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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天下残局-第9章

小说: 天下残局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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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人李楚材,尝入太平军,後投降曾国藩,人称“李九长毛”,作战迅猛,颇得好评。他有三种绝技:一,跑得快,可以“走及奔马”;二,水性好,“入水不濡,可历数时”;三,“黑夜有光”(气功术语称之为“人体奥拉”)。一次,援助湖州,至时城已失守,回来向曾氏报告,说行军甚速,自己并在“昏异之中,偷过贼营十馀座,已探至城根矣”,无奈敌军抢先得手。曾国藩却不相信他那近乎特异功能的绝技,斥为胡说八道,将其革职。除了打仗,楚材再无其他可以糊口的技能,如今饭碗被打破,势必要找个地方重新上岗。左宗棠领军後,有鉴于曾氏“调度乖方之至”,不仅平时“词旨亢厉”地批评他,且立下一条不成文法: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曾国藩弃用的,左大帅都给提供职位。楚材闻此,便前去投靠。与左氏见面後,楚材特地将三种绝技表演了一遍,宗棠“试之皆验”,大喜,即命统率四营(较在曾营时尚多统千人)。嗣後,楚材如鱼得水,“颇立战功”。

曾国藩于眉睫间如此英才都交臂失之,左宗棠怎么会佩服他的“知人之明”? 


一保之恩,当铜鼎相报

大盂鼎,是目前出土文物中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据称,倘公开拍卖,成交价将在一亿美元以上。

1951年7月,苏州潘达于女士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将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月底,上海市文物管理会派员至苏州,将二鼎妥运回沪。明年,二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7年,大盂鼎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潘达于是谁?达于,原姓丁,是潘祖年的孙媳妇。祖年,祖荫之弟。祖荫无後,乃与祖年共子共孙,以为延嗣;因此,潘达于也就“兼任”了潘祖荫的孙媳妇。其夫早卒,潘达于便成了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勤。他有两个爱好,一是收藏文物,一是护惜人才。大盂鼎是他收藏中的极品,而得到这个极品,竟一分钱也没花,此鼎乃是一位被他爱惜过的人才所赠,这个人又是谁?

咸丰十年,师爷左宗棠不守文明规范,辱骂总兵樊燮为“忘八蛋”,被好事者罗织罪名,以“劣幕把持”的罪名告到北京。清廷密令湖广总督彻查此事,并称若证据确凿,可将“劣幕”左宗棠就地正法。事态十分严重,于是,从两湖到北京,湘军集团及其同情者组织了一次大型斡旋:南方由湖北巡抚胡林翼主持,北京由户部尚书肃顺主持,不遗馀力奔走其间的执行者则是郭嵩焘。为了避免同乡勾结的嫌疑,郭嵩焘找到与左宗棠素不相识的潘祖荫,请他到皇上跟前仗义执言;于是,此次活动的最高潮,便是潘祖荫上折奏保左宗棠,其中名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奏上,龙颜大悦,左宗棠也因此化险为夷。十馀年後,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委托袁保恒(袁世凯堂叔)以七百两银子购得大盂鼎,转赠潘祖荫,终于报答了潘氏上奏保举的大恩。

这就是潘祖荫得到大盂鼎的来龙去脉。不过,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当日郭嵩焘委托潘祖荫上奏,除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曾赠之以金,付给他三千两银子的“劳务费”,这笔资金由胡林翼提供。倘真如此,潘祖荫一篇477字的奏折,共获得3700两银子约合30万人民币的稿酬,实在是天价文章。潘女士捐宝後,国家发给奖金2000元人民币,以资表彰,她随後将奖金全额捐给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最终,不带丝毫铜钿气,只有遍体斑斓的绿锈,伴着大盂鼎静静伫立在博物馆。再读潘祖荫奏折,亦觉风味如昨,满纸都是“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材”的赤诚。 


