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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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发展的共存是当代的一大难解之谜现代化创造了大量财富，一旦这些增长的财富全都用来累积更多的财富、用来营造奢华，进而使得富宅和贫窟的对比更加悬殊，那么发展必定如海市蜃楼、如昙花一现。”

　　　　一个半世纪后，“狮身人面像”卷土重来。本书意图拓开通往“富宅”之路，打探里面住着的那些人，并试图揭开贫困与发展这一谜题的部分面纱。

　　　　第一章

　　　　历史及其重要性

　　　　海外有1000000个人能做你的工作，你有什么过人之处？

　　　　——2009年，连接硅谷和旧金山的101高速公路上的一块告示牌

　　　　第二次“镀金时代”

　　　　如果你想知道美国的富豪统治集团在哪一天正式登场，那么2007年6月21日会是个不错的答案。在那一天，私募股权公司巨头黑石集团（Blackstone）成就了自2002年以来美国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募资近40亿美元，发行首日该上市公司的市值高达310亿美元。黑石集团两位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施瓦茨曼，收获了等同于近80亿美元的个人股权和6。77亿美元的现金后凯旋，而另一位创始人皮特彼得森将一张支票兑现18。8亿美元后光荣退休。

　　　　还有一桩巧合让历史学家、阴谋论者和出版商津津乐道。6月21日当天，彼得森恰好在曼哈顿的四季酒店（理所当然的地点）举办酒会，发布他女儿霍莉的处女作《男保姆》（TheManny）。这本书以轻松的口吻讽刺了纽约上东区金融家与他们妻子的生活和爱情，与当代“妈咪文学”的风格十分吻合——《今日美国》报建议读者去海滩时带上这本书。而作者告诉我，她写这本书的部分灵感源于她认为“人们不清楚上东区到底有多少财富”。

　　　　霍莉很苗条，长得像地中海一带的人——这遗传自她希腊的祖父母——鲜明的轮廓、乌黑的眼睛、深色的眉毛和一头浓密的棕发。新书发布会结束后，我和霍莉交谈了好几次，她向我阐释近些年来巨富如何改变了财富的含义。“现在上东区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她说，“很多40多岁的人通过对冲基金，一年就能赚取2000万~3000万美元，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花这笔钱。”她以晚宴中的一段对话作为例子：“如果你打算买下宴会厅的所有东西，这意味着奢侈生活的开始。如果你想从巴菲特旗下的NetJets公司租一架飞机（该公司将部分飞机所有权份额出售给那些不想购买整架飞机的人），或打算买四套房子并管理它们，似乎这时你才开始花了些钱。”

　　　　霍莉说，之后餐桌上有人一锤定音。“她转向我说，要知道，2——她其实指一年挣2000万美元——缴税后只有1了。最后餐桌上的每个人都点头赞同。”

　　　　霍莉绝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村妇，也并非嫉富之人。可是即便在她那么富有的人看来，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也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事。

　　　　“如果你看一下原版电影《华尔街》（1987年）——它讲的是三四十岁的人一年挣两三百万美元，这会令你厌恶。但随后网络时代来了，全球化时代也来了，金钱累积真正开始变得疯狂。”她对我说。

　　　　“30多岁的人通过做对冲基金或当高盛的合伙人一年赚取2000万、3000万、4000万美元，并且很多人在这样做。他们开始拉帮结派，在全球游荡，挥金如土，他们与普通大众拉开的差距呈几何级数扩大。如今的富豪阶层已不像影片中的主角金融家戈登盖柯那样单枪匹马了，而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

　　　　下面的数据证实了霍莉小姐在晚宴上的观察。在美国，随着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人不断拉开差距，前者真的已发展成了“独特的至高层”。20世纪70年代，前1％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10％。35年后，他们的收入已占总收入的1/3，这一比例同“镀金时代”（GildedAge）——上一次历史高峰——一样高。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希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释了贫富差距：2005年，比尔盖茨的身家是465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身家是440亿美元。当年，位于美国收入分布图底部的40％约有1。2亿人，他们的财富总值约为950亿美元，比这两个人的财富总值仅仅多了一点。

　　　　以上仅是美国的数据。如霍莉小姐所言，当今崛起的富豪统治集团有一个重要特点：顶级富豪是“全球兴风作浪者”。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瑞典、芬兰、德国、以色列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即便都选择了比“美国模式”更为缓和的资本主义模式，它们贫富差距的扩大照样和美国一样快，甚至更快。法国通常将自己视为特例，并引以为豪，它似乎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的局外者，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10年间，法国也没能逃过一劫。
第3节。
　　　　新兴经济体中前1％的富豪也正把其余人甩在身后。现在中国的收入不均现象比美国更严重，印度和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而“金砖四国”的另外一个国家——巴西的贫富差距没怎么扩大，可能是因为其收入差距本来就很大。当今，巴西仍是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收入不均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我和埃及电信业的亿万富豪纳吉布萨维里斯最近进行的一段谈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今金钱是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流转的。萨维里斯的财富版图从他的出生地埃及扩展至意大利和加拿大，他还支持了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叛乱活动。在多伦多的四季酒店，他向我（以及餐桌上的听众）表示了对独裁者巧取豪夺的不解：“我一生都无法理解当这些独裁者掠夺财富时，为什么不只偷10亿美元，然后把其他的钱用之于民呢？”__

