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之死-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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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斯温&；#8226；穆尔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合伙人，喜欢“全副武装的派对女郎”，他为自己的这个爱好花费了2万美元；雷曼兄弟公司某银行家喜欢同时约见两位，“他先同时见了凯尔茜和基莉，而后又同时见了阿里亚和斯凯勒”；高盛公司一名银行家只喜欢“纯美国血统女郎”，共花费万美元；来自JP 摩根证券的一名投资银行家“最喜欢布鲁克”，并为她花费万美元；美林证券的一名总经理约见过一名叫纳塔利，真名为拉娜的应召女，而来自德意志银行的一位总经理，也同样喜欢这位拉娜，并不止一次地约见过她。
这样看来，既然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都是只懂得“花天酒地”的浪荡子，不把华尔街搞得鸡犬不宁，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华尔街正在面临着自己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历史又一次让华尔街站在了宿命的对立面。这次金融海啸让华尔街积累了几十年的信用又一次在谈笑间灰飞湮灭了。华尔街会不会因此而一蹶不振，从此在世界的舞台中逐渐淡出，又一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以来通过各种方式来鼓励美国民众，要他们接受一种“无畏的希望”，要他们“相信变革”，要他们坚信在在他领导下的新政府能够重建美国经济，能够重新获得对世界的领导权。
但奥巴马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吗？奥巴马可以举各种各样的事例来证明在华尔街和美国经济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运气，这种运气曾经帮助华尔街在像上世纪那样尽管步履蹒跚，但最终还是从29年的股灾和73…74的股市大崩盘中走出来，并且牢牢把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攥在手里。
可这次金融海啸过后，运气还是不是同样站在华尔街和美国经济这边，相信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在现在给出最有力的回答。
华尔街和美国经济终于再一次站到了命运的审判台。华尔街和美国经济能否像当年那样凭借着罗斯福的新政和里根的新经济学，在奥巴马“无畏的希望”带领下由黑暗走向光明，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华尔街和美国经济现在想扼住命运的咽喉，因为之前华尔街曾数次扼住过命运的咽喉，但正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那样：“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华尔街也不能两次用同样的方式扼住不同的咽喉。
一说起宿命我又想起了古希腊一个非常经典的传说。公元前547年，吕底亚（Lydia）国王库罗伊索斯（Croesus）为了给自己的女婿阿司提阿该斯报仇，决定进攻波斯。在出征之前，库罗伊索斯制作了一尊纯金的重达约300千克的狮像献给特尔斐神庙，来请神庙对他应否出征波斯作出预言。结果预言告诉库罗伊索斯，若跨过哈里斯河（theHalysRiver），就将摧毁一个伟大的国度。库罗伊索斯这样做了，结果他为波斯人击败———果然有一个帝国毁灭了，就是他自己的帝国。
如果历史允许假设，那么我们假设国王库罗伊索斯没有听信这个预言，不在公元前574年发起对波斯的战争，那么自然库罗伊索斯也不需要在公元前574年把自己的帝国拱手让给波斯。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波斯帝国就一定不会在几年后进攻吕底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既然波斯帝国在居鲁士的统领下打到了吕底亚的边界，那库罗伊索斯就不能不迎战，因为即使库罗伊索斯不迎战，最终居鲁士的铁军照样要开进吕底亚。既然，在实力上吕底亚的库罗伊索斯比不上波斯的居鲁士，那么吕底亚的覆灭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中间的特尔斐预言不过是这种历史必然的一个文学化装点。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宿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宿命？宿命不过是人必定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而无知的自我欺骗又会加重这种代价的惨重性和沉痛性。
目前，华尔街已经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8日在华盛顿发布了半年一度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预计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动荡将造成高达9450亿美元的损失。这一评估结果比此前所有经济学家和金融机构对这场危机损失所公开发表的预期都更为悲观。
报告预计，美国房价下跌和抵押贷款拖欠情况的增加可能导致与抵押贷款市场和相关证券有关的损失总额达到5650亿美元。若加上美国发放的与商业房地产、消费信贷贷款人和公司的贷款及发行的相关证券，潜在损失总额可能增加到9450亿美元。
但显然这不是故事的全部。2008年10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布一项分析报告，截至2007年年底，接受美国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首批9家银行共欠高级管理人员养老金和延期支付奖金超过400亿美元。这意味着政府旨在缓解银行流动性危机的部分资金可能直接流入高管腰包。根据《华尔街日报》分析，以高盛公司、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公司为例，3家金融机构所欠高管奖金分别为118亿美元、85亿美元和不低于100亿美元。这些奖金主要包括企业先前财年未向高管支付的养老金和延期支付奖金。
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投机者因为自己过去的贪婪，不仅仅让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金融机构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且让全世界的经济秩序因为他们的投机行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贪婪的执着。因为政府的软弱无力，让他们在即便落井之后照样有机会通过掠夺和鲸吞让更多无辜人承受更大的损失，而自己却可以获得些许苟延残喘的机会。
罗斯福当年的新政能够有效，是因为罗斯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通过任命贪婪者来制定和推动限制贪婪者的政策，而结果证明这些政策最后有效得把贪婪者束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最终缔造了美国一个时代的辉煌。
如今奥巴马带着他《无畏的希望》，希望用同样的策略来对付这些贪婪者。但罗斯福能做到的，奥巴马一定也能做到吗？一切还是让结果说话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引言：美国经济如何摆脱大萧条的“风车”魔影
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刻，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就成为了所有资本主义的拥趸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所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者有时候都不能不承认，在面对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问题上，他们更多的时候只能像唐吉珂德面对“风车骑士”时那样的角色。
