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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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你就不行”的行政传统仍然具有巨大惯性的环境下，就算是经济学者，也都只好用寓言故事来让大家“意会”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就讲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正在吃萝卜的农民。于是他就念道：“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罚五十。”农民急忙捡了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来罚一百伍。”
这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故事，但如果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来阅读，便能读出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哀。
总之，自从有了胡润的富豪榜之后，更具民间话语色彩的“财富英雄”观念开始出现，带有意识形态神圣性的“致富光荣”开始逐渐离场。而中国学者和公众舆论审视改革开放舞台的目光，也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尖刻、锐利和更具有进攻性。对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富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国公众舆论在羡慕的同时却失去了往日单纯而慷慨的敬意。而在更极端的例子中，“仇富”现象和声音更是偶有见、偶有所闻。
“后致富光荣年代”（2）
胡润搞出来的中国富豪榜，虽然从来不被认为是中国私人财富的真实反映，其中所涉及的数字更没有被中国人当真，但是富豪榜至少揭示了一个确切无误的秘密——中国房地产业是富豪最集中的行业。
地产商虽然不见得人人赚钱，地产财富更不见得就是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地产财富的积累过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几何速度”。其整体崛起时间之短、历程之顺利，是中国其他行业从来没有过的。财富积累的快慢，向来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财富的正当性及光荣与否，更与财富积累过程的快慢无关，但树大招风却是中国久远的传统。
中国的房地产业虽然可以从1992年算起，但是这个行业真正开始的时间是1998年，此前的市场空间极其狭小，能够成就财富的地产商在全国非常罕见。就是在1999年胡润第一次推出富豪榜的时候，榜中的地产商也只是少数，后来一年比一年多，“中国富豪榜”几乎成了“中国地产富豪榜”。
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常常牵涉到房屋拆迁之类的问题，直接触及众多民众的利益。价格昂贵的房产所面对的销售对象，又正好是掌握不多的财富和较多话语权的城市中层社会群体。
所有这些因素，都把房地产业置于一个在民意中特别不利的敏感位置。这个不利的敏感位置，可以说是“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所光照不及或者至少是光照不强的地方。而这一状况，又反过来动摇了“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这个“旧瓶新酒”组合而成的改革新传统，大有“银瓶乍破水浆迸”的惊险。
后来，因为一批富豪英雄榜上的人物翻身落马，“仇富说”和“原罪论”乘虚而出，搞得大家多少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疑惑。
无论是“仇富说”还是“原罪论”，都不足以让江河改道、潮流逆转，不过中国舆论环境对财富态度已发生微妙变化，“后致富光荣时期”正在开始，显然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微妙的变化中，素来视筚路蓝缕的民营经济为中国希望所在的媒体，也改变了过去一贯的敬意与好感。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标签式”的人物和企业，从来都是“媒体宠儿”的楼忠福和广厦，在一心一意地埋头运作全国瞩目的天都城项目时，也切身感受了一次“后致富光荣年代”的海雨天风。
天风海雨汇“天都”（1）
进入新千年的楼忠福和广厦，虽然早已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筚路蓝缕地艰难打拼了，不过他处世为人和经营企业的基本信念并没有任何改变。
“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民营企业不讲政治就没饭吃”、“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抱怨”、“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和“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这些伴随着他一路走来的朴素观念，在事业做大之后仍然是他坚持不懈的基本原则。
从本质上讲，楼忠福和广厦事业的成功，基本可以说他这些做人处事原则的成功。
不过世事无绝对，人间也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事情。
向来在交友和用人问题上不曾有过大失误的楼忠福，偏偏在视同命根的天都城项目上，“被友情撞了一下腰”。对于这些事情，信奉“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的他只是淡然一笑，便让往事随风了。他甚至从来不曾想到过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却认为，这是能让人吐血的致命一“撞”，是赤裸裸的“要挟”和“敲诈”。楼忠福不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更为要命的是，天都城项目最为关键的土地手续也因此被耽搁了，整个项目险些横遭腰斩。
“被友情撞了一下腰”之后，2002年底，天都实业有限公司的新任董事长郑可集临危受命。此时，郑可集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天都城的用地问题已经错过了关键时间，整个项目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土地危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都城项目6579亩的用地，虽然已经有了出让协议，不过真正办理了购买手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由于项目巨大，当时是按照“分期建设，滚动发展”的模式来开发的，所以6579亩土地并不是一次性购买，而只是购买其中的部分土地，还有很大部分已经签订了出让协议的土地，没有办理购买手续。
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出台了11号文件，叫停了中国土地市场已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要求从2002年7月1日起，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
天都城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在新文件生效之前完成土地买卖手续，可是却因为用人不善而被白白耽搁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万一用地无法解决，整个项目被腰斩，那么广厦前期在基础设施上投入的数亿元资金，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而自己则血本无归。