　　　　我感兴趣的是他选择10亿美元作为独裁者掠夺的合理上限。我想知道在他的眼里，10亿美元是否就是他的财富目标？

　　　　“是的，包括福利、飞机和游艇，差不多是10亿美元，”萨维里斯对我说，“如果我金盆洗手的话，至少得拿到这个数。”

　　　　大多数美国工人技术熟练、对工作兢兢业业，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发横财，而且许多人发现，那些使顶级富豪更加富裕、更有权力的力量，反而摧毁了工人们的职业、工作和毕生储蓄。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导致西方的很多工作被快速淘汰，使西方国家的工人直接面临同贫穷国家低收入工人的竞争。那些才智平平、缺乏教育、运气不佳、半途而废的人想要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中获利，反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等收入止步不升，因为机器设备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已经压低了西方中产阶层劳动力的价值。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过去20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研究全球新贵：在欧洲参加各种高级会议，在玛莎的葡萄园岛或硅谷的会客室里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咖啡一边做访谈，还在曼哈顿的高端晚宴上细心观察。你完全可以预见到我得出了什么结论，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有钱人与你我不同。

　　　　而更贴近当今时代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的富人也不同于过去的富人。极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已经造就了新一代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囊括了上两代人的财富。该阶层的成员是工作勤恳、受过高等教育、享受生活的精英人士。他们感到自己理应成为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的赢家，并对那些还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抱有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往往相信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机制，但对于经济的重新分配，即用来支持那些机制运转的税收，没什么兴趣。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自己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的定居之所在纽约还是香港、在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虚拟拜金世界的诞生令人瞩目，花旗集团一支杰出的策略团队建议其客户根据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力量设计投资组合。在2005年的一份投资报告中，策略师提出：“世界正分化成两个阵营——顶级富豪和其他人。在顶级富豪圈，没有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或者俄罗斯消费者，只有富裕的消费者，他们人数稀少，在收入和消费上却是与人数极不相称的巨无霸。令人惊讶的是，其余那些数不尽的非富裕人群只分到总收入的一小杯羹而已。”

　　　　在投资界，世界分为富豪及其他人两类已是普遍共识。2011年，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BlackRock）的首席股权策略师鲍勃多尔对记者说：“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

　　　　自由市场的权威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他宣称，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扭曲”。他说，美国经济衰退后迎来了“重要的经济复苏只不过该复苏是属于高收入群体、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而经济体中的其他单位，包括小企业和“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经受了打击并仍在痛苦挣扎。格林斯潘担心，我们所见到的根本不是单一的经济，而是在不断分化、差距变大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

　　　　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

　　　　这一假说至今仍在应验。花旗的“沙漏指数”涵盖了从豪华零售品牌塞克斯（Saks）到“一元店”家庭美元（FamilyDollar）的股票。这一指数从最初发布的2009年12月10日到2011年9月1日期间增长了56。5％，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仅上涨了11％。

　　　　第一次“镀金时代”

　　　　1897年2月10日，美国超级精英阶层的700名成员齐聚华尔道夫酒店，参加由纽约律师布拉德利马丁和他的妻子柯妮莉娅举办的化装舞会。据《纽约时报》报道，最受欢迎的是“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yAntoinette）的造型，有50位女士扮成了她。柯妮莉娅是一位略微发福的主妇，眼睛湛蓝，嘴如弯弓，胸部丰满，双下巴隐约可见，她扮成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但挂着法国王后曾经戴过的一串项链，这足以令其他人黯然失色。布拉德利扮成路易十四（太阳王）款款而来。美国德裔皮毛业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扮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的母亲卡罗琳也扮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穿着礼服，戴着价值25万美元的珠宝。银行家JP摩根打扮成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他的侄女摩根小姐扮成了普鲁士的路易莎王后。

　　　　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这个词，但是马丁举办的这场舞会标志着，即便在一个逐渐习惯顶级富豪的国家，对巨富的展示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纽约时报》记载，这场活动是“大都市中举办过的策划最为周详的私人派对”。《纽约天下》报道，马丁的客人包括86位大富豪，他们总共拥有的财富令世人震惊。据该小报所述，其中有12位客人每人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另有24位客人每人拥有500万美元的财富，不是百万富豪的寥寥无几。

　　　　当时，整个美国都痴迷于炫富。《商业广告》报道，“马丁的舞会在时尚圈，甚至是普通大众中都轰动一时，而仲裁条约、古巴问题和纽约警察廉政调查好像都成了公众关注的次要事件。”那时和今天一样，美国颂扬大亨以及造就这些大亨的经济体系，但是即便在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马丁的舞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失败的决定。

　　　　舞会举行的年份是1897年，正值经济动荡不安的“长期萧条”（LongDepression）时代——自1873年开始的“长期萧条”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眼看就要临近尾声。

　　　　马丁夫人为舞会找了个正当理由：“滴流”。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因为她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会迫使她的来宾在纽约而不是去到巴黎购买奢华的礼服，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纽约市音乐家协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富豪的这笔大开支为其他人创造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