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儿-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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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儿姐，城里的学校，为什么不要我呢？”蚂蚱问。
“他们嫌我们是农村人。”菊儿回答。
“为什么呀？”蚂蚱实在不明白，农村人到底怎么啦，怎么就不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坐在城市的教室时读书？
“是啊，为什么呢？”菊儿想。
城里的高楼大厦，很多是农村人建起的；城里的很多道路，是农村人修的；城里的很多街道，是农村人清扫的；城里的很多厕所，是农村人收拾干净的；城里的很多孩子，是农村人看护着长大的；城里人吃的每一粒粮食，更是农村人辛辛苦苦种的……甚至城里
医院用的血，也很多是来城里打工的农民捐献的。
离开了农村人，离开了来到城里的农村人，城市几乎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城市人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可为什么，城市要恩将仇报，如此蔑视农村人？不但不愿意敞开胸怀接纳农村人，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在城市里得到一间小小的教室、一张窄窄的书桌、一册薄薄的课本……而城市人的孩子，却可以在高楼大厦里读书，在碧绿的草坪上踢球，在冬暖夏凉的
图书馆里看书。
菊儿知道，这一切，别说孩子不明白，就是成年人，也未必想得通。可是，想不通又有什么办法？这就是现实啊！
城市，对农村孩子来说，曾经像极了梦中的天堂，那高楼大厦、宽阔马路、如水的车流、如童话的公园，都是那样美丽，那些迷人。可是，当这一切真的就在眼前时，为什么突然就变得那样冷酷无情？
这一切，公平吗？
然而，菊儿不能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全都告诉蚂蚱。她不想让蚂蚱过早知道这些残酷的现实，从而仇视城市，仇视面前的世界。毕竟，这些问题对还是孩子的蚂蚱来说，太过沉重了。再说，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说不定有一天，城市也会转变观念，用宽容和慈爱的胸怀，去接纳农村人，去善待农村人的孩子。
想到这儿，菊儿微笑着对蚂蚱说：“蚂蚱，城市的学校不要咱，咱就自己在城里办个学校。菊儿姐教你，好不好？”
“真的吗？”蚂蚱望着菊儿姐的眼睛，有点儿相信，又不敢全信。
“姑娘，像蚂蚱这样，跟着父母来城里打工，却上不了学的孩子多吗？”一直在听他们说话的“烧鸡王”，这时候插话说。
“不少。”菊儿回答，“据我所知，只是咱们一个县，像蚂蚱这样在城里上不了学的孩子，恐怕就有几十甚至上百个。”
“真有这么多？”“烧鸡王”很吃惊，“要是这么多孩子都没学上，将来可是个大问题。”
第七章 雨后6（2）
“差不多。”菊儿回答。
“你真想在城里办一所这样的学校，教蚂蚱他们读书？”说这句话，“烧鸡王”也望着菊儿的眼睛，仿佛想从中找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来。
“烧鸡王”这一问，反倒把菊儿问住了。
菊儿知道，话虽那样说，但如果真要办一所学校，又谈何容易？校舍去哪里找？教室去哪里找？教师去哪里找？而办学校的钱，又从哪里来？即便想尽办法办起了学校，城市的政府又会批准吗？所以，菊儿只好低下头，沉默了。
菊儿的沉默，让蚂蚱明白了一切。他知道，菊儿姐只不过是那样说说，安慰一下自己。于是，蚂蚱对菊儿姐说：“菊儿姐，你别难过。我现在不想上学了。等病好了，我就去垃圾箱里多捡些废品，多到收购站换书看。”
蚂蚱的话，使菊儿忍不住流下泪来。
听着蚂蚱的话，看着菊儿的泪，“烧鸡王”拄着拐杖，默默走到病房窗口，一言不发地望着外面喧闹的城市。良久，他才缓缓转过身来，一字一顿地对菊儿说：“姑娘，你真想办学吗？”
“真想。”菊儿回答。
“好！”“烧鸡王”将拐杖头用力地砸在地上，大声说：“这学，我帮你办！”
草根儿 第三部分
第八章 办学1（1）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菊儿和“烧鸡王”谈论最多的，就是办学的事儿。
