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精英保持距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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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狗（2）
还是回到官员。官员操心多、考虑全、奉献大，山珍海味有时吃不消也得吃，这是一个事实。为此，他们收入比普通人高一些大家不会有意见。但宦海中潜水、扬帆、冲浪的快乐他们自己应该认账，公众心里也要有数。当官跟掏粪挖煤不一样，后者纯粹是用一分辛苦一分卑贱换一份口粮，一点“辨证”、“阐释”或掰扯的余地也没有。而为官的苦乐关系就不一样了：训人虽然伤肝，但顺气；对下面凶自然就意味着被上面凶，似乎是正负对冲了，但这里面磨练出的随机而转、应声而变的角色转换绝技，专业演员见了都佩服，这就意味着成就感了；至于酒肉穿肠、高处不胜寒之类纯粹是废话，人固有一死，撑死是欢乐死，当然不能跟饿死同日而语。人类文明史为人上人、人上人的候选人、乃至人下人建构了异常丰盛的权力美学，随便划拉划拉就能编一套《美食中国》那样的巨著。总之，为官之乐，其乐不仅在工资条上，还乐在气使颐指的官威上，乐在退了有万民阻道、没了有群众夹道的政声上，乐在“做最后之决断”、影响局部社会、改变整体历史的非凡人生实现上。这种数钱之外的乐趣应该为大家所承认，并进入社会的分配体系。但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否则，官道就只能是一条沿着“高薪养廉”愈养愈贪、恶性循环的死路。
中国以往三十年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这符合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死地求生、后来居上的大是大非。不过稍不留神，市场经济就膨胀为市场社会。完全彻底的市场社会是财富通吃，钱成为唯一的价值符号，其他所有价值都要折合成币值才可能流通甚至存在。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虽然没达到寓言小说里的程度，但在真实世界中算得上生猛了，它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有目共睹。在我国旧时代，富和贵你是你，我是我，联姻的时候不少，但闹矛盾过不到一块的情况也很多，不像今天没黑没白好像老是新婚之夜。即便美国那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不总重合，财富也不能通吃其他。其实，价值所以要多元，原因很简单：它更接近人性，能带给个人更多的幸福、群体更大的效益——当然不是堆一块儿就完事，要讲求配合运用之妙。而价值的一元虽不是没有功用——比如进行社会动员——但它齐一人生、简化人性，毕竟与广开幸福门道、肯定各种潜质、激扬一切积极性背道而驰。回想以往三十年间，每次“热”起（文凭热、从政热），都势如野火，举国熊熊；每次“潮”来（出国潮、下海潮）则溃岸决堤，一片汪洋。人人魂不守舍，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本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丐帮帮主的成就感未必就在军区司令之下，写出名句的诗人眼里就更没活人了。但当一种价值疯狂兼并了其他价值时，社会的诸多部门及领域便门破墙倒，原来的三八优秀红旗手、全行业技术过得硬标兵、伤寒学派第八代传人，几乎都成了赵光腚，不是背井离乡闯了关东，就是失魂落魄地在瓦砾中扒拉过去的锦旗奖杯。这类集体行为直接涉及的人群人数固然有限，但它煽动人心，酿成风气，剪断了传承，解散了积累，在细节上破坏着一个民族生命共同体的心物根基。这个问题似乎不大有人关心，认真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狗（3）
