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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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史书记载，晚清最大奸臣这顶荆冠当戴在肃顺的头上。咸丰十一年七月，皇帝驾崩，临死前将大清江山托付给肃顺等八人，请他们好好照顾幼帝同治。孰知不到三个月，慈禧便联合恭亲王发动一场闪电政变，收拾掉先皇钦命的八大臣，开始了长达四十馀年的垂帘听政。作为头号政敌的肃顺被斩首，法律中并无砍政敌脑袋这一条，慈禧罗织了什么罪名呢？
说来好笑，当日宣判书中竟无一条说得过去的罪名，不过是“当（太后）面咆哮”（工作作风问题）、不能按质按量为皇室提供餐饮服务、“擅坐御座”（并无证据）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非非杀不可的重罪。但是，诛杀肃顺的诏旨发下後，朝野上下齐声喝彩，且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的赞叹，这又是为甚么呢？
原来，肃顺的群众基础极差，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得罪了国中绝大多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整顿户部（相当于今日财政部）的贪污腐败，杀了一批大贪，关了一批小贪；他关心夷务（外交），强烈要求将欺上瞒下、丧权辱国的耆英斩首；他鉴于满汉分治制度的弊端，建议削减国家对旗人的福利；他敢于打破清代二百年来不信任汉人的陈规，鼓励咸丰放手任用湘军将领；他具有现代政治家的风度，唯才是举，不论左派（“清流”）右派（“洋务派”），只要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纳入他的智囊团，且礼敬有加，关怀备至。在那个时代，具有如此眼光和能力，实在令人佩服；遗憾的是，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他损害了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官员、旗民、保守主义者——权利，并因此付出生命代价。
肃顺被押赴刑场途中，愤怒而狂喜的旗民一边高呼“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捡起板砖泥巴扔向囚车，不一会儿，他就“面目模糊不可辨”。
所幸千秋自有公论。肃顺突破阶级局限，勇于改革，即使当时“面目模糊不可辨”，终必在今日被我辈引为同志，并平反昭雪。
小聪明
十幾年前的电影《火烧圆明园》有一段讲到僧格林沁大胜英法联军；那会儿年纪小，愣没整明白：王爷的军队如此威猛，怎么还是被鬼子们打进北京、烧掉了圆明园？後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不过是僧格林沁乃至清廷的偶尔得逞而已。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後，道光皇帝与英法签订《南京条约》。约定割让香港给英国，广州、上海等五城市对外开放，赔款2100万元（限期四年付清）。
十馀年後（咸丰八年），由于对《南京条约》中具体条款的理解未形成共识，英、法外交官在广东与清廷官员争执不下，激变为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国海军驶临天津大沽口，号称护送本国使臣入京谈判。其时，咸丰皇帝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遵守由他老豆签订的《南京条约》。孔子说：“（父亲死後）三年，（儿子）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豆死了八年，咸丰才决定毁约，“可谓孝矣”。但是，他的智力有点问题：欲撕毁不平等条约，其志固然可嘉，但在没搞清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贸然毁约，其结局往往是自取其辱；反言之，真有实力的话，别说不平等条约，即是平等条约，当作擦屁股的草纸亦无伤大雅。实力决定一切，这个道理已经历史反复证明；咸丰却昧于此道，在不堪一战的情况下，悍然毁约，任命原驻通州的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移防天津，指示他酌情度势、剿灭来犯的夷人。
这才出现了《火烧圆明园》中僧军“大胜”的一幕，僧格林沁这一战怎么打的呢？原来，他耍了一回。英军先遣队登岸，见僧军正修筑工事，问：“此何军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英军再问：“欲战乎？”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矣”。又问：“听说僧王爷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这套由僧格林沁预先安排的问答，骗过了英军。随後，英军登陆，阵脚不稳之时，僧格林沁即令放炮，击沉英舰四艘，击毙英军六百馀人。教科书称“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取得的最大胜利”，咸丰一朝文武也深受鼓舞，以为洗雪国耻的日子即将来到。但是，明年，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僧格林沁碰上同一支夷军，却被杀得丢盔弃甲。尔後，北京告破，圆明园被烧，双方又签了个比《南京条约》更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看来，治国治军，还是少用不用的好。
圆明园是谁烧的
先抄一段笑话。历史课上，老师讲到火烧圆明园一节，小明一直在打磕睡，老师怒问：“小明，？”小明吓得睡意全无，惊慌答道：“不是我烧的！”次日家访，老师举此为例，要求小明家长加强对子女的管束。小明他爸愤愤不平：“老师你莫错怪我儿，我儿一贯老实，他说不是他烧的，那就一定不是他烧的！”
老师的教科书上有正确答案：圆明园是英法联军烧的。从宏观来讲，这个说法没问题，从微观来讲，这个说法有问题。所谓宏观，即指咸丰十年联军攻占北京後，圆明园被焚毁。所谓微观，则须找出圆明园纵火案的“首事”之人。迄今为止，到底是谁点燃或者建议点燃投向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有三种说法颇具代表性，这三种说法都认为带头烧园的是中国人。
当时正在北京的王辏г硕嗄暌葬嵩な对裁髟按省纷芬浯耸拢涤⒎ň琢炀居谡庾蛟爸暗摹俺律杈蘩觥保健跋嘟涓ト搿保氯朐搬岣慊滴锛植磺逡渤械２涣司薅钆獬サ脑鹑危龆ㄔ谠巴庾ぞ６坡涔笞澹粗嘎耍┏嘶俺始槊瘛保俳枇肽谧莼穑⒑迩啦莆铩Ａ獠鸥澳冢勘茄酆臁爸泄┟瘛钡氖栈瘢谑窃诰倌硐录尤虢俾拥男辛小Ｖ型馇康帘呱毡咔溃蠡鹑詹幌ⅲ置嬷沼谑Э亍�
