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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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且不仅仅出现在苏联解体之后。

　　　　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对于当今“双生镀金时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经济史学家仍在辩论西方民主的崛起和第一次“镀金时代”的联系。毫无疑问，“双生镀金时代”既是政治革命的产物——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全球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也是新科技的产物。

　　　　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共同威力迅猛地加速了新兴市场的经济转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尼尔先生关于“金砖四国”的论点被现实强有力地验证了。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赛莫格卢出生于奥尼尔命名的“新钻十一国”之一——土耳其。他说：“我们在发展中国家见证了更快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和印度，这是由于西方的政策和科技允许中等技术的工作在那些国家开展。发展中国家得以取得如此大的进步，是因为技术使我们能在世界经济的差异中获得更好的套利机会。”

　　　　阿赛莫格卢教授认为，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比19世纪西方世界的“镀金时代”的进展要快得多。

　　　　“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劳动力十分廉价，但是世界其他国家没能高效率地利用这些劳动力，”他说，“所以印度只能按部就班地经历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阶段。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经济能快速增长，因为中国工人更好地融入了世界经济。”

　　　　然而，这一经济变革的成功也使新兴国家的人们在21世纪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时觉得压力重重。一旦你通过电视机、互联网或在西方工作的亲戚传来的实时消息得知，自己同西方同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差距，你就会觉得高达4％~5％的发展速度也太慢了，尤其是当你看到21世纪的“强盗贵族”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时——他们的许多特殊待遇（比如私人飞机或者昂贵的心脏搭桥手术）可能令“洛克菲勒们”或者“卡内基们”都为之惊叹。

　　　　当新兴经济体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人们眼前的一部分场景是全新版本的工业革命。正如机器时代将农场工人和手工艺者的经济转变为联合收割机和装配线的经济，技术革命正用机器人替代蓝领工人、用计算机替代公司白领。

　　　　同时，西方正从新兴经济体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中受益。如果你在美国达拉斯或德国杜塞尔多夫拥有一家公司，来自新兴市场城镇化的农民可能正在为你干活。这对于西方的顶级富豪来说是一个喜讯，因为他们能同时成为19世纪的“强盗贵族”和21世纪的技术巨头，并从中得益。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西方中产阶层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他们正同时遭遇两个“镀金时代”的夹击。

　　　　2012年1月公布的一项针对将近一万名哈佛商学院校友的调查，揭示了中产阶层和富豪间的差距。受访者十分担心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71％的受访者预计其竞争力在未来三年内会下降。但当你将美国公司的命运同美国工人的命运区分开时，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将近2/3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认为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将受到威胁，而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担心那些公司会陷入困境。

　　　　“当公司感到压力、出现问题时，它们的选择余地比美国工人大得多，”主持这项调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说，“公司能找到办法渡过难关，它们可以通过迁至海外——84％的公司已经成立离岸公司——或采取降薪政策渡过难关。”

　　　　“虽然整块蛋糕越来越大，但很多人能分到的分量却缩小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主任约翰范雷南说，“嘴上说说继续接受教育容易，可如果你已经年过半百，真正做起来就太难了。最近的15年里，中产阶层吃的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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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中国综合征”

　　　　《中国综合征》（“TheChinaSyndrome”）是一篇于2011年发表的论文，主题是“中国贸易的影响”。三位经济学家强强联手完成了该论文，他们是：戴维欧特、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这一研究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它标志着学术界的共识发生了转变。美国经济学家讨论日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起因时，倾向于选择技术作为主导原因。但是，在分析美国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详细数据后，《中国综合征》的作者认为，全球化——尤其是同强大的中国进行贸易——正对美国蓝领工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保守估计，这是造成同期美国制造业就业总数下降1/4的原因。”

　　　　“中国综合征”的负面影响远远不止导致美国工人的失业。在其波及的社会中，工资下降（尤其是在制造业之外），甚至一些人停止寻找工作。结果，“家庭平均收入大幅减少”。“山姆大叔”（美国）也在劫难逃，特别是在助残补贴大幅增加之后。？米？花？书？库？ ；__

　　　　欧特、多恩和汉森三人并非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挑战了“全球一国”的世界观，并犀利地提醒我们，贸易的成本和收益没有平均地被分摊。他们的研究发现没有违背自由贸易的观点，而是“强调了贸易的分配结果”。

　　　　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讲，分配产生的影响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在顶端，工作变得更好，工资更高；在底层，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作没什么变化；而曾经向美国中产阶层支付薪水的中层工作正逐渐消减，形成中空。马尔腾戈斯和艾伦曼宁描述了在英国发生的相同现象，并指出劳动力市场正“两极分化成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

　　　　最近有一项调查是关于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对于直接就业产生的影响，其专门研究了这些“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揭示出曾经的一些中层工作已经消失。三名学者格雷格林登、贾森戴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完成了此项研究。他们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研究了iPod是如何在全球创造工作机会和利润的。他们发现：2006年，iPod在美国境外雇用的人数几乎是在美国国内的两倍——在美国的人数是13920人，在美国境外多达27250人。

　　　　也许你不会对这一数据感到惊讶，但如果你是美国人，就会有点儿担忧了。因为从奥巴马总统到2012年总统候选人里克桑特拉姆都曾力挺苹果公司，作为一家展现美国魅力的典型公司，苹果公司将解救美国的就业危机，它也是美国极其善于培养创新家和企业家的一大明证。可是，这些思想超前、勇于探索的公司在美国境外比在国内更有效地促进了就业。

