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怀乡病-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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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格兰，这位年轻的辉格党人与年龄相仿的朋友试图打破稳固而缺乏生气的托利党社会。
当时的新兴中产阶级对《爱丁堡评论》立刻产生了共鸣。他们明显地感到，《爱丁堡评论》在抨击他们面临的问题时，使用他们的语言，持有他们的观点……《爱丁堡评论》尽管价格昂贵—每本5先令，只有富裕的人才购买得起，但它却迅速赢得了正在崛起的英国中产阶级读者的青睐。他们惊喜地发现这本观点独立的杂志（杰弗里直觉地坚持编辑独立原则，这在杂志普遍依赖于书店的18世纪是不可想像的）让他们更迅速与深刻地了解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念、大卫·休谟的哲学思考、彭斯的诗作，读者与编辑一同在这本杂志就最新的政治与文化现象进行即时和充满智力性的讨论。谈论《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成了19世纪初英国有教养家庭的日常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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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的遗产（2）
《爱丁堡评论》的两位热情的效仿者《威斯敏斯特评》、《评论季刊》，几乎塑造了19世纪的英国知识界与公众舆论。整个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从黑兹利特、托马斯·卡莱尔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马修·阿诺德、阿克顿勋爵，都与它们紧密相连。尽管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它们都致力于在公共生活与智力训练之间建立起坚强的纽带，致力于培养出一个真正有教养、有理解力的人群。尽管在19世纪初仍代表着进步与活力的中产阶级到了60年代变成了令阿诺德鄙视的拜物者，但是没人能否认，他们正在变得更有教养起来，他们正在试图利用已获得的财富，笨拙地为自己装饰上文化的外表。
200年前的《爱丁堡评论》与150年前的马修·阿诺德能为今天的中国提供某种启示吗？尽管我们并非是文化决定论者，但却像阿诺德一样相信，文化可以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为世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参照。在很多时刻，阅读《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似乎就是在阅读今日的中国，只不过那些“钢铁与煤是国脉所系”演变成“GDP增长是国脉所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幸福生活的标志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发展到“有房有车”。我们所追求的小康社会的标志，竟然是以“是否拥有第二套住房”来衡量。不错，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作重新崛起的大国，但是仍有不少观察者将中国视作为某种层面上的“经济动物”。我们仍未学会如何将物质力量转化为精神力量。同时，在中国社会内部，我们更常常被眼前的混乱不堪所迷惑。仅仅一场传染病的危机，我们就发现那些古老的、陈腐的观念重又变成了社会的主流，公众的迷惘情绪令人吃惊。我们若真生活在阿诺德所说的“群氓时代”，而我们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尚未表现出朝气与活力之前，就已经准备一头扎入物质主义与狭隘眼界的怀抱，我们该如何引导他们？如何帮助他们提高自己？
我们相信，知识精英应该在这种过渡社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正如阿诺德先生的观点，文化人绝非软弱与边缘的象征，他们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甚至在政治领域里，文化人都可能比固执的政客们更加出色。阿诺德先生拥有一个希腊式的理想，而“生活希腊化”是他对英国社会最重要的劝告。在那个更为伟大的时代，政治家与知识精英间没有界限，审慎的思考与热情的辩论是整个社会热衷的生活。（当然，我们要摆脱苏格拉底的厄运。）当然，这个前提是，知识精英还未蜕化成“日益被专业化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者”。
尽管我们相信文化是一种必须被引入的社会判断标准，但却被这个词语蕴涵的过分繁杂的理念弄得不知所措。“希腊化”或许适合于阿诺德时代的英国，却不是现今中国的解决之道。我们一方面应该从被迫断裂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同时也必须借助更为广阔与久远的世界文明传统，而它们之间似乎又总是会形成某种冲突。但不管怎么样，有些准则几乎是永恒不变的，即每个人都应该通过提高自我修养而变得更加聪明，更加优秀。这应该是一项集体性的功课，尽管它不可能被全部完成。就像阿诺德所说：“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闪光时，整个社会则将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而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我们在等待这样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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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迈克·凯利是在伊拉克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失生命的，我想这多少会令受害者本人感到遗憾，因为他没有经历萨达姆的雕像被拆毁的历史性时刻，而他已为此等待了很多年。这次伤亡最终激起了我对于战时记者的兴趣。老实说，多年以来，我一直对于这些在前线奔跑的记录员持有保留意见，也从未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听到炮弹在头上呼啸就振奋不已，并对自己说，“看，我在参与并记录历史进程。”