第二种说法则指出：联军入京，龚橙导之毁园。龚橙是著名爱国主义诗人、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宝贝儿子，也是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中国密友，曾说过“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的名言。当时士大夫幾乎一致认为是他向联军提出烧毁圆明园的建议，终其一生，龚橙也未对这个指控进行辩白。
最後一种说法则直接点出了带头放火之人的姓氏。此人姓李，联军入京後，他充任进驻圆明园的向导，并在联军犹豫不决、“相戒弗入”之际，用一把火坚定了联军入园劫掠的信心；同时，他也大发了一笔国难财。只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他便被有关部门抓获，判处死刑，没收全部家产。
由此可见，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着的；但是，这并不能减轻英法联军的丝毫罪责，他们才是应被追究的主犯。1861年，法国政府在巴黎展出“远征中国”的战利品——圆明园文物——大文豪雨果评论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三十年後上演的剧本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正在此时，南京发生总督被刺案，慈禧赶紧替他找了个台阶，命赴南京查案，教案则交由李鸿章接手。其时，法、英等国不断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清廷施加压力，国内舆论也渐形激烈，当此内忧外扰之际，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出谋划策，要帮政府渡过难关。其中，嘉兴人朱采的建议书尤有特色，值得介绍。
朱采的建议异乎流俗之谈，而如南粤某画报促销语所谓：“另有一套”。当时言论，多倾向于两个极端，不是悲观的求和派，就是激愤的主战派。求和，即谓无条件接受法国人的一切要求——不仅要处死“暴民”，还要指名处死幾个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此外，赔款、改约更不在话下。主战，则谓拒绝法国人一切要求，不惜玉碎。在朱采看来，求和，“亏国体，失人心”；主战，则是不谙利害，徒逞一时之气。俱非善策。他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外示和，内严备，而以众怒难犯胁之”。外示和，是说不温不火继续谈判；内严备，则谓调兵遣将、各地严防，准备打仗。这两句话的理论根据是：“能战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算是车轱辘话，听上去大有道理，只是操作起来无所适从。他的意见最重要的还是末尾那句：“以众怒难犯胁之”。他说，政府应对各通商口岸所在省份的督抚下发密旨，让地方长官组织爱国民众“编造”各式各样的“讨夷公檄”，说尔等法夷在天津等地犯下“挖小儿心眼”诸般罪行，不自反省，还要“索取官长及百姓头颅以泄其愤”。我国政府“顾惜大体，仍讲和好”，但是，我辈爱国群众可不吃这一套，决“不甘与挖心挖眼之虎狼同国而居”。今已组织若干“义旅”，只待战斗在第一线的天津民众振臂一呼，我辈群众必将“约定日期，同心灭夷”！尔後，再由督抚出面安抚民意，“令众百姓无妄生事端”。云云。原来，朱采的建议乃是一个剧本，让民众唱红脸，政府唱白脸，以吓阻法国人。当然，若法国人不懂得欣赏戏剧，执意闹场，那咱也没办法，只好假戏真做，“集兵力，结民团”，大战一场了。
当政者并未采纳朱氏的建议，但是，这并不是说朱氏的建议就此湮没无闻。三十年後，政府与广大爱国群众对这个剧本稍事修改，演了一出大戏，剧情轰轰烈烈，极为可观，只是结局不太理想。朱采似因此伤心过度，大戏落幕不一年，他便悄然辞世。
先上车，不买票
清代各部最高长官是尚书，其次是左右侍郎，此辈即所谓堂官；其下便是郎中、主事，此辈即所谓部吏；再下，就是负责文案、收发、拟稿、誊缮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是各部“在编”人员，而类似今日之“临时工”，待遇不高，福利全无，却承包了单位上最累最苦的活——即所谓胥吏。清代历朝会典、律例及各部则例所载法规，叠起来差不多有幾个人高，能初步熟悉一遍就很不容易了，胥吏们却烂熟于心，能做到遇事援引，毫厘不爽。那些已将半辈子光阴消耗在八股无用之学的的干部（旧称老爷）们，又有幾个做得到？因此，对经胥吏整理出来的处理意见，堂官、部吏总是画诺同意。但是，胥吏工作繁冗，作用重大，所获报酬却微不足道，无疑极不公平。部费，便是用来消弭此种不平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因此，某胥吏尝作大言，说：衙门若像一辆车，来衙门办事的就都是客，我辈则是车夫，堂官不过是拉车的骡子，“鞭之左右而已”。
当然，想坐车却不愿花车钱的赖皮不是没有。例如，乾隆爱将福康安，在西藏平乱，军功显赫，回京後至户部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乃悍然不提部费。胥吏们却不吃这套，推举一个代表到他家“讲数”。福康安大怒：小胥竟敢公然索贿？代表不卑不亢，说：岂敢岂敢。但您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同意报销”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若舍不得花钱增雇人手，仅就现有之人陆续办理，则幾年下来都搞不定。届时，皇上一见：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必然生厌，万一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承风希旨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有道理，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
湘军大功告成，曾国藩却犯了愁。他可没有福康安的大手笔，能拿出数百万的部费将手头的巨额发票——共计约三千万两——给报掉；可部费又赖不掉，怎么办？正在为难的时候，慈禧开口了，说，湘军所有军费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即可。照那胥吏的逻辑，可以说，慈禧越俎代庖做了车夫，让曾国藩先上车，不买票。
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贵重
清代京官，职位较地方官为清贵，收入却远逊之。单靠一份工资，不要说中产阶级，大部分京官们的餬口养家都成问题。外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更是大笔进项；“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京、外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亦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其喜怒直接关乎外官的乌纱，其间利害，孰敢小觑？于是，京、外之间便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