鼻烟壶的特异共能

潘祖荫有收藏、赏鉴古器珍玩的爱好。诸凡金石书画,固然都是潘氏酷嗜之物,而对鼻烟具有极高的鉴赏水平,则令潘氏在近代以来古玩鉴赏界中卓尔不群,独步天下。

鼻烟先风行于欧洲,据说,拿破仑嗜之如命,月吸三公斤以上。明代万历年间,鼻烟传入我国;到了清代,则衍变出一种“鼻烟文化”——不但烟粉制作精益求精,鼻烟壶的制作工艺也空前绝後:鼻烟中的极品,不必薰香,“而自有木瓜、苹果、玫瑰、橙、柚等香气;一两之值,可达百金”。烟壶之名贵者,“多用宝石,有套至十三色者,一壶之值总在千金左右”。和固ǎ铀页龅拿蟊茄毯猩锨е唬宦凼詹厥浚褪系蔽星宓谝蝗耍牵凵图剑蛭奕丝坝胱嬉窨故帧E耸祥忉幔疃戎苎罹ㄒ彩且桓龃笸婕遥┍阍刑荆骸笆牢夼瞬ㄗ嬉褡郑次蘅缮图茄陶摺薄8氖牵俗嬉癫唤觥吧图茄獭保帽茄毯础吧图比瞬拧�

祖荫是咸丰二年的探花,此後仕履多与文教事业有关,数次充任主考,为天子选拔人才。每逢阅卷,祖荫便在抽屉内放两个鼻烟壶(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以手探之:“得红者中,得绿者落”。此事尝被同任考官的张之万觉察,张氏批评他此举是尸位素餐,十分“轻妄”。祖荫从容回答:没那么严重了。扪心自问:你我入官以後,久不读书,荒疏已极,还真看得出这些卷子的优劣?卷子都由熟谙文法、态度审慎的新翰林初阅,能过得他们那一关,那一份卷子不是千锤百炼?那一个考生不可中试?既是人人可中,而限于名额,非得淘汰若干不可,我就只好用红绿烟壶卜其运命了。富贵在天而已,哪是什么“轻妄”?这个回答“言伪而辩”,张氏听了哭笑不得,只得由他去。

又一次,祖荫与李文田——咸丰九年探花,近代著名学者——在办公室闲聊,提到近日入京陛见的某提督。祖荫连连称赞说:这个人好啊,那真是忠肝义胆,一代名将。文田一听,肃然起敬,问道:这位将军战绩如何?祖荫答道:不甚清楚。文田一愣——难道是说这人长得“忠肝义胆”——遂问:那他状貌如何?祖荫呵呵一笑,说:还没见过。文田大惑不解:啊?那您凭什么说他是“忠肝义胆,一代名将”?祖荫哈哈大笑,说:他送我的鼻烟壶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铜官感旧图

咸丰四年夏,曾国藩亲帅湘军水师在湘江铜官渚与太平军作战,一触即溃,大败而归。此役是他在军事上的“处女秀”,也是“告别秀”——自此以後,他便不再亲临第一线指挥具体作战了。其时,他的心理素质也远不如日後,战败後,且羞且惧,乃眼一闭脚一蹬,纵身跳入湘江。多亏幕客章寿麟纵身入水,将他救起,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後人述此事,乃说:“援一人,而援天下”。

十馀年後,太平天国覆亡,曾氏封侯拜相,总督两江;湘军文武,鸡犬升天。章寿麟恰在曾氏辖区谋得一职知县,依照常情,曾国藩报答章氏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纵然不便立即将章氏提拔为高级领导干部,分派他一个府、道或者盐、漕的肥缺,倒也不是强人所难。孰料直到曾氏死在江督任上,章氏也没沾润到老上级的点滴雨露。二十年间,章寿麟一直“浮沉牧令”;曾氏一死,最後的寄托亦不存在,于是,宦意全消,告老还乡,途经二十年前“手援”曾国藩的故地,寿麟触绪纷来,不能自已,遂画了一幅《》。此图作毕,湘军集团的核心、外围乃至不入围人员,共计上百人,在图上留下墨宝,章氏後人将之装订成册,署名《题咏》,刊刻发行。