虽然在他们谈论时，蚂蚱根本插不上嘴，但是，一种无比兴奋而又激动的情绪，却把他深深感染了。
这样，给菊儿姐和“烧鸡王”爷爷端茶倒水的活儿，就被蚂蚱全部承包了。他非常喜欢做这些活儿，仿佛这样一来，自己也参与到了办学这个计划中。这可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计划，它是那么伟大啊！
不止一次，蚂蚱问菊儿姐，学校什么时候能够办成，自己什么时候会坐进教室里读书，再听菊儿姐——不，那时候就是菊儿老师了——讲课。可是，每一次，菊儿姐都会微笑着对他说：“别急，别急，学校会办起来的。”
说是不让蚂蚱急，其实，菊儿姐比蚂蚱还急。
离出院的日子还有两天，菊儿就耐不住了。就在医生来查房的时候，菊儿对他提出了出院的要求：“医生，我要出院。”
“不行。”医生说得很干脆，“你的病还没有好彻底。”
“没事儿，不就差两天了吗？”菊儿辩解道，“出院以后，我自己会注意的。我的身体能顶得住，而且，饭店还有很多活儿要干。”
“既然只差两天了，你为什么不再等等？”医生笑着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要慢慢来，心急是不行的。活儿再多，身体也要放在第一位，没有了一个好的身体，你什么也干不成了。不能光顾挣钱，不要命啊。”
“还是等到正式出院吧。”看着菊儿依然苍白的脸，“烧鸡王”也劝她，“办学不是一两天的事儿，明年开春学校能办起来，就很不错了。”
“明年开春？那可不行。”菊儿说，“学校早办成一天，孩子们就可以早一天上学。孩子们一天天在长大，早一天坐在教室里，就早一天能看到希望。”
“姑娘，你想在城里办学？”听到他们的对话，医生也很感兴趣，“你准备办什么样的学校啊？”
“农民工子弟学校。”菊儿回答。
“农民工子弟学校？”医生很吃惊，“你是说，专门给农民工的孩子，在省城办一所学校，让他们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有书读、有课上？”
“是啊。”菊儿说，“城里学校不收他们，我们只能自己帮自己。”
“这是件好事情。”医生说，“可是，真要办学，却没那么容易。校舍、教室、老师、学生，尤其是办学经费，都是问题。这些，你都考虑了吗？”
“我知道。”菊儿说得的清晰而有力，“由简到繁，从小到大吧，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只要有学上，我们不怕吃苦。再说，还有这位大爷的支持。”
说着话，菊儿满怀感激地向医生指了指“烧鸡王”。
“不错。”“烧鸡王”说，“条件艰苦不怕，越是条件艰苦，孩子们越知道努力，越知道珍惜，将来也才可能越有出息。想当年，我出去拜师傅学手艺时，住的是草棚，穿的是破衣，吃的是剩饭，每天还要干很重的活儿，现在不也过来了？人年少时多吃点儿苦，不是坏事情。”
听到这些，医生点了点头。
不过，他还是没有答应菊儿提前出院的要求。他对菊儿说：“姑娘，这样吧，你再安心住两天，等病好彻底了，再攒着劲儿好好办学。不然的话，如果办学中间又病倒了，那还不更耽误事了？”
“还是先治好了病再说吧。”“烧鸡王”也劝菊儿，“办学的事儿，你在
医院里住着，也可以筹划。把事儿想好了，想清楚了，办起来就更快更稳妥。”
既然这样，菊儿也就不好再勉强，只好暂时不出院。
不过，不出院是不出院，菊儿并没有老是在病房里躺着。通过当护工的彩蛾，菊儿又认识了不少在医院里打工的农民，他们有的是保洁员，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锅炉工，有的是花工，还有的是像彩蛾一样的护工。
在和他们的谈话中，菊儿知道，他们中不少人的孩子，也像蚂蚱一样，在城里无事可做。乖一点儿的孩子，会帮着爸爸妈妈做些事情，或者去街上捡点儿可以卖钱的废品，补贴一下家用；不乖的或者调皮捣蛋的孩子，就会跑到
电子游戏厅、网吧里玩儿，时间长了，有的就和社会上的一些坏孩子混到了一起，干起了小偷小摸的事情，有时甚至还会和人打架。
每当和菊儿谈起这些时，有的爸爸妈妈就会叹着气，说：“要是城里的学校收这些孩子，让他们上学，该多好啊。可是……”
菊儿知道“可是”后面的话是什么：可是，没有学校愿意收他们的孩子。
“如果这附近有咱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你愿意让孩子去上学吗？”菊儿每一次都这样问他们。每一次，她也都会得到相同的回答：“那当然好。只是，学费不要太贵了，太贵了咱就是想让孩子上，也上不起。”
