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 作者:龙志毅-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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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电话上的对话二位客人都已经听见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省里来的考察组要找他陈一弘谈话。他却以下工地为由拒绝了，这还了得？于是何局长便说：
“你有事还是留下先办事吧，我们明天一早先走你办完事后来。”
张总也附合局长的建议，一直坐在旁边没吭声的沈琳再也忍不住了，乘机插进来劝道：
“一弘，我觉得何局长和张总的意见是对的，明天一早他们先走，你到考察组谈完话再去也不迟呀。”
陈一弘有些不高兴了，板起脸说；
“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搞点大动作吧。”
二位客人见他如此坚决也不便多说，只好把话题转到工地上来。
三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喝酒，等到事情商量完毕，一瓶“茅台”也酒干瓶净了。
陈一弘已有几分醉意，半躺在沙发上对刚送二位客人回来的沈琳招招手，说：
“琳琳，来吧。”
沈琳顺从地走到他身边坐下，依偎在他身上。他伸出左臂将她紧紧地搂住，轻轻地吻她。这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中年女人身体依然是那么柔软而富有弹性，皮肤依然是那么细嫩白皙，简直就像二十多岁的少妇。他轻轻地吻着她，沉醉在幸福的温馨之中，过了很久才轻声细声地问道：
“琳琳，你说，是我把你从别人那里夺过来的吗？”
沈琳知道他又想起了那一封信，便也轻言细语地回应道：
“别听那些胡说八道吧，一弘，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事？身正不怕影子歪，别人想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
她这么说纯粹是为了安慰丈夫，其实那封信给她带来的思想负担比丈夫沉重得多。当然，正如她刚才对丈夫所说，“自己的事自己还不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歪”。然而，她更清楚有些事只要别人咬住不放是难以说清楚的。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无药医呀！”他是有妇之夫，妻子死了再娶无可非议；可是偏偏娶了她这个有夫之妇，当然一切离婚、结婚的法律手续都是完备的，无懈可击，但那些抓辫子的人不管这些。离了婚的是小小职员，后来的个体户，再结婚的是大大的副市长，何况还是老同学，老朋友，对，“老朋友”，问题就出在这“老朋友”上，这就够了，可以给人以借口了！我们现今的社会里，在一部分人的眼中，不分青红皂白，离婚就等于作风不正，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如此等等，这就给那些造谣者有了贩卖谣言的市场。可怕！
沈琳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将内心的烦恼去感染丈夫，尽量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他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心情，当她再次提起这件事时，他激动地说：
“我怕什么？只是气人罢了。有人造谣有人要相信，那就让他相信去吧。我一不违纪二不违法，半夜不怕鬼敲门！顶多不让我当这个副市长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沈琳依旧心事重重，听了丈夫的话便说：
“一弘，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我觉得你明天早上还是应该到考察组去才对。也许人家就是不相信那些语言，才找你本人去谈谈，以便核实否定。也许，人家根本就不是谈这件事，不去好吗？”
经妻子这么一说，陈一弘的思想有些活动了。但他在电话上对小韩说得那么硬，明天一早又自己否定自己地跑去了，这算什么？小韩明明说了，他向考察组汇报，有意见再给他打电话。到现在电话还没来，说明考察组已接受他的意见，自己又主动跑去，像话？这么委曲求全真是想升官啦？更何况听到水利工地立项的消息，他的确是兴奋得恨不能立刻跑到工地向大家宣布。如果说党政干部也有“作品”，这项工程便是他的重点著作，得心应手之作。相比之下，那语言一类的事，乃至提升与否都不在话下了。于是他对怀中的妻子说：
“已经定了的事就不要改了，我上工地去一两天就回来，那时再谈也不迟呀！”
沈琳说：
“也许人家很急不能等呢？要不为什么特别打电话叫你回来。”
沈琳没有将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她是在想：也许人家就要整理材料上报名单，突然生出这么个问题来，作为紧急情况处理，抓紧调查后肯定或否定，要是那样岂不误了大事？她抬起头来望着丈夫，嘴唇翕动正要开口说话，陈一弘却用手指轻轻地将她的嘴唇按住，柔情蜜语地说：
“我累了，我们睡觉吧。”
沈琳无可奈何，只好由他。
陈一弘洗洗漱漱上了床，他将后上床的妻子拉到自己的怀中，用左腕枕着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洁白柔滑如凝脂的背部，很快便睡着了。
她却一直想着那封信，脑子里乱糟糟的很久很久睡不着。心里不停地自问自答：说得清楚吗？当然！不，有些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道理只能说给通情达理的人听，一旦到了胡搅蛮缠的人那里就成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唉！
过了很久，她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然而睡得不踏实，老是做噩梦同别人争论吵架，乃至大叫一声：
“岂有此理，太欺侮人了！”
吼声将陈一弘惊醒，他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
“琳琳，怎么哪，醒醒。”
她“嗯”了一声，依然是迷迷糊糊的，翻了个身也依然躺在他的怀里。
“怎么，我在吵架？”
他抚摸着她那乌黑的秀发，轻声细语：
“没什么，睡吧，睡吧，啊！”
沈琳似乎睡着了，陈一弘却反而醒了，而且是清醒了。茅台酒不上头，那几分酒意早已全然消失。像是接班似的，刚才妻子所想的问题乃至在睡梦中和人争吵的同一个问题也在他脑海中翻腾起来。当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怕而是气，有什么可怕的？笑话，光明磊落，身正不怕影歪。考察组要相信就由他去吧，作为一时（实际也可能一辈子）难以查清的问题挂起来也随它去吧。自己从来就没有钻头觅缝去寻求提升呀，当然了，如果谁要当一件事情来查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升官可以，栽诬定罪，那是决对不行的！我陈一弘决不是可以随便让人欺侮的人！事实就是事实嘛有理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吧，在背后偷偷摸摸告黑状，算哪门子英雄！
他越想越气愤，也许是为了坚定自信吧，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确切地说是回到了十九年前的往事上。
龙志毅《政界》
六
他陈一弘和前妻冯菲以及冯菲的好朋友沈琳认识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们在省城一所综合大学念书。那时他们都是第一批带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组直接领导的红卫兵。三个人都在校文革宣传组，陈一弘是四年级学生，冯菲、沈琳二年级，他自然地成了她们的小头目。当然，他的手下不只她们二人，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但从那时起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后来在人生旅途中命运休戚相关的却只有他们三人。