唐吉珂德很清楚，只有驯服了“风车骑士”自己就可以在乡亲们的眼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骑士。偶尔，有几次，因为风停了的缘故，唐吉珂德也能够真正体会到原来“风车骑士”在某些时候的确比想象中的要温顺多了。但如果这个时候，唐吉珂德因此认为自己已经彻底驯服了“风车骑士”，并且出于一种“很好、很强大”的虚荣心把所有的乡亲都叫到面前。那么等待唐吉珂德或者只有乡亲们因为看到了“风车骑士”在新一轮巨风吹起时摇曳多姿的身影而开始对他所谓的丰功伟绩毫不留情的“嗤之以鼻”。那个时候，相信唐吉珂德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很傻、很天真”。
在这次金融海啸爆发之前，美国有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向世界宣称：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完善，美国人们终于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对“大萧条”闻风色变。他们就是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8226；卢卡斯，还有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现任美联储主席本&；#8226；伯南克。
2003年，罗伯特&；#8226；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做了主席发言。卢卡斯首先阐释，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然后宣布，这个学科已经走到了告别过去、另辟天地的时刻。他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当然卢卡斯并不是声称，商业周期，即至少伴随了我们150年的衰退与增长的不定期交替，一去不复返了。但他的确声称，商业周期基本上已经被驯服，针对商业周期的任何进一步的举措带来的益处微不足道。他认为，抚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波澜，对公众福利而言增益少得很。所以，是时候把关注重点转向诸如长期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了。
一年后，当时已经出任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不久后又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在演讲中发表的观点与卢卡斯基本相同：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商业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它现在基本上只能算一种小麻烦，而不再是突出的议题了。
而短短几年后，这场百年难遇的金融海啸就让卢克斯和伯南克不得不承认“风车骑士”之所以停止旋转不是因为唐吉珂德已经彻底驯服了它，而只是因为在那段时间内恰好没有刮巨风。
作为一个学者，卢卡斯不需要对这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金融海啸承担任何责任，卢卡斯唯一要做的事情最多只是在报纸上澄清一下自己对“大萧条”的观点，而这一点显然是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所不能比拟的。
伯南克1979年在麻省理工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首次从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中接触到金融政策，并渐渐着迷，自此便一直研究央行政策。1983年担任史丹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时，他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金融危机之非货币因素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Non…Monetary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分析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根源，令他在学术界享负盛名。
身为大萧条问题权威，伯南克理应是阻止金融危机失控、威胁实体经济的专家。但讽刺的是，现在市场对他的批评，就是迟迟未作大幅减息、加大力度挽救楼市和次按信贷问题。外界认为伯南克未有预视到次按危机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伯南克推崇央行应多与民众沟通，认为提高透明度有助经济运作更畅顺。但伯南克为应对这次经济萧条所采取的经济措施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知道。
尽管，伯南克一直强调当前的经济困境远不如30年代的大萧条严重，一直宣称美国政府不会在应对这次经济萧条中出现失误。但就像当年克林顿总统一直宣称自己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小姐只是维持着纯洁的男女关系，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克林顿先生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莱温斯基小姐之间确实存在着“性丑闻”。伯南克对外界的承诺到底有多少可信性，或者我们还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再予以评说。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躲不过的金融危机
尽管，最早注意到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影响的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
18世纪末，22岁的时候就被选为下院议员亨利&；#8226；桑顿注意到，无论哪个时期，在过了几年相对繁荣的好日子之后，经历一场恐慌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回顾他所处的那个世纪的历史，他看到英格兰经历了以下年份的经济危机：1702年、1705年、1711～1712年、1715～1716年、1718～1721年、1726～1727年、1729年、1734年、1739～1741年、1744～1745年、1747年、1752～1755年、1762年、1765～1769年、1773～1774年、1778～1781年、1784年和1788～1791年。在这18次经济危机中，每一次都是经济自我复苏，而且多数时候经济在复苏后都会上升到更高水平的稳定状态。但是，每一次复苏都只有几年时间，随后又会发生新的危机，并再次摧毁经济。
后来，桑顿这样写道：
在1793年，经济非常糟糕的一个时期，我们所经历的困难比大多数银行要大得多，因为突然减少了一大笔头寸，这笔头寸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银行所存放的利息。
但真正把世界性经济危机带上历史舞台的并不是英国，而是英国的远房表弟美国。
美国自1783年取得了对英国独立战争胜利後，先後分别於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21年、1929…33年、1937…38年、1948…49年、1957…58年、1969…70年、1974…75年、1980…82年、1990…91年多次发生过经济危机。而其中又以1857年和192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
1857年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也是第一次在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