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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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杂志，但是它们又摒弃了学院派的艰涩与狭隘。文化发明的过程，是人类摆脱野蛮的过程，是理性取代偏狭的过程，也是摆脱了物质困扰的人们寻求心灵慰藉、满足永无休止的好奇心的过程。
《纽约客》成熟的过程就是纽约与纽约市民成熟的过程，同样也是美国从欧洲人口中的“野蛮人”变为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领先位置的国度的过程，《纽约客》无与伦比地展现了纽约成为国际化都市的过程。《纽约客》的订户们一方面在这里看到了世界的急剧变迁—广岛原子弹报道、卡西尔的环保主义作品《寂静的春天》、微软的反托拉斯官司等，同时也在这本杂志中看到了人类亘古未变的情感—爱、欲望、权力、孤独、荣誉、勇气……76年以来，《纽约客》始终从一种充满温情与善意的嘲讽的角度来观察世界与我们自己。
综合性文艺杂志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们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提醒我们，在这个如此庞杂无序、纷纭变幻的世界中，我们如何保持自己头脑的完整与内心的湿润。而这些杂志的读者们，正是这个世界上一群过于敏感的人们，他们无法与强悍、高速运行的世界进行更正面的交锋，他们喜欢寻找安逸的角落躲藏起来，半是自怜、半是充满优越感地品尝自己的孤独与智力上的骄傲。
今日的中国同样处于一个高速变迁、意欲极力融入全球文明的时代。在旧日的观念被抛弃之后，在目不暇接的变化令人疲惫的时候，中国新兴的读书人渴望有相应的杂志能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并抚慰他们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窘迫的孤独感。
《读书》杂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充当了这个范例，它同时被学院派知识分子与高三学生所热情地接受。如孩子般兴致勃勃的沈昌文，将无限的好奇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感巧妙结合在一起。倘若这种精神可以延续下去，它有可能升华为一种更为宽阔的视角与更富艺术性的表现力，并有潜质最终成为一本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杂志。但是乏味的、往往是空洞的后现代术语最终主宰了它，今日的《读书》杂志看起来更好像是一本技术性读物。
迅速夭折的《书城》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有趣的代表。批评者们用“白领读物”、“小资读物”来指责它。煽情与滥情的确是这本杂志无法忽略的弱点，但是《书城》却相当成功地使自己成为90年代后期城市精神的表征，它比中国其他杂志都更接近于《纽约客》。《书城》涵盖了商业、文学、电影、音乐、思想、学术、时尚等领域，随意性是它的最大文体特色。当《书城》杂志将自己的编辑成本降至最低时，它的主编李韧（惟一的编辑人员，而且是兼职）也将阅读的门槛降至最低。它对稍有文化追求的人都构成吸引力，同时由于充分的兼容性，它对于成熟的（不追求枯燥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构成吸引力。它的庞杂选材范围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它对于城市文明的不自觉的热爱与抒情，极大满足了急于赋予自己国际化身份的中国年轻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大城市青年，怎么会不喜欢在杂志里看到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和巴黎的咖啡馆、领略奥格威的广告魅力和德鲁克的管理艺术呢？当然，过于低廉的编辑经费与过于短暂的生命，同样没能让《书城》摆脱消费感与肤浅化的倾向。
文艺杂志的理想（2）
只出版过三期的《大视野》谈不上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它普遍让人回忆起《书城》。这本杂志的令人赞叹之处是它对精致设计的追求与近乎恬不知耻地大量引入西方最佳杂志文章的举动，以及张扬地标榜自己为新文明精英的姿态。形式上的突破，是它最易于被记住的特点。
《书城》与《大视野》的夭折，暗示出中国媒体投资者陈陋的心态与粗鄙的投资眼光。他们不知道，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必然催生出更年轻化、时尚化与国际化的读者群。这群读者急需确立他们的身份标志，他们不仅仅需要《时尚》杂志，或是一本中国的《时代》，更需要一本可以满足他们文化需求的、富有温情的读物。
