不多。下课以后，这家伙第一件事就是搂住我的肩膀，对我说：“魏冬冬，以后班上谁要是敢欺负你就跟我说，我替你报仇！”
从此，和平永远的降临到了我们两个的头上，在日后的岁月中我和倪英驰在没有发生过任何武装冲突，而且，当我们两个人其中的一个想要对别人诉诸武力的时候，另一个人在得到消息之后会马上参加。说实话倪英驰这小子还是个说话很算数的人，然此后他多次声称要活扒了我的皮，但在我和人打仗顶不住了的时候，这家伙准会出来帮忙，这种军事上的攻守同盟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日后的时间里，当我在和人打架打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可爱的倪英驰同学总会及时出现，不止一次帮助我扭转了不利的战局。而对于倪英驰来说，在考试的时候，只要有我在他附近，那他肯定就不会在因为成绩不佳而被他父亲请吃“竹笋炒肉”了。看来无论是在那里，“协同作战”都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第十三章
所谓童年，就是一个整天做一些在当时认为是非常有意义而现在在做却觉得极其无聊而又无任何意义事情的年代。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撞拐骑马杀仗弹玻璃球扇圆牌抽冰旮滚铁环摔跤藏猫猫过家家跳皮筋扔沙包跳房子丢手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一天扣个小鲶鱼儿&；#8226；&；#8226；&；#8226；&；#8226；&；#8226；&；#8226；之所以说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是因为首先奥运会比赛至少是在一百年以内不会有撞拐和骑马杀仗这两项运动，因此我们在有生之年也就别指望靠着两样本事来得世界冠军；同样，在高考的时候物理卷子上估计不可能会出现关于扇圆牌时怎样看“翘”这样的试题，一个人玻璃球弹的在棒也不会得到体育加分；而且除非你去部队当狙击手，否则没有一家大公司会要一个只精通于藏猫猫的家伙；只有摔跤或许还能有一点用，至少你可以凭此去当一名保安。这是一个商品社会，小时候练就的这些本领根本没有用——话说回来，即使不是商品社会，这些技能也是没有任何用处。当时我们做的那些事情，唯一的用途就是耗费孩子们过剩得精力，消磨掉对于孩子来说实在是难熬的时光，并有此得到一些快乐，为自己的将来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仅此而已。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我们那时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一杯刚刚烧开正在沸腾的水，一首乍一听让人闹心听久了却会成为经典的摇滚乐。在和同伴互殴的叫骂声中、在女孩子的哭声中、在玻璃的破碎声中、在因为各种事故而发出的惨叫声中以及因为干了种种匪夷所思的丢脸事而引发的旁人的哄笑声中&；#8226；&；#8226；&；#8226；&；#8226；&；#8226；&；#8226；我们的育红班生活就着样热热闹闹的结束了——虽然感觉上这有点快。此刻的我们就像是刚入伍的新兵，虽然已经登上了通向部队的列车，但是在接受完新兵训练接过钢枪正式戴上领章帽徽之前，我们还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士兵。只有当我们经历了小学一年级的开学典礼、并正式转到教学楼中印有一年级某班字样的教室中上课之后，我们才会真正成为小学生中的一员，而这一刻，在1990年的9月1日正式来临了。为了上学，我们不少人都改了名字，我由魏冬冬改名叫魏志东，张山山也改了名字叫张昕&；#8226；&；#8226；&；#8226；&；#8226；&；#8226；&；#8226；虽然“冬冬”“山山”之类的名字听上去很可爱，但是由于我们都已经是小学生是大孩子了，因此这样的名字在叫下去就显得我们有些幼稚，这就好像我们的乳牙一样，幼稚的、对成长不利的东西就应该被一些成熟的对我们成长有好处的东西所代替，不能有一点保留。
1990年夏天我从南门外小学育红班光荣毕业，与此同时我们尊敬的徐老师在那一年也光荣退休，回家开起了幼儿园。据说她之所以退休完全是因为她和校长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确做为一名老师她已经是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她站着的三尺讲台恰恰是校长一位刚从师范毕业的亲戚所急需的“茅坑”，其实校长早就想让他退休，只是因为众多学生家长的反对才没有得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校长早就就已经将全太平洋的鱿鱼都炒了送给徐老师了。
从育红班毕业以后我们有近两个小学暑假那么长的时间等待开学，整个假期我们玩的十分痛快，因为没有作业。
