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挑战:德国的海洋之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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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与英法在此地矛盾深刻。俾斯麦有意以此加深俄国与英法的矛盾，防止俄法接近，间接孤立法国。

　　　　俾斯麦费尽心机地孤立法国，就是担心“法国突破孤立的噩梦”，但是在他下台的当年，法国就突破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孤立之围。“再保险条约”有效期三年，至1890年期满。然而在1890年，俾斯麦已经被迫下台，威廉二世立即放弃了俾斯麦的政策，多次拒绝俄国再续条约的请求——威廉二世的拒绝理由竟然出人意料地幼稚，他认为，他与俄国沙皇有亲缘关系，因此俄国会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由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已经拥有强大影响力，俄国与英国关系紧张，德国不希望因此与英国交恶，甚至希望能与英国结盟，因此拒绝了俄国。俄国在感到可怕的孤立后，转而与法国结盟，这终于打破了俾斯麦多年经营的“孤立法国”的外交安全系统。

　　　　由于俾斯麦的整个安全体系是以防备法国为主，因此在军事方面不断巩固和提高陆军的优势地位，在海上为避免刺激英国，采取了暂缓发展、保持弱势的策略。
第8节：
　　　　俾斯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战争从属于政治的道理，将武力作为外交的坚实后盾和重要筹码，对外让他国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实力，但绝不轻言用兵。

　　　　俾斯麦处心积虑的外交政策和德国殚精竭虑地潜心发展，经过20年的建设，德国终于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力量，欧洲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单独战胜它——如果说法国是欧洲昔日的女管家，那么德国现在已经成为欧洲的男主人。

　　　　均势思想

　　　　1888年3月9日，91岁的威廉一世逝世，其子腓特烈威廉继位，是为腓特烈三世，但是其在位仅仅99天就病故，其子威廉继位，是为威廉二世。时年29岁的威廉二世对老迈、位高权重的俾斯麦十分不满，不愿受制之于他，两人在很多问题上都出现了分歧，最终73岁的俾斯麦在1890年3月18日递交了辞呈，结束了30年的执政。

　　　　俾斯麦退出政坛后居住在汉堡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撰写回忆录《思考与回忆》。1898年7月30日，这位赫赫有名的“铁血宰相”离世。

　　　　俾斯麦作为德国历史上与菲特烈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并肩的政治人物，其思想对德国以及整个欧洲都有深刻的影响。

　　　　俾斯麦为人刚正廉洁，无可指摘，外国收买他的全部尝试均属徒劳。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外交风格和个性——善于隐藏自己的意图、善于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善于使用外交手腕。法国外交家格腊蒙曾对俾斯麦进行过细致的观察，他谈到俾斯麦的印象时说：“他微笑时，向来只是把嘴一撇，他的眼睛从来不显出笑意。他说话时，好像是紧咬着牙关，这就给他说的法语带上一种特别的口音。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出他对外交秘密故意采取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似乎他并不愿意影响事物的自然发展，尽管如此，却使人感觉到，他随时都准备斗争”事实也的确如此，20世纪初，时人如此评价德国的外交政策，“当（在会议桌上）发生争论时，德国总是在开口前把一支左轮手枪摆在桌面上，结果使别的国家望而生畏，联合起来对付它”。蛮横的帝国外交态度背后是更加蛮横的帝国武力，德国拥有传统的条顿骑士团精神、欧洲大陆最强大的陆军、最庞大的军事工业和野心勃勃的君主威廉二世。俾斯麦在1890年下台了，但他的思想直到二战仍在台上。

　　　　俾斯麦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有三个主要长处：远见、善于使用策略和节制。他富有远见，亲手打造了铁血政策，但更清楚节制欲望的重要性，他说，“政治是追求次好的艺术”，所以，他从不歇斯底里地使用武力，也从不对政治抱有幻想，“对于一个外交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抱有幻想”。所以，当普鲁士军队大胜奥地利军队的时候，他制止了普鲁士将领们希望占领维也纳的企图，俾斯麦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普鲁士军队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敌国首都，这对我们自己的将士当然是非常愉快的回忆，但对我们的政策并没有必要。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像把任何一块旧有的领土割给我们一样，使奥地利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们完全没有如此迫切的必要，这只会使我们以后的相互关系中增加多余的困难胜利后的政治指导原则应该不是探究可以从敌人榨取多少东西，而是只考虑什么是政治上必要的。”究其根本，俾斯麦是在为保持统一后德国的安全制定策略，采用了大陆政策和欧洲均势两个战略。

　　　　俾斯麦自己曾经对于普鲁士的外交做过评论。他认为，一个多世纪的普鲁士外交只有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值得肯定，而此后“我国的政策要么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要么就是目标选择不当，实施不力”。俾斯麦认为，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普鲁士错过了许多机会。
第9节：
　　　　俾斯麦认为，“德意志帝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进攻的可能。此外，根据世界历史整个发展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俾斯麦的外交策略直接抓住实质，从地理状况延及德国欧洲环境，指明了德国外交的方向，即防止德国被包围的局面发生。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在将来需要的也不仅仅是作战的军备，而且还需要有正确的政治眼光，以便使德国这条航船通过种种同盟的激流；我根据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我们过去的历史（确信）我们会遇到这种种激流”。德国内陆型特点就是俾斯麦制定大陆战略的地理依据——陆上力量型和它的周围环境及大陆战略，决定了德国将只是一个区域强势国家。