《万象》或许是这块阵地上最后的旗帜。尽管在表现力与视野的宽阔程度上，它要落后于《书城》，也尽管它对于老上海喋喋不休的怀旧可能会让人厌烦，但是《万象》还是敏锐地捕捉住了人文情怀中偏于软弱的一面，这令它在没有完全变得技术化的文人中寻找到呼应。在旧闻轶事中，读者们躲避了现实的乏味与锋利。这本带有典型的遗老遗少风格的杂志的成功，更多是因为它是一片凋零的文艺杂志市场上的惟一幸存者。这种地位赋予它即使不是什么好杂志，也不是一本“最坏的杂志”。如何更勇敢地自我更新，是《万象》杂志发展的关键。当然，这其中所涉及的不仅有编辑者自身的问题，更有体制的问题。
不管是《读书》、《书城》、《大视野》还是《万象》，它们都不可能获得多么巨大的商业成功，《纽约客》的读者调查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它们却又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令人吃惊的角色。只要人性中温情与柔软的一面没有消失，只要这个世界上依旧有那些“即使在人群中也倍感孤独”的人存在，这些杂志就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但对于今日已发生巨变的中国来讲，这样的杂志可能会成为更为激动人心的变革者。
一种文化已经死亡，而另一种文化尚未形成。乡村式的、狭隘的、封闭的、单调的中国，正在演变成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性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哪本杂志试图承载并指引它的变化，试图以更深层次、更接近灵魂的方式向读者传达信息，哪本杂志便会获得独一无二的成功。文艺杂志的理想，其实不过是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首席执行官们理想的综合体，它会被那些杰出的编辑们赋予一种人文色彩。
笔者承认这种归纳浮华而令人吃惊，但是谁能说一本伟大的杂志不意味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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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威廉·肖恩（1）
在评价E·B·怀特的一部书信集时，《纽约时报书评》提到了一张《纽约客》的作家群像（读者们很少能见到）：“……从照片上看来，他们一个比一个忧郁腼腆，一个比一个眉头紧锁、态度畏缩，一听到细微的声音便如惊弓之鸟，平常则处于蛰伏状态。”
没有人比怀特更能代表《纽约客》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风格了。这个一参加公众活动就头昏脑涨并且胃痛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在文字中寻找声音、维度、旋律的完美搭配。幽默感、敏锐的紧张、孤独的忧伤、脉脉温情、行云流水……这些词汇似乎都不足以说明怀特的风格，怀特知道如何这些元素比例协调地搅拌在一起，他一生都在推敲这种分寸感—左右彷徨、小心翼翼。怀特无法创造宏篇巨作，这不仅因为才华与韧性的欠缺，还因为他令人绝望的完美主义所致。不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将给送牛奶人的信写得令很多作家彻夜不眠而写出的作品黯然失色的话，那他也不该抱怨什么了。
当威廉·肖恩在1935年成为《纽约客》的一名编辑时，这本以幽默感见长的文艺杂志正在走向第一个繁荣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仍是喧闹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产物。当哈罗德·罗斯在打桥牌的搭档弗雷西曼的资助下于1925年创办《纽约客》时，前者的志向是记录正在蓬勃兴旺的大都市文化，包括令年轻人陶醉的爵士乐、百老汇歌舞剧等，当然还有罗斯与那帮记者、明星、艺术家们在阿尔贡京饭店里那些有趣甚至有些不无低级的玩笑。
喜欢在办公室里吵吵嚷嚷的罗斯具有天才鉴赏力。他有时粗俗的举止不妨碍他写信给尚未成名的年轻作家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纽约派重要诗人）：“我不知道你未来会怎样，但如果我是你，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你可以想像罗斯发现怀特时的惊喜，他可能隐隐意识到这个家伙正是急于确立自己独特风格的《纽约客》所需要的人，怀特与他最著名的追随者詹姆斯·瑟伯一起缔造了“纽约客”文风。
