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愤怒 -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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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中国人心目中最有智慧的事竟然都和“骗人”有关。
也许有人会问，诸葛亮是军事家，而常言说得好，兵不厌诈，一个军事家欺骗敌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为什么把这件事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这个问题我分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德国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西方人尊称为军事理论的圣经。不像我们自己的《孙子兵法》，这本书绝大部分的中国读者可能没有读过。这两本书我们做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得到有趣的发现：《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一开始说“兵者，诡道也”。我们再看看《战争论》的第一章“论战争的性质”，这一章的基本概念是什么？“人多的一方要赢人少的一方，实力强的一方会战胜实力弱的一方。”这不等于大白话吗？许多读者可能会问，这也算什么兵法？
我当然不否认“诡道”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战争的最后结局通常是由实力决定的。拿破仑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站在兵力多的那一方。”
第二，在西方的战争史上其实也不乏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或者类似诸葛亮的避实击虚、四两拨千斤的经典案例。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案例、指挥这些战役的将军没有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智慧的象征、智慧的代言人？同样的道理，诸葛亮的功绩远不只空城计、草船借箭这些，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件“骗人”的事情在中国流传最广？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的答案是，尽管道德层面上中国人谴责谎言，但是在内心深处，中国人并不把撒谎当回事，因此，对敌人撒谎、这一特殊的谎言一旦摆脱了道德束缚，就装上了“智慧”的翅膀。于是，谎言要掩盖的真相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机密，接下来的任务是比谁撒谎的本领更高，谁的谎言更难以被识破。
中国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那么多被发现剽窃的教授竟然还能继续做他的教授，竟然还能教书育人，竟然还有人为之辩护，说他抄得不算多，还有抄得更多的。这是典型的中国的逻辑。
著名作家巴金去世之后，人们在评价他的作品时发生了争论。于是有人说，即使巴金的小说一钱不值，单是他提倡讲真话这一点就足够使他成为一代伟人。
在中国，要成为一位伟人是多么的容易，只要说说真话就可以了。可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又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美国耶鲁大学一位教授从80年代开始在上海对中国人的消费进行研究。实际上，他一开始是研究中国人的收入的。为什么他后来改为研究中国人的消费呢？他告诉我说，因为中国人的收入他怎么也搞不透。他举例说，一个中国人告诉他，一个月的收入是2 000块人民币，可是这个人去买一件价值100元衣服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类比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抛开复杂的汇率不算，将一块美元等于一块人民币。在美国，我自己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拿过2 000块一个月的工资，我去买一件价值100美元的衣服会怎么样？告诉你，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犹豫，一个月后，当我确信我非常喜欢这件衣服时，我才会去买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2 000元不是中国人的真实收入。从此之后，我就不研究中国人的收入，开始研究中国人的消费了。”
确实，要搞清中国人的收入，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不但外国人搞不明白，就是我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以上海为例，去年的人均收入上海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不足两万元，可支配收入不足一万元。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否则，上海那么多的房子都卖给了谁？
说到中国人的收入，有一个问题许多读者很有兴趣，那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收入到底谁高？有许多文章谈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些文章往往只列举一些统计数字，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我在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两个在大学教书、工作了5到10年的人，谁的收入更高？
答案可以用“一波三折”这个词来形容。
如果我们只看人均收入，比如美国的人均收入接近4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30万左右，乍一看上去收入确实比我们高多了。可是仔细一研究，好像又不是这么回事，首先要交掉40％左右的税，就只剩24 000美元了，除以12，一个月也就是2 000美元。乘以8有16 000人民币，好像还很多，问题是，在美国2 000美元绝对买不到在中国16 000人民币能买到的东西，所以绝大部分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平常的日子都是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分期付款。
我有一个同学80年代留学的美国，在美国定居，前不久回国探亲。在接风的饭桌上有人也问到中美两国的收入问题。当时我这个同学回应些虚头巴脑的话，什么上海高楼林立非常繁华、什么车水马龙异常热闹、什么大的购物中心比美国的还现代等等。吃完饭出来，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怕影响大家的情绪没告诉他们真实情况，我在美国有一笔很大的存款，接近二十万美元。”
见我没有立即回答他，同学以为把我给吓住了，赶紧解释说，他去美国时间比较长，中国人比较节省，一般美国家庭也不见得有这么多存款等等。我终于决定不害怕影响“他”的情绪了，我停下来随便指着路边的一栋公寓问他，“你知道这里面一套房子值多少钱吗？”“多少？”“你那二十万美元不一定买得到。”
“是吗？”我同学一脸的不相信。
看到真的影响了我同学的情绪，我赶紧说，“你别着急。你日子绝对过得比他们舒服多了。因为你占有的消费品的总量远远多于他们。”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敢于把他们的全部收入立即花掉，而中国人要把收入的绝大部分存起来，准备看病、准备养老、准备孩子上学。
老外搞不明白的还有中国的价格。老外首先不明白中国的农副产品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中国的农民难道只需要喝喝西北风就可以了？其次，老外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商店里出售，价格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要说老外最看不懂的是中国的纺织品价格。 本来中国给人的印象是纺织品大国，据统计，中国出口的服装平均价格为5美元。5美元，折合人民币40元，平均价格为40元，那通常意味着差不多一半还低于40元。可是，为什么在国内大商场的服装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前不久，上海市政府做出决定，取消（请注意，不是搬迁）著名的“襄阳市场”。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外国人的调查，竟然有老外叫我们要求上海市政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保留这个“中国唯一的享有世界知名度”的服装市场品牌。
