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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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吓瞥霭嫖铮故恰读摺罚╓ired）、《快速公司》（Fast pany）这样的新生物，“国家”都在毫无廉耻地吞没着“教堂”的地位，编辑们被要求与广告人员一样为公司创造直接利润。鲁斯时代的“一切为读者考虑”变成了“一切为广告客户考虑”，况且这个时代的读者们似乎对于严肃的阅读也失去了兴趣。《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在1998年以《洛杉矶时报》为例刊登出封面故事“教堂与国家之争”，对新闻理想、编辑独立原则正在遭受的玷污表示惊愕。《洛杉矶时报》的负责人马克·威利斯的看法代表了当代多数媒体经营者的看法：“有没有（教堂与国家之间）那道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要做到公正。”然而，没有那道墙怎样做到公正？面对IBM公司这样的广告客户，那些不喜欢“墙”的经营者当然会压迫编辑撤销对该公司的批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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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教堂之争（2）
今日“国家”对“教堂”的侵蚀，似乎是对几十年前编辑记者们藐视广告发行人员的一次“反动”。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热衷于谈论利润的媒体经营者似乎也正逐渐意识到，报纸、杂志这样的出版物毕竟与肥皂不同，它们蕴涵了更丰富的智慧与人性的力量。迷信调查与发行数据的纽豪斯终究未能经营好兰登书屋与《纽约客》杂志。那些专为迎合广告商而存在的新经济杂志也厄运连连。但是，“教堂”与“国家”间的裂痕已经不可修复，双方都指责对方的无知与无能。就像美国在线（AOL）与时代华纳合并之后，笃信技术的AOL人将杂志编辑、音乐家视作是软弱无力的鼻涕虫，而《时代》的编辑们则傲慢地藐视着这群不懂莎士比亚、不穿高级西装的暴发户……
对于一直就缺乏规范的中国媒体界来说，谈论“教堂”与“国家”之分过于奢侈，它们面临着更直接、更棘手的困难。但笔者的确想通过介绍别人的经验来为正在急剧升温的中国媒体提供某种参照。前些年那些急匆匆奔向“dot…”的传媒人与投资者们，如今似乎全都在谈论杂志、报纸出版。网站建设计划书改换格式，变成了杂志创刊或改版的说明书。
这些计划书中充斥了有关市场调查、光辉前景的内容，最重要的当然是财政预算。没有人主动谈及核心编辑的组成，没有人说到如何确立编辑独立原则。投资者与媒体人都迫不及待地在谈论市场推广，然而却很少有人说“我们应该先编辑出一本伟大的杂志”。
尽管前面我们不断提及美国媒体的编辑权所受的威胁，但笔者也必须承认，长期的教堂与国家传统，使得主要媒体的编辑们在自己的区域里仍享有不容侵犯的权力。现任时代出版集团总编辑的诺曼·皮尔斯汀在职责说明中强调，自己的职责就是确保其控制下的24本杂志能够公正客观地报道，能够赢得读者的尊敬，不管是否触及自己集团的利益，不管这些杂志是否会批评其母公司的领导杰纳德·李文。
而对于从未有此传统的中国媒体来说，倡导独立的编辑权是其走向成熟的基准。遗憾的是，不管是投资人还是编辑自己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报业巨子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最关注的不是该项目的前景，而是是否有适合改项目的天才人物。他会因为一位天才编辑的出现而投资一本杂志。而一旦决定投资，他就会对该人选极度信任，并提供最大的支持。
经营报纸与杂志是一项依靠天才与耐心共同作用的事业。亨利·鲁斯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会不遗余力地寻找到天才作家，给他们最好的薪水与最大的自由，他会容忍《体育画报》长达7年不盈利；阿瑟·苏兹伯格也这样认为，他说“我既然认定罗森涛是最好的总编辑，那么我就没有权力干涉他的工作，只有这样，《纽约时报》才能永远站在公正这一边”；诺曼·皮尔斯汀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时代》杂志只有拥有批评任何人的自由，才能够确保它未来的成功。
笔者希望中国的媒体投资人拥有阿瑟·苏兹伯格的心胸与赫斯特的耐心，更希望中国媒体人士能够拥有清醒的自我认知。“国家”与“教堂”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不可协调的，但希望它们的力量能够均衡起来。AOL的那些技术官僚们本能地认为“内容人”（contentmen）是一些软弱且易于伤感的家伙，他们没有实力。笔者无须深入分析这种藐视背后蕴涵的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有一点的确正确，站在人文传统这一阵营的人确实未能在这个时代表现出他们的内心力量。
回到中国媒体，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我们的媒体长期以来被懒惰、受贿、不负责任这样的指责包围着，缺乏基本职业训练的编辑记者们从未建立起该行业的声誉。那些略会将文字组织完整的人进入了报纸、杂志、电视、网络，新闻从业者应肩负起的公正陈述事实的社会使命感缺席了。公众似乎也从未有意识地将媒体人视作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是失败的专业作家，是会写字但缺乏职业精神的白领。
这些媒体人在与投资者合作时，本能地式微。他们和投资者一起大谈财务框架、市场反馈，却只字不提诸如我的编辑理想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支持、杰出的作者与优秀的市场推广至少同样重要等问题。当然，这样的媒体从业者在缺乏职业化新闻训练的中国的确非常稀缺，他们对于中国媒体的成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体制不健全的年代，主编的个人气质会成为一本杂志或一份报纸的风格的决定性因素。
胡舒立与《财经》杂志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漂亮的中国注解。作为中国最优秀的财经记者，胡舒立利用自身的光环，让这本年轻的杂志迅速崛起。纯正的西方新闻训练以及锋芒毕露、坚硬的胡舒立性格造就了《财经》的性格。《财经》的出现与成熟是令人惊喜的，它印证了西方新闻业的一些基本准则在中国同样适用：明星记者制、对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的强调、新闻从业者的敬业态度、编辑的精英意识……笔者还想强调的是《财经》对于编辑独立原则的尊重。一位该杂志的资深编辑对笔者讲述了该杂志几次拒绝高额软性广告的经历。
倡导编辑独立原则、建立现代编辑制度是日趋成熟的中国媒体的必由之路。野心勃勃的投资者与媒体编辑们都喊出诸如“我们要做中国的《财富》、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福布斯》”之类的口号，那么我们的媒体都必须直视“国家与教堂”的问题，承认编辑记者的天才智慧对于媒体的绝对重要性。当然，还有坚韧。媒体是不适合目光短浅的投机者与对自我理想缺乏信心的编辑人的，因为媒体要求从业者相信自己的梦想，相信自己与众不同，相信新闻理想的高贵性……
时代传奇（1）
在美国，多数人孤陋寡闻。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适合于忙人阅读、能满足他们一经浏览即能做到消息灵通的需要的出版物。《时代》即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
—布瑞顿·哈登（Briton Hadden）、
