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经济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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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许多亚洲地区的经济——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等开始兴起。一定程度上，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成功是由于其快速融入了全球经济。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二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资金的大量流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许多产业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环节。可以预料，一些权威人士会发出警告，认为东亚新兴经济体带来了经济威胁。但事实证明这些担忧有些言过其实。
德国的统一 1990年东德和西德重新合二为一。德国当时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认为，德国的统一给经济带来了问题。政府积极促成了德国统一，但同时又担心廉价劳动力的冲击，于是在政策上坚持薪金平价和两种通货1∶1的兑换比例。由于东德多数产业的效率只有西德同行的一半，在市场竞争中注定被淘汰。这导致德国失业率快速上升，一度达到20％。政府对失业大军的转移支付成为统一后德国的沉重负担，导致经济在其后近10年中停滞不前。
新兴市场危机 1994～2001年，许多新兴市场（包括墨西哥、泰国、韩国、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侵袭。这些危机源于一系列不良体制：固定汇率制、巨额外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等。虽然这些国家都遭遇了衰退（有些是深度衰退），其中的大多数国家通过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体系走出了困境，债务水平尤其是外债额度也得以降低。
中国的崛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年均10％）震惊了整个世界。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快速地融入世界。虽然也有一些（类似于对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的噪声，但中国的成功并没有损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
7大变化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变化证实了经济学家公认的一些基本经验。如果想将这些经验归纳为几个要点未免有失妥当，但是完全可以将这个世纪中的几个大的经济变化进行罗列：
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在20世纪，世界人均实际GDP增长翻了5番，这样的成就没有哪个世纪可以与之匹敌。人类发展的其他指标也都有了大幅的改善，如寿命、婴儿死亡率、发病率与事故死亡数、工作时间、生活质量、教育水平、种族与性别平等和环境等。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受益于这些积极的变化。
市场化 尽管有其内在的缺陷，自由市场仍不失为一种使我们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有效手段。因为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既不能提供激励，也无法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状况和技术条件做出灵活反应。目前，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大多位于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和严重的*而无法享受到全球繁荣带来的好处。
第1章 纵观全局：20世纪重大经济事件与“大试验”凸显的市场力量（4）
技术进步快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许多技术“革命”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炒作和金融泡沫，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这些进步包括蒸汽机、电报、铁路、内燃机、汽车、电力和互联网等。市场机制给创新和改变生活的技术开发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居然有人将这些真正的奇迹当做稀松平常的事。
发达国家的“去农业化”和“去工业化” 经济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大量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然后再到服务和基于知识的产业的转移。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出持续增长，劳动力比例趋于下降，不过生产率却提升很快。在美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占所有劳动力的百分比）从1900年的45％左右下降至2000年的2％，这个比例在1800年时为95％。产业工人的比例从1900年的25％上升至1950年的40％，2000年又回落至20％。同时，服务业劳动力从1900年的30％上升至2000年的近80％。不过完全不必担心美国会成为“汉堡供应”之国，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如医疗、商务服务和高科技等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比如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0年的1 500万人左右上升至2000年的3 000万人左右，从业人员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由近19％上升至26％左右。
图12服务业的兴起
资料来源：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自然资源没有发生短缺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尽管不停地有人断言前景黯淡，人类还是满足了人口不断增长引致的需要，并没有将石油、煤炭或其他自然资源全部用完。有趣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商品的价格（已经考虑了通胀的影响）一直在平稳下降，而人类劳动的价格（薪金）则在持续上升。技术和生产能力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技术进步使我们能够找到原材料的替代品，提高人们的生产能力，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导致其工资水平上涨。
贫困水平下降，但收入差距并未一直缩小 按当前的标准，1900年近一半美国家庭的收入水平属于贫困。在21世纪初，约有10％~15％的家庭符合这一标准，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偏高。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也有类似的明显变化。据估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使约5亿人脱贫。但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贫困水平的下降经常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家庭的收入增长快于那些低收入家庭，尤其在技术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受过高等教育和懂技术的工人将得到高工资。美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20年代和最近都被拉大了（这两个时期都有新技术被开发出来），但在20世纪30～60年代则有所缩小（部分因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金融波动不再与经济萧条同步 不同于对下一次“大萧条”的一般预测逻辑，美国及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变动都比较平缓，而金融波动都很频繁。比如，在2000年，股市发生了192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并步入低谷，但经济并没有陷入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的改善应归功于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更强大的安全网和更好的经济金融应变能力。
不能满足于现状
