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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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日应酬，沉浸在灯红酒绿之中。而文人早已无架子可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打击，加上如今的穷酸相，还剩什么架子？只是因我个性，不大适合于闲说“饮食男女”，但闲说温州人，如何能不说饮食男女？还要硬着头皮说下去，如若隔靴抓痒，诸位姑妄听之。
温州的男人高大魁梧的不多，这是南方百越的族种关系，非不想而是不能也，所以温州的男人极少显现出英武威猛的。但这种瘦小文弱的外表，往往会起到迷惑人的作用，其实温州的男人是尚武好胜的。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陪上海来访的几位作家逛五马街，那时的五马街还未辟为步行街，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到一起，一言不合就拳击脚踢，打得凶猛无比，仅两三分钟，一方稍显力拙，“不打了，后会有期”，推上自行车就走。另一方面也没有去追，骑上自行车也走，街上烟消云散，没有过这回事似的。看得几个上海朋友目瞪口呆：“这两个人都瘦瘦小小的，这么厉害！”我笑着说：“不是这两个人厉害，温州的男人都厉害。”我没有接着说，温州的男人看不起你们上海男人，你们自行车撞到一起，两个人会停下来论理半天，旁边围了一大批人看热闹，温州人是拳头上见真章。当然，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后来大家都很忙，街头打架的事就渐渐地看不见了，两车一撞，相互看一眼，一笑就走了，有这闲工夫打架还不如去多赚几个钱，时间就是金钱。
温州男人尚武是历史上形成的，也是特殊的地理状况造成的。我在前面两章已经提到过，海盗、倭寇、洋人随时可以入侵，中央政府的援救往往姗姗来迟，温州人只好靠自己。武人习文想做官，文人习武便是为的自救。温州的文官大都办团练，如我曾经说到过的孙衣言、黄体芬等人，就办团练御外敌。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开战，法国军舰进攻福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九艘军舰与十九艘运输舰沉入水底。为防御法舰沿海北上，温州地方官和富绅积极筹办团勇。大儒孙诒让组织团勇，驻守瑞安南门江边，擂起了他自己发现的铜鼓。这面铜鼓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彝人首领孟获所铸，孟获为感谢诸葛亮的不杀之恩和教化之功，送给蜀军的，不知何故会流到温州。孙诒让那日与朋友同游江心孤屿，为避雨躲入古寺，听见雨打地上发出一种不同于别处的响声，断定此处埋有什么特别的物件，雨停后雇人挖掘，果然掘出一只大铜鼓。孔武有力的鼓声震撼人心，法国走私商船因之帆折船摧。关于这件事文友胡小远、陈小平夫妇在《末代大儒——孙诒让》中有生动的描写，我信手拈来无非是想说明温州人的尚武如孙诒让般的大儒也不例外。文友汤一钧打南拳虎虎有声，可惜英年早逝。作家吴琪捷（王手）身形如健美先生，一身肌肉孔武有力。
文人如此，一般人当然更加尚武。我已写到过，于南宋朝，温州有武进士305人，其中武状元14人，比例之高，别个地区无法比拟。过去温州拳坛很多，特别是平阳县，几乎村村有拳坛，抵御外敌时一致对外，一旦无有外敌，内部不免争斗，平阳（包括现在的苍南）不断有宗族械斗便是尚武的结果。温州将技不如人的唤做“黄馒头”，来源就是打擂台。打擂比武，胜者有赏，失败的只发给粗面粉做的馒头充饥，俗称“黄馒头”。再有就是端午节前后，划龙舟时的械斗也时常发生。直至如今，一到端午划龙舟，市府与各县行政机关均如临大敌，紧张异常，生怕出事。
解放后，械斗的事逐年减少，但一到某种气候，不免露出马脚。如文革的武斗，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武汉第一，温州第二，但武汉是大城市，又系心脏地区，武斗牵涉到中央大人物。温州偏向东南隅，无有中央级大人物介入，武斗之激烈，时间之长，全国少有，那纯是温州男人尚武所致。现今，武斗之风偃旗息鼓，尚武表现在竞技体育方面。温州在全国的武术比赛、散打比赛、拳击比赛、柔道比赛、摔交比赛、举重比赛中常有上佳的战绩。在浙江省不用说，常常是这些方面的总分第一。