如今的趋势则是钱要成为统一“货币”甚至唯一“货币”。局长和博导们都忙着把自己兑换成“老板”：有的真就让下属或学生这么叫——角色或身份的转型先从耳朵开始；有的置办了老板台老板椅，从那当间望出去，单位的同事同志特别像自己从保姆市场上雇来的贵州丫头；还有的照着工商界的标准给自己发红包，发着发着，忽然有一天，把自己发到了司法界的某个角落。官员向老板看齐把国家社会糟蹋成什么样就不说了，就说他们自己那副阴虚阳燥、神亏气散的倒霉相，亲爹亲妈看了没有不心疼的——据贪官动力学的文献资料，迄今推他们落井的有儿女有老婆有情人，还很少听说有父母的。学者文人们本来拥有丰富的资源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意义系统：为他们撑腰壮胆的中外先贤，什么伊尹、颜回、扬州八怪，什么耶稣、高更、托尔斯泰……，打开书本就相当于开闸泄洪，要多少有多少。可这些符号上精神上的地主老财不知在“自己的园地”安居乐业，偏要流浪猫似地四处寻觅钱堆儿，追着小钢蹦东跑西窜。他们排净了自身的神、气、血、性，化作一张张薄薄的“经济人”，排着队快步经过一台又一台点钞机。*、风雅已为当今士林所稀见，风骨就更别提了，点钞机一遇上那玩意保险就憋。这些钞票人也不是一点学术都不能搞，但让他们搞实在划不来。国家的各级科研基金都出自民脂民膏，是劳动者在烈日下铺沥青砌砖头一点点熬出来的，却成千上万地造就了学术垃圾。这垃圾幸亏是纸质可燃，否则直接排入三江五湖，又不知会有多少水族断子绝孙。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教育*、末期开始的学术*，本质上是一次对人民财产的抢劫——由一元价值观指路、政府开仓门、知识阶层蜂拥而入、满载而出的“财政转移”。
价值意义体系是社会生活最为核心关键的部分，比诸汽车，不是引擎也是方向盘，绝不是挡泥板。面对社会向市场、价值向一元的疯狂奔驰，当政者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没看见，还是喜闻乐见，总之基本上在袖手旁观。电视上的秀女们马上就要脱裤子了，这才听见广电总局一两声咳嗽。二十年前说两个文明一起抓，后来总设计师也承认实际情况是抓了一个放了一个——用抓歹徒的方式抓精神只能这结果。七八年前又说要*，世纪坛、国家大剧院之类很快破土动工了，但这毕竟只是土木工程，“德”还是没影儿。到如今，亿万亡命徒随时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已无安全可言。政治精英收发钱财、任免干部、堵截洪水、追拿逃犯，干的全是“实”事，“虚”事已三十年没怎么干过了。让他们对社会的价值意义体系有所筹划，这首先就是强人所难。再者，让他们对这个体系存一种建设和改良的抱负，也不符合*失败留给几代人的总体幻灭感：世道人心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别没事找事了。对名、利、美、食、色、成功、自我实现等意义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及小圈子亚社会之间的合理分布和组合做些宏观上的调配，这有点精神上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的意思，政治精英别说做了，想都不敢。按说想是知识精英的长处，但思想被改造成毛票的主流知识精英也很难指望他们能想出什么来。以他们经济人的世界观、初级阶段的历史观、要么道德理想国要么旧上海四马路的方法论，价值直接等于价钱就完事大吉了。唯利是图就是这么等于出来的。*也是。他们本来根本不认为*是什么问题，但自从发明了X=E（邪恶），E=P（权力），P =M（毛泽东）的中国政治学也不知第几定律，他们就改变了想法：既然通通统统都由毛泽东刷卡买单，*干吗不是问题？*是大问题！
那天价值观的会上，每个发言人规定只有十来分钟。我的题目是“从戏剧看三十年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刚说到八十年代初就被摇铃，匆匆收了场，那感觉或许跟想儿子盼儿子最后却堕了儿子的候补母亲差不多。主持人河清先生则“利用职权”把他前一天也没讲痛快的观点又做了如数家珍的补充。这就是读书人的世界，这就是他们充满快乐、紧张和意义的生活世界。这样多元而独特的世界又岂止学林官场，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比比皆是。这些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各怀幽胜，别有洞天，彼此虽然道路相通，声气相闻，却能自成一统，安顿一方人民，让他们流连其中，乐以忘忧，生而无倦，死而无憾。其实，市场社会放在大一点的历史视野里，匆匆过客而已；金钱扫荡天下、收编各路价值，一时气焰而已。等到泡沫塌缩，水落石出，世界仍是多元的天下。