　　　　“势力均衡”的思想源于古典欧洲政治，在16世纪，现实主义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用其只作为一个用来描述维持城邦之间和平局面的政治术语，也就是各城邦之间彼此势均力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由于欧洲诸国林立，极少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大多数时候都是数个强国均衡对立，所以“均势”思想是统领近代欧洲史的灵魂支柱。这一思想被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等曾在历史上左右欧洲发展的政治家所推崇和坚守，曾带给欧洲百年的和平，留给欧洲工业革命得以迅速兴起的稳定的空间，所以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把均势视为永恒的、明智的政治规则。不过，均势政治也有其两面性，因为它既是大国均衡的原则，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形成敌对的国家集团，所以也有人认为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因而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称它为“一个怪物，一个没人可以理解的虚无的东西”。

　　　　实际上，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统一欧洲，或者说任何一个大国如果企图统一欧洲就将遭到其他数个大国的联合反对的话，那么均势还是最佳的选择，这也正是许多欧洲睿智的政治家推崇均势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18世纪，均势思想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均势体系，如18世纪“经典的均势的欧洲体系”、19世纪“温和的多极均势体系模式”等。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奠定于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由此推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三十年战争的混乱结束后，欧洲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状态的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成员是一批实力不等，但是能相互制衡的国家。在18世纪，均势格局进一步得到发展。继1700年—1740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北方大战后，欧洲国家1713年签订了《乌德勒支和约》。这一和约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势力均衡”被作为欧洲政治基础写进了条约。此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均势原则再次得到肯定。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法国战败，英、俄、普、奥四国于1814年相互签署《肖蒙条约》，该条约进一步维持了“均势”思想，条约中写道：“同盟缔约国以维持欧洲均势为目标，以此来保障各国的安宁与独立并反对多年来蹂躏这一世界的侵略战争。”签约国保证绝不单独与法国议和。《肖蒙条约》以这一维持均势的原则后来也成为维也纳会议和巴黎条约的主导原则。

　　　　拿破仑战争的最终败局促成了维也纳会议。1815年签订的《最后议定书》使得欧洲大陆均势格局再行深化。同时，为了稳定欧洲各国关系，保持均势，还确定了“欧洲协调”，即各国定期举行外交大臣会晤，互通信息，达成整体协调。由此形成了机制性的均势维护制度。但结盟依然是各国维持均势或是协调的最好方式，所以在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各强国以缔结同盟的形式维持均势以及防止革命，保持各国的皇权正统地位。两个主要的同盟就是四国同盟（英、普、奥、俄）和神圣同盟（普、奥、俄）。这两个同盟的目的就是维持欧洲现有状态，防止任何一个强国坐大，也是针对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欧洲革命的同盟组织。
第10节：
　　　　在19世纪初，反法联盟打败了一个企图称霸欧洲的法国，但是在19世纪后期，一个统一的德国又出现了。早在普鲁士谋求统一德意志的时候，欧洲的政治家们早就看到，德国一旦统一，欧洲大陆均势就会发生倾斜。事实果然如此，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逐渐被崛起的德国取代。尽管俾斯麦不断强调德国无意继续扩张，也无意称霸，但以多国联盟为基础的维也纳均势体系也开始被代表更倚重实力的俾斯麦的均势政策抢了风头。实质上，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是当时德意志帝国总的对外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集中全力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其外交战略布局即联奥、拉俄、亲英、反法，集中精力对付法国，其中联奥是建立其体系的关键。整套政策中浸透着这样的一个核心：欧洲的体系是由德国主导的，为维护德国的和平环境和国家利益而服务的，以至有人说“欧洲是俾斯麦本人的欧洲”。19世纪末由德国首相俾斯麦一手组织建立的三个“三国同盟”（德奥俄1881年、德奥意1882年、德奥罗1883年）；两个“地中海协定”（1887年2月和12月，英意奥）和一个“再保险条约”（1887年6月，德俄），建立了复杂的同盟体系，该体系的灵活性使得欧洲均势体系得以稳定，德国处于该体系的中心。俾斯麦说：“我们应该努力公正地和热爱和平地来运用我们的强大力量，以便缓和我们变成真正的强国引起的不满情绪”。他认为，刚刚完成统一的德国并不是立即对外扩张，也不是马上与英法奥等国争夺欧洲利益和全球利益，德国最大的利益就是和平，他说：“我们的利益就是保持和平我们应当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政策，这就是说：要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或限制战争的范围，在欧洲这盘棋上我们要保留最后一步棋。”l米l花l书l库l ；http：//__

　　　　然而之后，俾斯麦的继任者却没有将这个同盟体系维持下去，也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以复杂的同盟维持德国主导欧洲的局面，更没有坚持以同盟体系维持均势，也没有理解和平对德国来说是多么宝贵。与此同时，同盟体系的复杂性也逐渐显露，威廉二世轻易地抛弃了俾斯麦辛苦多年凝成的“同盟—均势—和平”体系。

　　　　1890年3月俾斯麦辞职。在继任者莱奥冯卡普里维执政期间，德国的内外政策开始进行被称之为“新方针”的调整。在外交战略方面，德国首先在结盟问题上发出了转变的信号。俾斯麦曾经竭力维护的联俄防法政策不再受到重视，卡普里维在他的外交部顾问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坦的建议和影响下，拒绝延长1887年德国与俄国签订的为期三年的《再保险条约》。此举导致俄国与法国接近，双方于1892年签订军事协定。德国外交政策以德俄同盟的解体为标志进入后俾斯麦时代。

　　　　1894年克洛特维希霍亨洛厄…谢林侯爵接替卡普里维出任德国首相后，威廉二世的亲政欲望更为强烈，在不断加强对政府的内政及外交政策进行直接干预的同时，逐步将重大决策权集中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