威廉·肖恩要命地喜欢《纽约客》，所以当这位26岁的年轻人从欧洲归来后，就加入了它。他喜欢写作，但肯定缺乏怀特那样的才华，所以在短暂地为“本镇絮语”栏目撰稿后，罗斯让他当了编辑。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他的头脑是多么清晰，多么善于看出文章的弱点所在，并教导作者修改。
沉默寡言却敏锐而勤奋的肖恩成了热衷于更换编辑的罗斯的最得力助手。前者几乎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作家莉莉安·罗斯在1945年去《纽约客》求职时注意到执行主编（managing editor）肖恩满脸孩子气，迟疑地不知该问些什么。他穿白色的衬衫，系蓝黑色的领结，着灰色外套，每个钮扣都扣好。对于E·B·怀特仰慕之至的莉莉安并不清楚对面这个人是谁，但是他的安静、绅士风度与通常充满吵闹声和烟雾弥漫的编辑室内的编辑们截然不同。但正是这个安静略显胆怯的人，帮助哈罗德·罗斯将《纽约客》由一本较纯粹的幽默文艺杂志转向更宽阔的领域。
1945年，肖恩说服罗斯用一整期《纽约客》刊登了约翰·赫赛长达31247字的文章《广岛》，这篇卓绝的报告文学描述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与被这种恐怖力量摧毁的居民的命运。它不仅成了新闻史与文学史上的一篇标志性作品，也成了《纽约客》的转折点。《先驱论坛报》评论说，这本杂志已经摒弃了“习惯的谐噱、讽刺与漫画式的传统”。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詹姆斯·瑟伯在回忆录中说，“倘若没有肖恩的艰苦工作与经常性的建议，罗斯是无法创造在二战期间精彩绝伦的编辑成就的。”到1952年罗斯去世时，几乎没有人会怀疑43岁的肖恩是必然的接班人，正如当时的编辑吉尔所说：“我们不可能认为还有别人可以接受这个位置。”
罗斯固执地认为，杰出人士必须遭受宠爱与纵容，所以《纽约客》的编辑部内充斥着一些神经兮兮的大孩子，他们随时可能翻脸，也随时可能做出奇怪的举动。E·B·怀特在其盛年离开了一手缔造的《纽约客》，因为他想一个人清静清静，类似的奇特行为还发生在后来的J·D·塞林格（）身上……肖恩却在这群刻薄而敏感的艺术家与作家中获得了几近一致性的尊崇。
成为《纽约客》总编辑的威廉·肖恩先生看起来依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尽管他编辑着一本或许是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杂志。他的身材矮小且毫无吸引力，他从不过夜生活，他认为一顿丰盛的午餐不过是在阿尔贡京饭店的“罗斯厅（纪念哈罗德·罗斯）”点上一杯橙汁与一份燕麦片。他还受不了自动电梯，多年之后《纽约客》的办公楼依旧专门为他保持一架人工的电梯。
当25岁的年轻作家韦德·梅塔第一次与威廉·肖恩通电话时，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尽管他是如此崇拜《纽约客》。因为肖恩从不允许自己的名字刊登在杂志上，作为他倔强性格的反映，他从不在《纽约客》上刊登自己的电话。除了向大学生不打折扣外，它也不怎么在乎广告商。肖恩先生也尽量避免谈论自己，除了他最亲近的朋友，没人知道他的出身状况。与E·B·怀特一样，他不接受采访，只是偶尔会接受演讲的邀请，不过只有在说到那句“我在芝加哥长大”时，他才言语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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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威廉·肖恩（2）
在哈佛念书的韦德·梅塔有一次与同学曾在校园里遇到肖恩一家，他觉得他们一家仿佛来自小人国，他们是那么不起眼。他多么希望告诉身边的同学，这就是编辑出《纽约客》的人。
肖恩与罗斯太不相同了，这种差异之大类似于后来的蒂娜·布朗与肖恩。肖恩也喜欢幽默，但是幽默在肖恩时代却已不再是《纽约客》的标签了。一方面是因为那一代杰出的幽默作家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新一代还无法把握住他们的神韵；另一方面，肖恩个人比罗斯更具有严肃的社会意识。正如E·B·怀特曾写道的，罗斯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那是一个喧闹的年代，而肖恩则是30年代的产物，那是人们在街头兜售苹果的凄惨岁月。
《纽约客》在肖恩的年代除了保持了固有的文学成就外，它更变成了探讨严肃社会议题的舆论领袖。当然，肖恩从来不把自己当作领袖看待，他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他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分享。后来成为他终身的亲密伴侣的作家莉莉安·罗斯说，肖恩是一个诗人与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