*是精神的逃荒，贪官是价值的难民。普通的难民遭遇蝗虫皇军，只好携老扶幼，辗转沟壑，让人看了伤心惨目。而价值的难民就比较可笑：他一听见鬼子的皮靴从村口过，立即魂飞魄散；再看高堂慈亲，连玩具熊都不值；回首小园香径，整个一瞎扯蛋；他典当了儿女，一把火烧了老屋，气喘吁吁去追随皇军；无奈皇军兵贵神速，皮靴声越来越远；他于是变成一条狗，一条哼哼着平假名片假名却没着没落的丧家狗。贪官的丧家经历反映了多元价值体系的现实性、可能性以及必要性。
文怀老及五种人（1）
李辉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后来表示了一种担忧，怕自己一番良苦用心仅仅触发了一场媒体的狂欢，情绪的烟花把天空渲染得惊红骇绿，转眼化作一地纸屑尘埃，清洁车过后，世界依然故我。这其实是过虑，民众的情绪是一种原始而实在的社会动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前提。这次网络上无数不假辞色的片言只语所汇聚成的民意，对日益腐恶的士林风气表达了愤懑，对越发没样的文化精英提出了警告，意义不可谓小。而且，它再一次见证了中国民众这些年通过网络这个新天地表达自我、参与社会、改造中国的洪波巨澜。当然，李辉希望公众的关注不局限于具体的人、事而应升格为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这我非常赞同。
我想做的，是尝试着剖析一下文怀沙先生其“人”的几种社会身份和文化人格，从中窥见世道人心的演变之迹。笔者同文老不曾有过任何个人的接触，所依据的无非是有关的文献资料及我本人的阅世经验。对于直接接触，我历来看重，以为那是求真者的福分。不过勾肩搭背搭出的狼狈关系、攻守同盟，对求真反而更不利。
仁人
仁人是传统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常备的身份、必修的人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当然是指满分的情况，一般人除非作弊，也就是及格而已。就思想史而言，“仁人”的源头大约在儒、墨、侠之间，但这个我一点也不懂，得专家说了算。就仁人的发生学而言，一个社会所以出仁人，一定是因为社会危机严重到了需要一部分人做额外的牺牲。中国历史上月白风清的时候虽然很多，但月黑风高的时候也不少。当月黑风高人挤船漏、也就是说马上就要沉了的时候，《正气歌》中的人物便纷纷投水以换取大家的继续漂流。文怀老出生在“忧患频连”的近代大危机中，社会对仁人有着巨大的需求，在那样一个唱英雄、出英雄的时代，除非世代无赖之家，仁人的种子应该说人人有份，文老的心里也早就埋下一粒，等着发芽。据说，1*期间江青曾派人到文老服刑的地方招他入伙，他以一首藏锋七绝凛然谢绝：
沙翁敬谢李龟年
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
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如果是那十年中的随便哪一年写的，而且确实交给了江青派来的说客，那么都确有资格入选《现代烈士诗抄》的附录部分。但即便当时不但“藏锋”而且还藏肚，为日后补写追认，那依然改变不了“仁人”的种子已在他心里生根发芽的事实，否则何必要拔苗助长呢？文老毕竟出身于一个需要仁人的时代，毕竟混迹于一个以仁人自视的群体。仁人时代到1980年代初接近黄昏，但毕竟夕阳无限好，仁人的形象被伤痕文学织入金红的晚霞。文老就是在那霞光中结交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从维熙，2并向他讲解了墙上的那首藏锋诗。
文老虽有做贤人君子的浓厚兴趣，但这方面的先天及后天条件似乎都不太理想。一定的身份认同往往需要一定的性格特质来支撑——忘了什么人说过，演什么人你多少得是什么人，这才演得好。而文老心性中似乎缺少一种朴拙刚正的狷介气质。3“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必将愁苦而终穷”的屈原，与哪儿红他在哪儿、哪儿紫他奔哪儿的文老，中间隔了千山万水。 4文老实属热闹场中的趣人，这类人的生活围绕各种雅集派对香喷喷地展开，他们跟男宾称兄道弟，同女客言心言性，读书不可谓不多，但都读成珠光唇膏了。再说文老的道德修炼，也不在仁人的方向，他面对公众时那种富贵自炫、5*自是——告诉女记者要漂亮才肯接见、称小他半世纪的美女为“干妈”——轻狂恢诡则有，不忍人之心则无。这方面他甚至还不如另一位当红明星即不识多少字的“小沈阳”。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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