亨利·鲁斯（Henry Luce），《时代》创始人
《时代》的目标在于捕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事件所具有的魔力，不论政治还是艺术，它要鲜活地表现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
—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时代》前任主编
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一点都不迷惘。当他们在1922年2月6日从《巴尔的摩新闻报》辞职时，他们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办成一份“让大多数美国人更了解世界”的杂志。这对24岁的年轻人像一个异类，因为当时的时髦青年们正在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忙着写作与听爵士乐，或者干脆在苦艾酒中消磨时日。23岁的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还要再过几年才写出《太阳照常升起》，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已经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开始鼓吹“爵士时代的忧伤”，至于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与迈克尔·考利这样的家伙还没有半点成名的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有的世界秩序，像海明威那样上过战场的年轻人对人类文明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他们希望在本能中寻找力量，到巴黎寻找艺术，所以他们迷惘。而对于美国国内那些没有才气的年轻人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所带来的“孤立主义”，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躲在国内享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生活。
1920年11月，第一个商业性无线广播开播，人们的生活中有了广播。汽车尽管依然奢侈却并非遥不可及，纽约的中产阶级们开始流行打麻将，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时尚且新奇，尽管依然处于“禁酒期”，但还是能找一些。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成熟，黑白幽默片里的明星们成了新的公众人物。所以，这些缺乏才气、没上过战场的享乐主义们同样对未来一片迷惘。
尽管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目标明确、信誓旦旦，但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计划会成功。尽管这两个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中的年轻人在短暂的记者工作中表现出了惊人才华，也尽管他们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但是毕竟他们只有24岁。美国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媒体，《纽约时报》与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令人生畏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每日都会登出大量新闻，H·L·门肯（H．L．Mencken）的《美国水银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民族》、《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还有新创办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它们则提供大量的分析评论。这两个24岁的年轻人所想像的杂志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况且，这是两个穷小子，创办杂志需要一大笔钱。
他们开始了说服别人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行动，并给这本尚未出生的杂志起了一个漂亮而宏大的名字—《时代》。一些他们认定的潜在投资者收到了这两个青年充满豪情的杂志创刊缘起：
虽然美国新闻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界发展得都好，虽然外国人对美国的期刊如《世界工作》、《世纪》、《文学文摘》、《美国展望》等的精良内容赞叹不已，但大部分美国人却还没有拥有足够的信息，非常无知。这并非是日报的过失，它们刊登了所有的新闻；这也并非是周刊评论的过失，因为它们对新闻也有适当的反应与批评。如果允许一点狡辩，这是人们自己的错。人们资讯不灵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份适应这个时代的刊物，使忙碌的人能花费很少时间就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讯息。
《时代》就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其旨趣不在于其涵盖内容的广度，它关注的是如何将讯息输入到读者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像低级推销员一样四处推销他们的理想，希望能够筹集创办杂志所需的10万美元资金。这其中的挫折可想而知，但是寄出去的订户调查却给他们以信心，将近7成的被调查者渴望见到这本杂志。这两个毛头小子最终得到了8万7千美元，70人或出于真心、或者碍于情面成了这本杂志的股东，其中46个股东来自耶鲁大学。
1923年3月3日，纽约街头的书摊上出现了每本15美分、连封面共32个页码的新生杂志《时代》。第一期的发行情况让两个年轻人沮丧。万册中只有9000册回收了成本，那些最初的热心订户在提到付钱时都冷淡了下来，而通过书摊上销售的5000册最多只卖了一半。
当然，有眼光的读者还是一下子从这本稚嫩的出版物中闻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首先，它的28个页码竟被划分为“国家事务”、“国际事务”、“书评”、“剧评”等栏目，以使读者可以直接寻到他们的兴趣点。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新闻分类法，在当时却是极大创举。
其次，他们将《纽约时报》中最值得阅读的新闻用最精炼的笔法改写，整本杂志具有连贯性，并给人以极强的阅读快感，信息含量更是惊人。当然，它带有鲜明的哈登风格，仿佛是他在耶鲁编辑的校刊。或许，我需要交代一下这两个同岁的小子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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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2）
他们同出生于1898年，哈登出生于富有的银行家家庭，据说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编辑与写作天才。小学时即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