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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二月兰-第8章

小说: 二月兰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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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周围静得令人发怵,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好像宇宙间就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然而至今已时移境迁,当时认为是细微小事,今生今世却决无可能重演了。
  同这一件小事相联的,还有一件小事。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颇为古老的传统:星期六下午,约上二三同好,到山上林中去散步,边走边谈,谈的也多半是学术问题;有时候也有争议,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此时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在这些教授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了,他们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学问。不管怎样,这些教授在林中漫游倦了,也许找一个咖啡馆,坐下喝点什么,吃点什么。然后兴尽回城。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山下散步,逢巧遇到西克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正要上山。我连忙向他们致敬。西克先生立刻把我叫到眼前,向其他几位介绍说:“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言下颇有点得意之色。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点学习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这样赞誉,真使我不安了。中国唐诗中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说项”传为美谈,不意于万里之外的异域见之。除了砥砺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有一次,我发下宏愿大誓,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自己的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我大概有一两个月没有吃奶油,忘记了是从哪里弄到的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他们烤一个蛋糕。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我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这显然有点出他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当然会在我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愉快的,成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等到美国兵攻入哥廷根以后,炮声一停,我就到西克先生家去看他。他的住房附近落了一颗炮弹,是美军从城西向城东放的。他的夫人告诉我,炮弹爆炸时,他正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上的玻璃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一桌子,他奇迹般地竟然没有受任何一点伤。我听了以后,真不禁后怕起来了。然而对这一位把研读吐火罗文置于性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起来。西克先生的个人成就,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从这一件小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多少东西呢?同其他一些有关西克先生的小事一样,这一件也使我毕生难忘。
  我拉拉杂杂地回忆了一些我学习吐火罗文的情况。我把这归之于偶然性。这是对的,但还有点不够全面。偶然性往往与必然性相结合。在这里有没有必然性呢?不管怎样,我总是学了这一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中国。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三十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但是,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生了根,开花结果是必然的结果。一想到这一点,我对我这一位像祖父般的老师的怀念之情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现在西克教授早已离开人世,我自己也年届耄耋,能工作的日子有限了。但是,一想我的老师西克先生,我的干劲就无限腾涌。中国的吐火罗学,再扩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梵文学者,是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当然也可以说是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们将肩负起繁荣这一门学问的重任,我深信不疑。一想到这一点,我虽老迈昏庸,又不禁有一股清新的朝气涌上心头。
  1988年
  (选自《留德十年》)



………
迈耶一家
………


  迈耶一家同我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可能是由于田德望住在那里,我去看田,从而就认识了。田走后,又有中国留学生住在那里,三来两往,就成了熟人。
  他们家有老夫妇俩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老头同我的男房东欧朴尔先生非常相像,两个人原来都是大胖子,后来饿瘦了。脾气简直是一模一样,老实巴交,不会说话,也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呆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脸上却总是挂着憨厚的微笑。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他绝不会撒谎、骗人。他也是一个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干活。后来退休了,整天呆在家里,不大出来活动。家庭中执掌大权的是他的太太。她同我的女房东年龄差不多,但是言谈举动,两人却不大一样。迈耶太太似乎更活泼,更能说会道,更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据我所知,她待中国学生也是非常友好的。住在她家里的中国学生同她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她也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妇女,家庭中一切杂活她都包了下来。她给中国学生做的事情,同我的女房东一模一样。我每次到她家去,总看到她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但她总是喜笑颜开,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愁眉苦脸过。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愉快美满的家庭。
  我同他们家来往比较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那几年中,我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我自己既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因为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非常大的。适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Irmgard)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还愿意帮我打。于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原稿改得太乱,而且论文内容稀奇古怪,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像天书一般。因此,她打字时,我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这样往往工作到深夜,我才摸黑回家。
  我考试完结以后,打论文的任务完全结束了。但是,在我仍然留在德国的四五年间,我自己又写了几篇论文,所以一直到我于1945年离开德国时,还经常到伊姆加德家里去打字。她家里有什么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我必被邀请参加。特别是在她生日的那一天,我一定去祝贺。她母亲安排座位时,总让我坐在她旁边。此时,留在哥廷根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少。以前星期日总在席勒草坪会面的几个好友都已走了。我一个人形单影只,寂寞之感,时来袭人。我也乐得到迈耶家去享受一点友情之乐,在战争喧闹声中,寻得一点清静。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像。1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吃过晚饭,7点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1988年
  (选自《留德十年》)



………
八十述怀(1)
………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然而又一点也没有八十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
  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我的父母都没有活过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计划是活到五十。这样已经超过了父母,很不错了。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我活到了五十岁。那里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流年不利,颇挨了一阵子饿。但是,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正在德国,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像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我们那一点灾害,同德国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我从而顺利地渡过了那一场灾害,而且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于不知不觉中冲破了我原定的年龄计划,渡过了五十岁大关。
  五十一过,又仿佛一场春梦似地,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蹰。其间跨越了一个十年浩劫。我当然是在劫难逃,被送进牛棚。我现在不知道应当感谢哪一路神灵:佛祖、上帝、安拉;由于一个万分偶然的机缘,我没有走上绝路,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不但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反而时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来了,也许还是有点好处的。我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原因并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和时间。在浩劫期间,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来不打不骂了,我却变成了“不可接触者”。在很长时间内,我被分配挖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然而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
  又仿佛是一场缥缈的春梦,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这个在寿命上胸无大志的人,偶尔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况:手拄拐杖,白须飘胸,步履维艰,老态龙钟。自谓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这个年龄了。今天是新年元旦,从夜里零时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青霭入看无”,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周围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
  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我相信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话:“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梦着楼前的白杨重新长出了浓密的绿叶;我梦着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绿的大叶子;我梦着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八十”这个数目字竟有这样大的威力,一种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经八十岁了!”我吃惊地暗自思忖。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又回头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的一团,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长。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罢。
  而回头看呢,则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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