等到了正式出院的日子，菊儿的笔记本上，已经记下了十多个孩子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系方式。在这十多个孩子中，和蚂蚱年龄差不多大的，就有七八个，只不过，有的曾经上过学，有的从来没有走进过教室，哪怕是幼儿园的教室。
看着这些孩子的名单，“烧鸡王”不禁流下了泪。他对就要离开病房的菊儿说：“姑娘，我在
医院里等你的消息，需要什么，随时来找我。”
回到饭店后，菊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经理辞职。这让经理很是吃惊，她十分不解地问菊儿：“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没有。”菊儿平静地回答。
“那是嫌饭店给你开的工资低，想跳到别的饭店干？”经理说，“如果真是这样，工资的事儿还可以再商量。”
“也不是。”菊儿说，“您给我开的工资，已经够高了。”
“既然不是嫌工资低，那又是为什么呢？”经理更加不解了。
到了这个时候，菊儿就很难不说出实情了。毕竟，经理对自己不错，从当服务员到做领班，自己在饭店所有的员工中，是升职最快的人。
“我想办所学校。”菊儿说。
“办学校？”经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理由，“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学校可不是想办，就能办起来的啊。”
“这我知道。”菊儿回答，“我实在不忍心那么多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没有学上。他们现在都还小，真的是耽误不起。”
“有人帮你吗？”经理知道，单靠菊儿一个人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办起学校的。毕竟，那不仅仅只是一腔热情的事儿，而是需要一大笔资金的。
“有。”菊儿把写好的辞职书递给经理，“他是我们县的一个全国
人大代表，因为烧鸡做得远近闻名，人们都叫他‘烧鸡王’。”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要辞职了？”见菊儿说得如此肯定，经理很是无奈地接过了辞职书。然而，经理并没有翻开辞职书看，而是又对菊儿说：“菊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什么办法？”菊儿问。
“你先不要完全辞职。”经理回答，“白天，你可以跑办学校的事，晚上再回来上班。不过，领班肯定是不能做了，但你可以做大堂琴师，每天晚上来饭店弹几个小时钢琴。工资还照从前一样，按领班的职务开。这样，万一学校办不成，你也有个退路。你看这样行吗？”
经理的办法，也是菊儿完全没有料到的。
虽然有几次，菊儿的确临时救过场，在大堂里弹过几回钢琴，但那都是因为请来的大堂琴师病了，实在没有办法，才硬着头皮上的。
如果真让自己做大堂琴师，还真不一定能干下来。毕竟，自己不是专业搞艺术的，弹钢琴也只是在上师范时学过了一些。而做大堂琴师的，即便不说个个是艺术家，最少也该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或者，在市里、省城，拿过比赛名次的。
“我弹不好的。”菊儿说。这的确不是借口，而是她的心里话。要知道，经理这样做，也确实是为自己好。
“你能行的。”见菊儿这样说，经理似乎也明白了她的心思，“要不，就这样定吧。今天晚上，我给原来的大堂琴师说一下，她跟我们签的演出合同也到期了，而且上星期也曾因为出国的事情，向我表示过，不想再续签合同了。”
经理的一片诚心，菊儿自然不好拒绝，只好十分感激地答应了。
“谢谢你。”她对经理说，“我尽力把琴弹好吧！”
“这就对了。”经理也很高兴，“如果办学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在这个城市里，我比你多认识一些人。”说完，经理又把辞职书还给了菊儿。
经理走后不久，菊儿也离开了饭店。既要办学，又要想办法适应新的工作，菊儿有很多事情要做。对她来说，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菊儿穿行在省城的大街小巷里。一是到书店转转，买几本新的钢琴谱；二是四处看看，找一找适合做教室的房子。
然而，钢琴谱好买，适合做教室的房子却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的几处房子，不是太大，就是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