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立观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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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坦言十年“*”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值得深思。重温*当年所思所想，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迫切的振兴经济愿望，在《财经》本期推出的“改革忆事”专栏首篇于光远的回忆文章中，亦处处跃然纸上。我们预计，从理解改革大业出发，直面旧体制弊端和十年“*”的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会成为今年官方和民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则在于坚定改革信念、推动改革继续向前。
　　历史不会遗忘。在历过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民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渐次冲过10000美元大关；而到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痛定思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通过改革实现民族复兴是当时党心民意之共识。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年来，两条红线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30年改革漫长而曲折，回首望去却也是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增长了倍，年均增长，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增长了84倍，上升为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亿减少到2000多万。诚如*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再度面对复杂局面：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改革阻力不断加大，对改革本身的质疑也已出现；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悄然改变着经有游戏规则，也在面对新旧游戏规则的尖锐挑战。应对新局势并不容易，好在决策者继续改革方略已定。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一种巧合。温故知新本身就需要战略勇气和智慧，接下来当是策马前行。
　　…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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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印度改革
“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经将会超越经。”
　　2008年1月13日至15日，印度总理辛格三天访华，成为新一年外交一大盛事。由于这是印度政府首脑五年来首次访华，舆论关注更偏重中印关系的变化和提升，但我们仍然认为，此次辛格中国之行，应当成为中国业界人士思考并学习印度经验的契机。
　　须知，当前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人瞩目。在过去五年，印度年均GDP增长达到了，不久将突破10％。中印两国同为人口大国和新兴转轨经济体，两国改革初始状态颇有相似之处。经多年改革，印度既取得了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改革难题。目前，每提及印度，国人心理上仍暗存优越感；虽也有少数识者大谈中印比较，疾言印度优势，却很少引起广泛、真切的共鸣。实事求是地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深的遗憾。目前，国际上公认“龙象共舞”图景即将成真，我们更感到这种遗憾格外深重。
　　近两年来，笔者几次在新德里和北京与印度高层经济官员交流畅谈，此次亦细读了辛格访华的翔实报道，深切感受到印度改革领导人对中国的学习愿望之强烈、认同赞赏之真诚。用一些中国观察者的话说，印度的领导人“很虚心”。而这种态度，主要基于他们迫切的发展愿望和超常的学习精神与学习能力。应当看到，印度改革领袖们均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国际阅历，能说流利英文。他们之所以能够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贵在自知、自强和自信。邻国之间，特别是相邻的大国之间，察短易而取长难，印度领导人的学习态度，本身就值得中国人学习。
　　长期以来，印度人民以其政治*制度自豪，乐于向外界展示其为“世界最大*国家”的自我定位。而中国有些论者认为，印度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与增长速度略弱于中国，国内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远较中国为甚，吏治*也相当普遍。因此，*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实质性推动作用，更不应将此制度视为彼之长项。其实，正是有赖于*制度，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复杂国家的力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D？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而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荡。*制度，应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制度保证。
　　在世界上各种*制度中，印度*制度甚至不是最完善的一种，其起始更与种种“外生变量”相关，徒显实施中的局限性。印度的*制度，与中国目前正在创建的社会主义*政治也有很大差别。但是，*制度有基本共性，其核心价值有普适意义；而且，现代社会的*制度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制度。战后几十年来，印度历经艰辛，已经成功地建立并维持发展了*政治框架，较早支付了制度创建代价。这个基本事实，本身就值得我们对这位邻居格外看重。