问题是温州的男人外表上往往显得文弱，有江南的才子气，常常让人走眼。我听一位当年在北大荒插队的知青说起当年年青人打群架的事，打得对方对温州知青刮目相看：“这些温州人真会打！”我在部队当兵是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连队的兵以上海兵与温州兵为主。那个年代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兵便与上海兵较劲。文艺演出一向是上海兵的强项，温州兵在这方面也不错，编、导、演的人才都有，我可举两个人为例：近些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蹈节目编导邢时苗就是温州人，我在文化局时他就在温州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后来成了国家顶尖的舞蹈编导。还有以一个“鼓舞”蜚声全国的青年舞蹈家黄豆豆，也是温州人。他的父母亲我认识，也都是舞蹈演员。可见温州不乏文艺才能，与上海兵势均力敌。但温州兵在文艺演出中配以剑术、棍术以及拳术的表演，常常会得满堂彩。后来在温州非常有名的拳师金德舆，那时便与我一个连队当兵，他的舞剑表演是晚会中的保留节目。再加温州兵的连队团结出名，得罪一个即得罪一帮，上海兵没有温州兵的团结，只好让温州兵三分。
不过如今社会风气起了变化，温州男人的尚武已经不再重要。现在不是靠武力或体力，要靠能力和财力。这两者温州男人大都不缺，所以温州男人仍旧具有男人气，可能这种男人气比之过去更足。外地人也少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他们一听到“温州人”三个字马上会联想到能力与财富，不会因为这个温州人显得瘦弱而忽视。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太太正与几个人在闲聊有关“小蜜”与“二奶”的事情。因为其中一个人的丈夫在外地做房地产，她们跟她开玩笑：小心你丈夫在外养小蜜或包二奶。她说：“他有钱养，不怕麻烦让他养去。我怕什么，有房子，有儿子，吃饭也不成问题。”显出了一种自信和对自己男人的相信。后来大家在掐指计算，温州的老板养“小蜜”包“二奶”的人数并不多，她们所认识的人中仅有二位。一位曾经包养过“二奶”，现在解决掉了。一位自称没办法，人家跟他跟了十几年，并说，你们千万别学我的，又费钱又麻烦，两头兼顾，疲于奔命。也就是说温州的男人比较顾家，比较传统，养“小蜜”包“二奶”的人并不多。这并不是说温州的男人就那么纯洁或专一，温州的男人聪明，他们知道，人家现在看中你的是腰包，并非别的，何必要做“泡妞变老公”的傻事。
不过，温州男人的聪明是历练出来的。市场开放的初期，温州男人赚了些钱，又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发展，万一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复辟”，谁知道会不会吃官司什么的，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便表现出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养“小蜜”的有之，包“二奶”的也有之，在歌舞厅一掷千金的更有之。
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温州市环城路口有个夜总会叫“丽晶宫”，天天灯红酒绿，熙来攘往。我曾陪洪波先生去看一场歌舞表演，那场面之热烈，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位当红女歌手在搔首弄姿地唱一首流行歌曲。歌声刚停，主持人便宣布，有陈先生给李小姐（指那位歌手）献上一个价值188元的花篮，点李小姐唱一首邓丽君的《甜蜜蜜》送给他的朋友王小姐。唱过《甜蜜蜜》之后，立即有位杨先生以288元的花篮点李小姐唱了一首流行歌曲《秋水依人》。于是陈先生觉得没面子了，又以588元的价格点了另一首歌曲，杨先生就以788元再点一首歌……随着花篮价值的飙升，歌手的歌声更嘹亮，台下捧场的掌声便更热烈。陈先生随即开出了1588元的价位，台下开始有人吹口哨，有人喝彩了，杨先生随即又开出了2888元的高价。我看了看那几个被拎来拎去的花篮，做得确实不敢恭维，几根竹篾子编的，上面托的只是一些绢花，因为使用得久了，花都变了形，叫价竟达2888元。要知道这还是十多年前，这几个花篮真是生逢其时，何幸之有！陈先生、杨先生刚斗完法，又有何先生、刘先生斗起法来……那晚的高潮是有位“鞋佬”送上的价值5888元的大花篮，尖叫声、掌声、口哨声和鼓乐声响成一片。我不知道这些老板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但那位歌手和歌厅老板正在喜逐颜开。难怪一位湖北的女孩子在温州唱了几天歌之后即拍电报给她的女友：“这里人傻，钱多，速来。”（那时手机未流行，拍电报是最迅速而又最省钱的通讯方式）也许这个细节很典型，后来被一些媒体反复使用到深圳、广州等处，不知道首创在何处了。