那些日子的生活是快乐的，但是这种快乐是建立在不少分局住宅区内居民的痛苦之上的。一个“火神”王鹤、一个满肚子馊主意的“损神”魏冬冬、一个胆大手黑的天生坏种王鹏在加上一个能在三分钟之内能将哪怕是坦克车一类坚固物体给拆成废铁的破坏之王刘臣，这些人凑在一块，我想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出会产生什么效果。值得一提得是张山山的父亲，他的一项对于张山山来说简直就是折磨的行为为整个分局住宅区的人们的生活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整整一个暑假，张山山都在他父亲的逼迫下学习数学语文，因此他从没有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走出过家门一步。当开学的时候我们在见到他时，这小子已经因为长时间的和书本泡在一起而变的呆头呆脑。当时我们大多数的游戏时间都选在晚上，目的是防晒，同时也是为了挤出白天的时间睡懒觉。在黑夜里我们最爱玩的游戏就是互相偷袭——也就是像侦察员抓舌头那样，悄悄的从背后摸上去，掐住对手的脖子。为了不被对手发现和偷袭对手，我们人人都练就了一身轻功，走路的时候都是悄无声息，活像是一群猫，因此经常有走夜路的女士们被突然从角落里冲出的我们吓得惊声尖叫。
我们在晚上闹得鸡犬不宁，大人们在白天也为我们的入学问题而前后奔忙。虽然我们已经在南门外育红班就读了一年，但是学校的各位领导们还是凭借着各种文件为我们设下了层层防线，在这种顽强阻击之下，我们的父母们又一次付出了“血”的代价。我的生日小了点，这在学校方面就成了限制我入学的借口，当然我的父母也有办法，他们将我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用小刀刮掉了一个1，于是我就成了2月12日出生，因此顺利得以入学。而生日只比我大上四天的王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为了入学足足交了好几十章“大团结”。
开学那天早上我在父母的指导下第一次自己动手穿上了一套全新装备，在整个穿衣服的过程中，我父母先后四次指出了我的错误：裤子被反了、穿上衣服以后衣领没翻而且衣服上的扣子也系错了行，最让我父母生气的是我在穿鞋的时候将两只不一样的鞋套到了脚上——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在个人自立这方面成熟的相当晚，举个例子，在整个分局托儿所毕业的众人当中，我是唯一一个在小学三年级时才学会自己系鞋带的人，绝对是空前绝后。
背上了书包，在出发前我父母在一次对我进行叮嘱，要我遵守学校和他们制定的一切纪律——不要上课乱说话，就算说也不能让老师听见；不要在课桌里面养蛐蛐，要养也要养母的因为不会叫；不要和同学打架，要打也要拣软铈子捏，别在干和高年级的同学打架这种傻事；不要在往女生的文具盒里面放毛毛虫，不准带玩具到学校，在学校不准抓老鼠玩，即便抓了，也不要用书包装回家&；#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虽然已经在南门外小学念了一年的育红班，但是第一天上学，心中还是止不住的激动，如果说把上学比做是谈恋爱的话，那么那一年的育红班只能算是眉来眼去传传纸条的阶段，也就是说那时的关系还没有正式确立，而开学典礼就是确立关系的第一次约会。对每个人来说，第一次约会的感觉令人回味，第一天正式上学也是一样，这两者都有一个相同点——最初的幸福很可能就是味着将来悲惨生活的开始，某种程度上说，和婚姻一样，上学其实也是一座“围城”——我就是这样，没上学时做梦都想攻进去，而上学上到最后却拼命想突出来，赵本山说得对“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遭罪。”
上学路上我遇到的第一个熟人是张山山，当时这家伙正在我家楼口的小卖部里狼吞虎咽的喝着豆腐脑，那吃像那德行比我还没出息，可是他的父母在旁边看着他的时候却满脸的高兴，“三十年前看父论子，三十年后看子论父”，这是他们俩人下半辈子的指望，是一条他们亲自培养出来的的龙——虽然后来我们都管他的宝贝儿子叫“肥鳖三一郎”，虽然他吃饭吧嗒嘴的行为很不体面。一路上我的父母不断的和遇到的送孩子上学的熟人打招呼，有时还会攀谈两句，并向对方介绍一下自己的儿子，大人们打招呼时说的话许多都是废话假话，人人见面以后第一句话肯定是“这你家孩子？都这么大了！长得真像你家×；×；×；（或是XX）”当别人夸自家孩子时总是说“好啥呀，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成天就知道玩。”虽然当时他们的心里可能是在说：我家的孩子比你家那个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孩子强多了。
当时我对于大人们这么说话还很不理解，后来我才知道，这叫谦虚这叫礼貌这叫给面子，可惜为了让大人们礼数周全我们这些孩子却要挨一顿来自父母的骂。
当大人们见面说话的时候，我们孩子之间也在暗地里进行着精神上的较量，对于我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