　　*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曾多年结合，产生了全球知名的印度式经济模式，其特点是低效率与政府管制无处不在。但今天的印度已经脱离旧有窠臼。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经济已经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自由市场体制渐次勃兴。更令人称羡之处，是印度私营企业实力蔚然可观。由于印度向来保护私有财产权，并拥有在发展经济体中较完备的法治体系，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印度私营企业亦有不菲成就；随着管制逐步解除，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纵观世界，印度已经涌现出以TATA集团为代表的几十家超大型私有企业，足以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等量齐观；米塔尔集团更迁址伦敦，成功完成钢铁业界最大收购案，成为业界全球逐鹿的“头马”。在印度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在产业链条上攀升的水平明显超过中国同行。到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60％，其整体成长与中国相较，更具主流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也更具可持续性。许多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进而认为印度私营企业的成长折射了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面，显示了一种非投入驱动型、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增长形态。这些分析看法，值得我们深刻领会。
　　当前，众多国际观察家在进行“龙象比较”，多数看法仍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评价偏高。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多只是事实的重要方面。中国人仍需要反省，可以向邻人印度学到什么？为了中国自己，也因为中印间必须携手共进。阿玛蒂亚é？说过：“只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两国，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他还说：“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经将会超越经。”展望未来，“龙象共舞”的前提应是彼此有“真正的相知”（辛格语），我们深以为然。
　　…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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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1）
仅从“两会”前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政治建设相关联。
　　北京的3月春意渐浓。继半年前的*十七大之后，将于此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连同全国政D？十一届一次会议（下称“两会”），再度令人翘首又充满悬念。新一届“两会”的人事悬念事前已多少有所释放，最终不会带来太多震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简称为“大部门制”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的亮相和评议——其内容，其实施，必将影响中国近中期的改革走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方案》及与其同时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目前还难窥其详。不过，仅从“两会”前*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政治建设相关联。公报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之目标，而且首次提出“更高地举起人民*的旗帜”；不仅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且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将行政体制改革视为政治体制改革之内o？，而且强调了“重要性和紧迫性”。据此，我们有理由对行将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有更高远的期待和更深刻的期求。
　　部门利益机构改革方案会相当具体，有一定技术性，察其精髓则面向未来又能革除时弊。细想来，过去30年中，中国政府机构已经历过五次大改革，且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数十个部委及议事办事机构被裁撤，基本实现了从专业管理到综合管理的转变，这一纵向进步亦应肯定。在此基础上，此次以“大部门制”为重要特色的改革，当破中有立；其重大现实意义之一，就是能够对过往多年已经日趋刚性化的部门利益格局起到遏制与破除之效。
　　部门利益弊端处处可见，超编、超支为其表象，扯皮推诿为其常态，吏治*或侵犯*为其最恶。而其基本行为方式，就是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本部门职权，特别是审批权限，将这种权力衙门化、集团化、垄断化。不破不立。以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市场经济经则，此次改革理当包含大量改组、合并、撤销、重建内容，成立或逐步成立学者们建言中的“大交通”、“大能源”、“大文化”、“大农业”等，除旧布新的内o？很清晰。而为了防止旧的利益格局变形作怪，促进新的利益格局超速成长，还必须有坚决有力的治本措施。
　　治本的基本举措早已为人所知。就政府职能而言，关键是变审批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就制度安排而言，关键是建立监督制约机制。这些都是与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大文章。而在当前，我们以为最为紧要者，在于决策当局必须有坚强决心和政治智慧，能够有效清除与化解多年计划经济和旧体制沉积而成的、显著阻°？改革的既得利益势力。非如此，则未来的治本改革无法推进。
　　官本位机构改革的主体是人，改革的重要障°？之一便是“官本位”。中国改革虽走过30年，但不少国人价值体系中的“官本位”观念不仅没有消除，反在强化。如今机构改革再启，很容易看到不同部门系列中，官位沉浮必然产生复杂变奏。识者有理由担忧，“官本位”之祟或成改革阻力，或成改革“激励”，最终导致改革的流产或畸变。

“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2）
正因为此，机构改革本身更具政治体制改革的内o？；我们还同时看到，推进机构改革的努力必须与破除“官本位”的其他改革措施相并行。要做和可做的事情很多，首要者便是改革官员选拔、升迁、考评机制，体现“主权在民”的经则，并在政府官员中建立权责一致的“问责制”。如果“大部门制”改革的推行，能够同步带来中国政府官员能上能下、可官可民的机制，能够终结跑官、求官甚至买官、卖官的现实，则中国幸甚。
　　时间表是次行政体制改革以《方案》起步，逐步铺开，渐进经则相当明确。但以往经验已经表明，渐进改革亦需不时有阶段性突破，盖因渐而不进、不进则退，正是渐进改革之大忌。所以，*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告特别强调机构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局中人不可不深味。
　　公告首次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目标”，乍读此，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机构改革大可拖延敷衍。其实，“总目标”重在完善，而且须当与建成小康社会的诸项改革目标在时间表上相一致，但绝不等于目前已经看准了的机构改革，从实施到完成需要12年之久。恰恰相反，总目标设在2020年，表明政治体制改革预期明确，也表明从现在开始的努力已经相当紧迫。
　　怎么确定改革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