当时他们可谓天之骄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反动权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一贯的三好学生如陈一弘们，在“捍卫”的口号下也激动得失去了理智，却自认为在执行着神圣的职责。
谁知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从天之骄子一变而成了“保皇党”、“御林军”，成了在五十六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的帮凶。他们灰溜溜地靠边站了，苦闷、彷徨、不知所之。
这样的时间也不长，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联”给了他们以新的“生机”。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你能串联我又为何不能串联？一旦出了省城，谁来管你的身份是“革”还是“保”。
于是他们七个人五男二女相约组成一个战斗队，名曰“卫红战斗队”，公推陈一弘为队长。陈一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被他们这些虽然造反了却依旧传统观念很浓的大学生推为政治领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们一行七人虽不能称为浩浩荡荡，却也整整齐齐，夹在大串联的千军万马之中，乘火车换汽车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们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令人也令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一些最为流行的口号，例如：“彻底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他们只在公众场合跟着别人喊，却并未成为他们战斗队的行动口号。是他们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危险，不需要他们去保卫？是他们觉得党内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毁？不知道！也许他们并没有这么高明，而只是一种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识行动也未可知。
在陈一弘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最初是很严谨的。语录随身带，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念几条。长途乘车，短途步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虽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几个男生感到太严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开反抗只在暗地里发几句牢骚。两个女生冯菲和沈琳却是陈一弘的坚定维护者，陈一弘的任何一个指令她们都坚决执行，几乎等于半个最高指示。特别是冯菲，块头大，活泼大方，稍有越轨者她也会毫不客气地训人。除陈一弘之外的几个男学生便给了她一个不雅的外号：“大洋马”，并互相打趣：“仅防被马踢哟！”沈琳却恰好相反，她个头不高，身材匀称，皮肤白哲，圆圆的脸，明目皓齿，性格温和，在那个小小的集体里是颇受众人青睐、备受众人照顾的一员。
不严谨的事也终于发生了，当陈一弘领导的这支七人队伍到达武汉时，他们每个人都已身不名文，粮票也只剩下几两了。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不难解决的，否则就不会维持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局面了。问题出在他们没有经验，除了七幅红袖套和一面红旗什么证件也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专门为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借钱借粮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务周到，组织严密，审批和借钱借粮全在一间屋子里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效率任何时候都令人羡慕，可惜，也许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气氛之中，“吃皇粮”的人们才会如此不拖拉地“为人民服务”的，借粮借钱的红卫兵们只需呈上证件，写明要借的粮钱数，审批者随便瞄瞄大笔一挥，就可以到另外一张桌子领钱、领粮票。需要呈交的是什么证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许是什么单位发的串联证或者学生证一类吧？总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学校的证明，以便接待者们向组织上交账，如此而已。
然而，陈一弘他们什么证件也没有。没有也得硬着头皮去闯，他们七个人就这样整整齐齐硬着头皮来到接待站。自然是领导者陈一弘出面，填好借据呈上。审批者是个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粮的机关干部。他态度和气、面挂笑容。顺便说一句，这是当时机关干部对红卫兵们的通常礼貌，当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极少数。当下那位审批者接过陈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粮单，问道：
“证件？”
“什么证件？”
审批者将需要验明的证件名称说了，依然笑容可掬。陈一弘却傻了眼，愣了一下只好照实回答：
“证件没有带来。”
“那就回去带来再借吧，下一个。”
依然笑容可掬。
陈一弘进退维谷，“下一个”却已经上来了。他正准备退出，那六个围在身边形同护卫的男女之中突然杀出了“大洋号”冯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点！”
语惊四座，连那个几乎已经填补了陈一弘空缺的“下一个”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下一个”。
冯菲见第一着见效便乘势追击，对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审批者大声吼道：
“还要什么证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红卫兵袖套：“人就是证件，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怎么样？袖套就是证件，它证明我们都是红卫兵，还要什么！”
这种理由也只能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条件下才能说出口来而又不致遭到批驳。审理者无可奈何地笑笑：
“话不能这样说，总得有个凭据嘛，这是制度，二天这些借据都要寄回你们学校去的呀！”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钱借粮将来把借据寄回学校去是要还的。谁还？学校还是本人？上面没说清楚，乃至这些借据后来是否真的寄回学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有谁统计过在那段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