其中,左宗棠的序言最可玩味。曾左後世并称,二人行事却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曾氏为人做事的用心,左宗棠却从未失去敬意,他说:曾氏一心为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铜官一战後取得功名利禄,不过实至名归,锦上添花。章寿麟救命之功固然不可泯灭,但说这是一件拯救天下的功劳,未免言过其实。一个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是生命的偶然,不应混而为一。

藉此可知,左宗棠信奉“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对当事人的微妙情感无所措意。那么,他碰上类似的事情,也会如此理性么?左宗棠一生,确有艰难困苦、十分沮丧的时期,不过,在他最“背”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曾在物质和精神上向他提供莫大的帮助,助他渡过生命的低潮。此人即是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左宗棠的CFO——胡光墉(字雪岩)。在浙江剿匪,在西北平乱,在福建办船政,在每一块左宗棠的勋章上,都应刻上胡光墉的名字。很不幸,光绪十年,胡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 


李鸿章:教天下骂老子 老师教我起早床

咸丰三年,李文安——李鸿章的父亲,曾国藩的同年——写了封介绍信,让小李投奔曾国藩,并拜其为师,这便是曾、李二人三十年师生关系的缘起。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这四个字便开始发挥作用;至尊不过帝王,最严不过生父,曾之于李,不啻君父。当然,这是旧社会那一套,新时代讲究个性发扬,师不师、生不生也能相安无事,实在没必要继承这些糟粕。

论年纪,曾、李相差不过十二岁,本不应形成代沟,孰料二人相遇後,乃如火星人碰见金星人,格格不入。不谈理想志向的差异,只讲一个作息时间的矛盾,便可见一斑。

曾国藩秉承家训,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天刚亮就吃早饭;领军後,便将此习惯带入军营,要求核心团队成员都得跟他一起用早餐,与带兵在外的将领通信,也时刻叮嘱他们不要荒废早起这件功课。李鸿章身为弟子,更不得例外。这可害苦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李鸿章与日後的张之洞,在作息上极为相似,都是起居无节、饮食无常的主,猛然大幅度调整生物钟确实令他难受。生物钟这个东西本不是说调就调得好的,何况,生物钟的深层机制往往还受人生观、价值观的制约;你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还认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不过,这是师门严命,没办法讨价还价,李鸿章如何对付呢?

他也没什么高招,应对之法,与今日上班族缺勤惯用借口如出一辙:闹钟不响(怪更夫敲梆子声音太小);交通堵塞(这个借口有点难度);昨夜加班作稿;突然生病。等等。只是,俗语云:法多不灵;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总这么搞,曾老师的脾气便发作了。

某日黎明,亲兵来作morningcall,李鸿章告以头痛,请辞早餐。不一会,警卫队长来了,说曾大帅有令:今日务必一同进餐。没办法,李鸿章“批衣踉跄而往”。待赶到餐桌前,只见满桌文武兀然危坐,没一个动筷子的。见他来了,曾国藩点点头,大家这才提筷端碗,共进早餐。席间,曾国藩一语不发,只管埋头苦吃。食毕,曾国藩盯着他,一字一顿说道:少荃(李鸿章字),你既入幕拜我为师,那我就告诉你:我这里没别的规矩,只讲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

李鸿章呆坐席上,半晌没个动静。此後,他再也不赖床。

数十年後,李鸿章遇到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犹津津乐道于这件趣事,称自那以後,对于起早床这件苦差,“我便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後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言语间,竟有将一生勋业的奠基归功于起早床这个习惯的意思。

看来,对作大事的人来说,起早床还真不是件小事。 


作伪书,也挺好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除了练得起早床之术,还兼修了一门功课,曰《挺经》。李鸿章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其中开经明义第一条,是这么讲的:

一日,某家来了贵客,老父派儿子去市上采备肴果,准备中餐。孰知过了十一点,儿子还未回家,老头便往村口探望。只见儿子挑着菜担,正和一个货郎僵峙在离家不远处的田埂上。田埂不宽,只容一副担子过身,两边都是水田,二人都不愿下田,因此僵在那儿。老头上前,婉语和货郎商量:“朋友,我家有客,急着办中饭。您往水田稍让一步,让小儿过来,如何?”货郎说:“这是什么话?你儿子便让不得么?”老头说:“小儿身材短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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