是的，我畏惧死亡，所以当大批中国记者奔赴中东时，我却根本就没有去那儿的想法。我时常用嘲笑的口吻说，你以为你接近了现场就更了解真相吗？我有很多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理性与建设性”。的确，客观报道并不存在，它不过是你头脑中已有的偏见的产物，近距离的观察使你看得更清楚，却可能失去了对整体的把握，即真相与真理间是没有等号的……这一切都是沃尔特·李普曼同志在《舆论学》一书中告诉我的。而且在美国决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28岁的李普曼也没有选择从军，他觉得前线多一个他这样的小伙子其实没什么用，于是他成了海军部长的助手，一年后开始帮助威尔逊总统起草“和平十四条”。
如今我终于可以不再为李普曼辩解了，他就是畏惧危险。在哈佛念书时，李普曼有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同学叫约翰·里德，与前者的冷静乃至冷血不同，里德总是渴望动荡的生活。十月革命时，他兴冲冲地跑到那里，写了《改变世界的十天》，接着他又前往墨西哥报道革命事件。他像兰波一样在很年轻时就死去了，却成了美国革命青年的象征，他的作品也同样进入了美国文学的不朽殿堂。
在24岁之前，我都以为自己是约翰·里德式的人物，如今却悲剧地发现自己是如此畏惧危险。在表面的热血沸腾下，我更习惯平静的生活，我也从不想真正了解他人和我并不熟悉的世界。我认为李普曼对于暴力与动荡的恐惧，使他对于所谓一线的报道持有怀疑态度，他对抽象的概念比对活生生的事实更感兴趣。就像一位朋友所说的，我是否真的像赛纳河左岸的知识分子，拥有35岁的头脑与65岁的心脏。
迈克·凯利刺穿了我的虚伪，因为他拥有我尊敬的一切。他不是BBC或是CNN那些扛着摄影机、肌肉明显比头脑更发达的机械的记录者，他是一名真正的作家、一名伟大的编辑。他的简历光辉夺目。在奔赴伊拉克之前，他刚刚辞去《大西洋月刊》主编的职位，而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使这份倍受尊敬但日趋衰落的杂志重新焕发了生机。他寻找更好的作者，添加了更多尖锐的评论，使它更贴近正在变化的世界。他对于政治的执着，使《大西洋月刊》变得更为硬朗。在 “9·11”之后，是他果断地派出最好的调查性记者，斥资20万美元完成了2002年4月号的《萨达姆的世界》，确实是精彩异常。而在入主《大西洋月刊》前，他是美国《国民日报》（National Journal）的主编。要不是他与出版人发生争执，他现在可能仍是《新共和》杂志的主编。作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他的右派言论虽然让我不舒服，但我却无法怀疑他在新闻报道与编辑上的才华。
1991年海湾战争前，他需要努力说服《波士顿环球报》与《纽约客》派他前往中东，但仅仅6周后，他生动的叙事能力与独立性报道便奠定了他在新闻界的声誉。而12年后，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46岁的迈克·凯利为何重回战场？ “他希望成为一个见证者，”他的一位同事说，“他仿佛就为了战争而生存，对此充满热忱。他希望看到第二次的行动。”相对其他记者，他有更明确的政治倾向性。他说 “暴政是场灾难……就像奥威尔写道的，就像军靴在人类的面孔上的践踏”。他的老板大卫·布莱德利在迈克·凯利死前的一天曾与他通过电话。大卫回忆说：“他头顶星空，像孩子一样在睡袋中入睡，他对我说，他已经写满了10个笔记本。接着他把电话挪离耳边，说道，‘你听到导弹的声音了吗？’”
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打破生活的沉闷吗？在过去的3周里，战争与非典型肺言的报道令人厌恶非常。一方面是我们陷入了巨大的麻木之中，另一方面是面对着变得极度脆弱、戴着口罩的人群，我们似乎失去了情感，更失去勇气。我回忆起麦克阿瑟，那位大大咧咧的将军曾在一战时说：“整个德国都造不出一发打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戴着口罩与躲在抽象的文字背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畏惧面对现实的生活。我喜欢凯利年少时说的“我渴望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将怎样改变我对于世界的态度，但有一点的确清晰起来，即智力不能解决一切，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勇气。我也不知道迈克·凯利的生活态度能够鼓舞我多久，或许一周后我又将回复从前的状态。我常常标榜自己是生活的旁观者，渴望能够描绘事件的整个轮廓，但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这种努力是否具有价值，因为你可能从不了解具体的情况。迈克·凯利给我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世界上的各种声音，不管是来自书本中的声音，还是天上的导弹的声音，都值得我们去倾听，我们要随时准备抛弃已经获得的稳定生活，投身于另一场或许会送掉性命但却有着未知的快乐的新活动中，这是一个记者，更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