郑可集走马上任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开始步步收紧的时候。随后科学发展观出台，中央开始调整过去片面强调速度的发展模式，不但一度被热捧的“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概念一下子被“速冻”，杭州规划中的地铁项目也一起被“速冻”了起来。
规划中的杭州地铁本来要连接天都城的，现在被突然叫停了，对于要做杭州“卫星城”的天都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
由人事危机导致的土地危机还没有解决，现在外部环境又出现“过山车”式的急转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郑可集可真是腹背受敌、内外交困了。
但麻烦并不到此为止，紧接着，又飞来了一场“喝倒彩”的传媒危机。2003年上半年，针对天都城的种种不利的报道一个接一个出场，曾被视为“企业经营城市”典范的天都城和“造城英雄”的楼忠福，立即被推进非议和质疑的漩涡中心。
一时间，天风海雨共汇天都城，“危城”、“惊梦”的流言乱飞，“空打算盘”之声四起。起哄者大有“杀君马而后快”的道旁儿恶作剧心态，似乎要以拱倒天都城、搞翻楼忠福为乐事。
一直是媒体宠儿的楼忠福，此时真有点“海雨天风独往来”的感慨，而广厦内部也有点人心惶惶。
具有众口铄金传统的中国，舆论的力量历来是不可小看的，何况改革开放到了新千年之后，很多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以制造轰动效应为职业能事的媒体，很多时候是在喧嚣中丢失了真问题，甚至成了历史进程中“杀人骏马的道旁儿”。
多年来一直为中国民营经济力量仗义执言的张维迎，就曾多次警告“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谣言不知道来自何方，只要相信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谣言就会变成事实。所以常常出现“所有的人都给你送挽联、花圈，那你一定死定了”的可怕局面。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容易“挥发”成易燃易爆的特殊空气，到这个时候，一旦谁再在哪条“纲线”上弄出一点火花，那么连人带生意立即就有变成“祭品”的可能。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时候，比如被邓小平“钦定”不能再“动”的傻子年广久，就是这样的幸运者。但这种全国仅有的特例，不是谁都可以心怀侥幸的。
对于这些，能够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家们比谁都明白，一路拼搏过来的楼忠福自然更明白。所以，2003年的楼忠福并没有乱，而天都城的工作也没有乱。
外部环境的变化虽然造成了困难，但天都城的基础非常扎实。最关键的土地虽然存在变数，但在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素来强调“讲政治”的楼忠福始终没有急功近利，也没有留下民意责难的后遗症。无论是征地拆迁，还是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和就业问题，他都作了最妥善的处理，甚至比政府考虑得还要周到。整个天都城项目动工以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上访告状的问题，这个最大也是最根本的“政治”工作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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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海雨汇“天都”（2）
在政府方面，天都城项目作为一种全新的运作模式，从一开始就得到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在中央层面，建设部从一开始也是非常支持的，并把天都城项目列为“建设部小城镇建设试点项目”。虽然现在宏观政策有变，但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仍需要探索解决之道，叫停“经营城市”的政策，不等于一刀切否定所有已经开始的探索。
另一方面，信奉“回报社会是企业家天职”的楼忠福和广厦在社会公众中的口碑一直很好。无论是在东阳、金华、杭州、浙江还是全国层面，楼忠福和广厦一直非常慷慨地捐助社会公益事业。这些都是有案可查，有目共睹的。
这些“题外之事”虽然与天都城项目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天都城出现困难的时候，却都成了非常重要的有利因素。在各方面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这些看似跟企业经营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题外之事”，恰恰可能是每一个真正能够存活下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共同秘密。
联想的柳传志曾毫不隐讳地说过，在1993年、1994年之前，他要用50％的精力来对付与企业经营无关的“题外功课”，以保护企业能够生存下来。而另一位企业家也曾感叹民营企业是“野生的孩子”，死不了的都有特别强的生命力，不是一阵风雨就能摧垮的。
柳传志是电子行业的，面对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要单纯得多。他尚且有如此沉重的感慨，那么对于从事房产、建筑和众多其他产业的楼忠福来说，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之复杂、所要做的“题外功课”之高难，自然不难想象了。也正因为楼忠福和广厦的“题外功课”向来做得扎实，所以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够得道多助，而不至于墙倒众人推。
在天都城处于最困难、外界质疑声音最猛烈的2003年，浙江省和中央层面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先后到广厦和天都城考察，并在言论上替天都城保驾护航。另外，在2003年9月的一次规格堪称“绝顶高度”的城镇化论坛上，天都城的经验更是罕有地获得一众高官和学者的肯定。
2003年9月14日，一个名为“中国特色城镇化论坛”的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个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日报社，协办单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室，广厦集团则是这次会议的特邀单位。
出席这次论坛的嘉宾个个都是知名人物，不妨看看这份沉甸甸的名单：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郝建秀、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丘晓华、农业部副部长刘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副司长吴海洋、中国银行浙江分行行长段永宽、《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以及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楼小东。
如此高规格的论坛，自然吸引了很多新闻记者到场，包括香港的媒体。这次论坛的主题虽然是中国城镇化问题，但天都城却是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