襄阳市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许多人以为是“假冒而不伪劣”，不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商店里的服装质次价高。
搞不懂中国人的数据
2005年无疑是西方媒体的中国年。新年伊始，英国《泰晤士报》就在1月3日，发表了该报前总编的一篇评论，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纪》，由此拉开了“中国热”的序幕。随后在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国周”把《提问时间》节目制作搬到上海；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中国周”也把主持人拉到了北京的钓鱼台直播，从5月14至22日推出整整一周的包括直播和专题片在内的《聚焦中国》报道。我本人6月份在法国时，也无意中看到了法国电视台一套长达5小时的介绍中国的节目。
纸质媒体也不甘落后，《纽约时报》先于5月6日发表社论《一个崛起的中国》，5月22日又刊登著名专栏作家纪思道的评论文章《中国——世界的首都》，并罕见地为其配上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几乎在同时，《新闻周刊》5月9日也推出封面报道——《中国世纪》，用了21个版面进行了密集报道。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大国的崛起》的文章，提醒美国大企业不要错过中国世纪。一周以后，著名的《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
本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外国人的赞扬向来是极其享用的，但是近几年国际斗争的丰富经验显然大大提高了部分国人的警惕性。这次，就在我辈一如既往地准备陶醉于外国人如此高密度、超强度的赞美声中时，有人高瞻远瞩地指出，这场所谓的中国热不过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密谋的、对中国的“捧杀”，其目标是试图将当年捧杀戈尔巴乔夫并导致前苏联垮台的过程在中国重演。并煞有介事指出，那些文章的作者尽管来自不同国家，但他们都相互认识，事先对这场精心策划的捧杀进行过周密部署。给我的感觉是，要是早知道他们的开会地点，我们本来可以来个人赃俱获。
前一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对十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其中有两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第一个问题是“从现在算起，75年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能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呢？”以下是各位诺奖得主的回答。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h J。 Arrow）：“除非经济增长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将在7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我对此深信不疑。”
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中国。”
劳伦斯·R·克莱恩（Lawrence R。 Klein）：“75年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很可能是中国。”
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中国。”
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中国75年后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的概率是50％、欧盟是30％、美国是20％。”
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按经济总值算，可能是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目前所采用的经济政策最合理？”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好的政策是一回事，效果怎样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得不说，从经验看来，尽管中国、台湾和韩国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有些违反经济学准则，但它们的政策的确是很合理的。”
哈里·马科维茨：“美国的‘自由市场’是最好的政策，紧随其后的是中国。”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如果从经济的整体表现上看，显然中国的表现是最好的，而且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也表现出了高超的经济管理能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灵活性方面，中国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很显然，我们可以排除这几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中国政府聘请的宣传员的可能性。那么，他们是不是也是美国政府派来捧杀中国的密探呢？
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系享誉全球，那里经常有经济学大家到访，上回我就遇到过一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中午吃饭时，美国教授介绍了一项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发现，“中国是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导致贫富差异的加剧，相反缩小了贫富差距。”
我内功本来已经很不错了，一般的表扬基本上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这次面对如此石破天惊的称赞，仍不免大惊失色。“你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美国教授以为是我的英语没有听懂，于是一字一句地说：“你们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济增长而缩小贫富差异的国家。”
过了整整五分钟，我才好不容易将如此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你的这个结论的证据是哪里来的？”“从你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上得来的。”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公认中国的贫富差异近几年有加剧的趋势，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已经接近了警戒线水平，贪污腐败和贫富差异并列为中国的两大社会问题。那么，为什么根据我们统计局的数字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统计局是如何统计居民收入的。通常，统计局选取一定数量的居民（比如，500户），统计他们的月收入。问题是，这些人回答收入的时候指的是他们的基本收入，而收入差异的大部分恰恰来自于基本收入之外。你也许会问，为什么统计局不能想点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无法代替统计局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了无数办法也解决不了。如果你有高招，可千万别忘了告诉我！
无独有偶，前不久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上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就中国农村现状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论。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农村目前的状态很严峻，问题比较多。美国学者尖锐地反驳道，做研究不能只凭感觉，要拿出数据。“我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刚好相反，中国农村的目前的状况很好，最充足的证据是，你们自己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幸福感远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