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姓资”、“姓社”的争论不再出现，也随着市场发展由无序到有序，温州的男人逐步成熟，这种现象越来越少。所以温州的女人对温州的男人很有信心。
我太太她们后来又在掐指计算，在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中有没有离婚的。算来算去离婚的也是两对，两对情况几乎相同。原先夫妇关系很好，男人的洗脚水都是女的倒。其中一位还常替丈夫剪脚指甲——这是她自己在与丈夫吵架之后向我们夫妇诉苦时说的。她们适应不了改革开放之后男人们上娱乐场所活动。不是有句顺口溜：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下班就回家，四等男人老婆下班不回家。她们希望丈夫下班就回家，一家三口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偏偏他们的男人不甘寂寞，不愿意过“三分地（温州人均只有三分多地），一头牛，老婆，孩子坐炕头”的日子，他们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就辞掉“铁饭碗”下海办公司。一办公司事情就多，应酬也多，还未到什么“家外有家”或“家外有花”的阶段，她们就受不了啦，就与丈夫吵闹。她们没有想到，即便是仍旧在机关里做，现在也已经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天天在外应酬了，何况“下海”开公司的。吵闹的结果是离婚。但据说她们现在都后悔，其中的一位就对我太太说过，早知道社会风气会变得这个样子，当年我也不离婚了，离婚了对小孩没好处，对我们自己也没好处。问题是离婚的男人找妻子容易，离婚了的女人找丈夫就难了。现在她们的前夫都已结婚，她们自己至今仍孑然一身。
说起倒洗脚水，我觉得至今在一些地方，男人做不做家务仍旧是衡量是不是男人的标志之一。譬如，有些地方人说上海男人“娘娘腔”是因为刷马桶，做家务。东北的男人之所以是“大老爷们”，是因为不做家务。但在温州，这方面似乎从未被强调过。男人做家务是有的，似乎停留在干重活和炒菜为止。女人不做家务也是有的，也仅仅停留在不炒菜烧饭而已。洗衣服、扫地是天经地义的女人的事。因而大家分工明确，极少有为家务事争吵的，也不因为做不做家务而区别是不是男子汉。如今在温州，即便是工薪阶级家务事也由钟点工来代替了。说起钟点工，我们家还有个笑话：我们家的地板一向由我拖干净的。那时房子比较大，楼上楼下近三百平方米，独立成幢。我太太负责烧饭、洗衣，我负责整理花园和拖地板。我每天起得很早，从三楼拖地板到楼下，权当是锻炼身体。我太太好心，钟点工流行之后也去请了个钟点工负责洗地板，整理房间。把我从“繁琐的家务事中解放出来，一门心思办公司”。并且宣布，明早你好好睡个懒觉。可第二天早上我仍旧六点起床，去拿拖把时才想起自己已经“解放”，放下拖把便楼上楼下团团转，不知干什么才好。心想，立即把钟点工辞去，要不从早上六点到上班的八点钟，这段时间怎么过？我太太没同意，后来还变本加厉，将雇钟点工改成雇保姆，把她自己也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至于买菜烧饭，如果是工薪阶层，一般单位中午管饭，晚上下班顺便带点菜回去自己做着吃也不成问题。所以做不做家务在温州从来不是男子汉的标准，不像北方男人，动不动就称“大老爷们，干那些作啥！”
温州的男人还有一点特别让温州的女人倾心或放心，那就是温州的男人似乎天生就认为养家糊口是男人们的责任，娶了老婆，生了小孩就要设法去养活他们。无论多苦，多累，无论跑到天涯海角，男人都会设法挣钱，养家糊口。女人愿意跟到天涯海角，与男人一起受苦受累，那是女人的事，但男人决不会逼女人这么做。女人只要愿意持家教子，男人极少不负责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