　　　　你不必阅读这份关于iPod的研究也能想到有许多海外工人是在中国。在美国看来，如今中国仿佛是一个超级庞大的亚洲巨人，值得一提的是iPod在海外的员工将近一半在中国——12270人。另外，有4750人在菲律宾，相较于中国的13亿人口、菲律宾的9500万人口，菲律宾比中国更得益于史蒂夫乔布斯的天才经营。这一点值得强调，是因为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喜欢将美国的经济困难归罪于估值偏低的人民币和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苹果公司的例子中，这两项只是次要原因。

　　　　下面的事实可能会令你惊讶。即使大部分iPod岗位在美国境外，其大部分工资仍留在美国国内。那13920名美国工人的总收入接近7。5亿美元。相比之下，27250名非苹果美国公司雇员的总收入不到3。2亿美元。

　　　　当你观察美国国内iPod劳动力的构成时，这一差别更为显著。iPod超过一半的美国员工（7789人）是零售以及非专业性员工（办公室支持人员、运输和分销工人，等等），他们的总收入仅为2。2亿美元。

　　　　苹果创新的大赢家是美国的6101名工程师和其他一些专业员工，他们的总收入超过5。25亿美元，是本土非专业员工收入的两倍多，大大超过了所有在美国境外工人的总收入。这才是“美好的”高薪工作，而其他工作则是“劣等的”。

　　　　为什么美国对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心态如此矛盾，苹果公司的例子就是一个缩影。美国平民主义者担心美国最卓越的创新产品会在国外创造比国内更多的工作岗位，这样的担心显然是对的。事实上，现实可能比这些平民主义批评者们所认识到的更加灰暗：iPod超过一半的美国国内工作岗位都是低薪资、低技术的。

　　　　但是美国也有赢家：苹果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员工，他们漂亮的工资单中含有公司扣除廉价的海外劳动力成本收获的最终利润。苹果公司的股东收益更好。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林登、戴德里克和克雷默发现iPod创造的金融价值的最大一部分归苹果公司所有。虽然iPod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制造方的金融附加值“非常低”。

　　　　富裕的国家可以继续保留一些制造类岗位，当然这么做意味着这些工作将更加“劣等”。例如，2012年，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一家机车装配厂的工人发生了劳资纠纷，我们来看一下卡特彼勒当时的做法。卡特彼勒公司在美加边境的南面——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拉格兰奇也有一家工厂，里面的工人生产钢轨器械，但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不到那些加拿大工人的一半。你可以说那是加拿大工会的胜利，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更好地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是，卡特彼勒对此的回应是关闭机车装配工厂，让薪资更高的加拿大工人停工，并将一些生产线迁移至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西。通用电气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大张旗鼓地将一些制造岗位迁返美国。2011年开张的北卡罗来纳州工厂，其工人平均小时工资是18美元，仅为老工厂里工会工人所挣的一半。

　　　　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认为，这显现了西方国家工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杰出成就背后的阴暗面。米拉诺维奇预测，西方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巨大的移民压力，因为人们会迁移到收入更高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全球商品和资本比人的流动更为自由的时代，其结果更可能是工作岗位转移，而非移民。

　　　　第二次“镀金时代”中出现的这种紧张局面，在安德鲁卡内基所经历的第一次“镀金时代”里也出现过。当时，卡内基也觉察到了社会正向贫富两极分化。“在竞争法则下，雇用几千名员工的雇主不得不在经济上精打细算到极致，付给劳工的工资经过了精密地计算，因此雇主和雇员、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经常会有摩擦。人类社会的同质性消失了。”卡内基认为，资本主义要求雇主同工人进行最艰难的讨价还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长期以来一直是强调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卡珊德拉。当我向他提及此事时，他几乎欢呼起来，并立即拿出了论据。“经济理论阐示得十分清楚，”他说，“当你将完全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比较——比如中国和美国——就会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工资被压低了。这一结果是可预见的。彻底的全球化其实意味着美国和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完美市场，但我们不喜欢那样。”

　　　　事实上，我们不再生活于“上帝庇护下的美国”，而是“上帝庇护下的世界”。全球化正在发生——整个世界正变得富有。这场转型产生的很多代价正由西方发达国家中某些特定的工人群体承担。

　　　　我们习惯认为左派具有全球主义的视角，比如自由主义者会担心非洲贫困问题或者印度女子的教育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不再是心怀仁慈的自由主义者，而是残酷无情的资本巨人。

　　　　保险巨头AIG（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史蒂夫米勒是底特律一位传奇的绩效大师（其著有一部畅销的回忆录《扭转乾坤》）。他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同我谈到全球化和就业问题：“首先，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认为全球的每个人，不论在什么国家，都应该享有我们在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机会。全球化真实存在，是不容争辩且长期存在的事实。全球化意味着如果产品可以流动，不同水平的技术工资级差将遭到某种程度的消除，尤其是对于那些自由流动的工作岗位而言。”

　　　　如果你运营或拥有一家全球公司，那么至于你是什么国籍，真的无关紧要。但是，欧特、多恩和汉森表示，如果你是美国工人，那么“工资级差的消除”则实在令人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