在20世纪，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改善，这样的成就前所未有，但也遭遇了若干挫折。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应清醒看到这些成就在全世界的分布很不均衡。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等都是市场经济走向繁荣的拦路虎。我们长期面临的困扰是：政府在促进竞争和全球化方面的无所作为、直接干预市场和过多介入了经济事务。所以，世界上新兴市场的不稳定（基本上都是因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和过少的国际化所导致的）无疑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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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信不信由你：经济学家对当前诸多热点都达有共识（1）
当前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异常混乱，经济学家因此也受到了一些诘难。
哈里S杜鲁门曾经说过很著名的一句话：“有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一面的？我身边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说：‘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努力对重要问题给出精确的答案，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经济学家个个都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印象降低了主流经济学的公信度，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往往会被极端的政治观点所主导。
“这取决于……”
麻省理工学院已故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在经济学中有绝对答案吗？国际贸易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表示怀疑。绝大多数问题的答案是‘这取决于……’”
经济学家接受的训练要求对诸如“减税是有利的吗？”之类的问题做出回答，答案要根据所问问题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减税在经济衰退时是有利的，此时进行减税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但在充分就业时期进行减税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是不利的；同理，预算赤字在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发展（当经济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时），但如果长期使用则通常是有害的。
虽然听起来言之有理，但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许多政界、商界人士和公众不愿意听到“一方面……另一方面……”之类的回答。经济学家离开学术界后发觉他们能做的事（包括他们的工作）就是给出“最佳预测”，即便是最棘手的经济问题他们也要迅速无条件地做出预测与反应。第二个问题是下一章讨论的重点。
前提假设与价值判断是重要的
前提假设与价值判断的差异产生了第二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市场和经济运行的分析都基于相似的模型，但这些模型推导出的结果取决于前提假设。例如石油价格飞涨可能是通货膨胀现象，也可能不是，这取决于美联储的反应。如果美联储决定不采取反通胀措施，或者治理通货膨胀收效甚微，则高油价会引发通货膨胀预期——正如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不过，如果美联储认定无法忍受高通胀，则通货膨胀就极有可能不会发生——就如21世纪初所发生的情况。因此，油价上涨产生的不同后果是基于美联储政策的不同假设（或对美联储政策效果的不同假设）。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并不总是清楚所给答案的前提假设，这无疑强化了人们的印象：经济学家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有分歧。
同理，经济学家在任何问题的讨论中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如，关于择校和教育券的激烈争论中就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些人认为美国公立的初级和中级教育系统没有为穷人提供选择的余地，所以应该允许私立教育的开办；另一些人则认为私立教育的存在会使穷人的状况变得更差，应限制私立教育的发展。这个争论所涉及的价值观是关于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体系哪种能更有效地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经济学家（为避免被束之高阁或被轻视）通常会将价值倾向隐藏在复杂的模型和研究中，或者说模型和研究的结论往往表达了研究者的偏好。但明确地表明价值倾向可能会使讨论更有意义，并尽可能避免引起公众的困惑。
经济学家区分了实证经济学（是什么）和规范经济学（应该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有许多经济学家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言论是属于“是什么”的范畴还是“应该是什么”的范畴。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许多科学家也落入相同的境地，所以，人们很难明白全球变暖的论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在多大程度上因受研究者价值观影响而带有偏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2章 信不信由你：经济学家对当前诸多热点都达有共识（2）
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分歧多于微观经济学领域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最多的争论不是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自下而上地分析家庭、厂商和市场），而是宏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自上而下的总量分析，把经济视为整体，包括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最具争议的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是：货币政策（中央银行调整利率）与财政政策（税收及政府开支的增减）相比，哪种政策工具对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更为有效？
关于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遵循固定规则还是可以灵活行事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辩论，同样，联邦政府是否应设法保持预算平衡是另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最近2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对类似问题的争论渐渐平息下来。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曾获得诺贝尔奖）和经济实践（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在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方面货币政策发挥了更好的作用；美联储与其他中央银行应遵循一定的规则，但执行时可有一定的灵活性；政府预算在长期中应保持平衡，但在经济衰退期可以增加相应的开支。
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经济学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但人们对经济学家从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印象却一如既往。这种印象又被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在报道宏观经济问题过程中（诸如利率、物价和失业率之类的问题）不断强化。媒体为吸引读者和观众往往强调的是观点分歧而不是共识。因此，关于经济前景的讨论会陷入“牛”、“熊”之争，对政治问题的争辩会被归入“激进”或“保守”。人们耳濡目染的都是诸如此类的讨论，也难怪会确信没有哪两个经济学家是能够说到一块儿去的。
错觉与真相：经济学家在当今的许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
事实上，不仅在微观经济问题上，甚至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许多问题上经济学家都有着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