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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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两种“独立宣言”
与这种通过每个人与自己的“自我”贴近而形成的与从古至今都是同一的“文化”沟通相比，那种把人们当作是毫无个性的大众（ｍａｓｓ）而不是一个个不可重复的潜在的大师的个人（ｐｅｒｓｏｎ）的文化“传播”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它不是试图使每个人都贴近、依靠他们自己而是贴近、依附他人。对过去时代的大师的尊敬，对他们成果的传播无法代替个人的亲身经历（贴近和依靠“自我”）。爱默生这样说道：“感谢上帝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的伟人，但我首先要自己成为一个人。”至此我们看到，在爱默生的思想中，包括着两种“独立宣言”，一种是强调美国文化对于欧洲文化的独立性的宣言（集中在《美国的学者》一文中），一种是个人对于群体的独立性的宣言。而后一种独立宣言是根本性的。爱默生把个人的创立性称作“自我依靠”。他的著名的《自我依靠》一文就是个人独立性的“独立宣言”。
“自我依靠”伦理带有明显的反贵族主义色彩——每个人的“自我”都是平等的，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一个人在实际的生活中是更多地用手还是更多地用脑显得无关紧要了，与之相关的是，普通人与精英的区分也显得无关紧要了。但相比之下，爱默生等人强调“用手”对于“用脑”的优越性——双手比大脑更接近于智慧和真理，为文化精英所不齿的许多事物和工作更能使人拥有自己的“自我”。
与爱默生有过交往，在很多方面与他达成共识的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坚定地认为文化的源泉存在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他们经常接触的平常之物中包含着最鲜活的智慧、最真实的诗意：大地上的尘土是真理，田野里的草和叶子是真理，令人害羞的欲望是真理，劳动者的粗厉的笑声和呼喊是真理。他干脆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草叶集”。基于这种立场，他对贵族主义的文化精英深表失望：无数机警的、骚动的、性情和善又不愿受约束的市民、机械工人、职员、青年人——我感到沮丧和吃惊的是，我们那些天才人物和有才华的作家、演说家们，极少和根本没有真正同这些人交往，汲取他们的主要精神和特殊性格。这些精神和个性至今仍在上层知识领域里得不到丝毫的表现——我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作家、艺术家、演说家之流已经正视这无声，但却坚定的、积极进取的潜在意志，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
这种追求存在于与这块土地同源的精神之中。难道你能把这些上流人物叫做美国诗人吗？难道你能把这些不断出笼的毫无价值的、徒有其表的作品称之为美国艺术、美国戏剧、美国风格和美国诗人吗？我仿佛听到从遥远的西部某个山巅之上，传来了美国各州守护神发出的轻蔑的笑声。为“性情和善又不愿受约束的市民、机械工人、职员、青年人”所具有的“精神和个性”，“这无声，但却是坚定的、积极进取的潜在意志”是什么呢？“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又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自我依靠”（或者说“自我贴近”）。作为“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的“自我依靠”精神，被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继承和发扬。在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嘻皮士、电脑黑客（如乔布斯）、技术顽童（如盖茨）、技术异端（如尼葛洛庞蒂），都表现出这种“典型追求”。在“自我依靠”精神的驱使下，黑客们打破了主机型电脑的在技术和信息上的垄断，制造了一种“自我依靠”的电脑－－个人电脑。另一方面，这批技术上的顶尖高手在自我依靠的基础上与他人交往、沟通的愿望驱使他们把垄断性的 ＡＲＰＡＲ 网改造成为一个民主的、平民化的交往工具－－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开辟了赛柏空间这一现代文明的新大陆。爱默生发布的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也是赛柏空间的独立宣言，“自我依靠”精神也就是赛柏空间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从技术的层次上看，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只是一种新的通信手段和传播媒介（“通信”和“传播”在英文里与“交往”、“沟通”都是同一个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如果我们不理解爱默生的“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关于交往、沟通的思想，我们就无法意识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在文化类型、交往方式上的引发的革命性后果。它将使电视这种典型的大众传播媒介寿终正寝的同时，结束了一种反自我依靠精神的文化。电视正好是一种“一次又一次暗中图谋用你无法排遣的琐事来侵扰你、纠缠你”的电子魔怪。它以各种画面、声音长年累月地向你重复着大众的声音：“出来和我们在一起吧”。它不断地要求你“加入到他们的喧闹之中去”。而体现着“自我依靠”精神的个人电脑正好“使那些闯入我们自己世界中的，由人、书和制度组成的暴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它“让我们的纯朴来审判他们”，使我们不再是“一群庸众”。（在本书下两章我们将对此详加论述）
第三章 “自我依靠”的个人电脑
３．１ “嘻皮士”——美国精神的真正传人
在本世纪６０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文化运动——嘻皮士运动。“嘻皮士”这一兼顾音义的汉译让人觉得他们是一些缺乏严肃的生活态度的人。其实他们恰恰是一些抱有坚定的个人生活信念，向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大胆挑战的人。在习俗下生活的人们以为自己的生活态度是严肃的，其实他们从未真正选择过，而是因循着一种流行的生活态度，并把这种因循当作是严肃。
没有比随波逐流更不严肃的生活了。然而也正是在随波逐流的生活习俗中，没有人比那些严肃地选择自己生活的人更显得不严肃、更滑稽的了。也只有在美国这个具有“自我依靠”传统的国家里，来自习俗、成规、权威的声势没有强大到能将嘻皮士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在１９９６年５月的一期《时代》周刊（第２３－２５页），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我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嘻皮士》（Ｗｅ Ｏｗｅ ｉｔ Ａ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ｉｅｓ）。作者斯图华特？勃兰德今年５９岁，他自称“６０年代人”（指嘻皮士）。他曾经与他人合作，创办了“黑客大会”和“威尔（Ｗｅｌｌ）远程会议系统”。他发现，导致电脑革命的电脑黑客与６０年代的嘻皮士在文化价值上有一种密切的亲缘关系。从他的分析中，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数字时代的文化价值。在题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忘记反战抗议，忘掉长头发，６０年代的那一代人留下的真正遗产是电脑革命。”
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每一页的上半部分，有五个人的经过变形处理的肖像照片。这五个人分别是：史蒂夫？乔布斯（Ｓｔｅｖｅ Ｊｏｂｓ）、史蒂夫？沃茨涅克（Ｓｔｅｖｅ Ｗｏｚｎｉａｋ）、米奇？卡帕尔（Ｍｉｔｃｈ Ｋａｐｏｒ）、尼古拉？尼葛洛庞蒂（Ｎｉｃｏｌａｓ 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比尔？盖茨（Ｂ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这是五个众所周知的电脑大师，但他们又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批反权威、反主流文化、崇尚“自我依靠”伦理的技术牛仔。勃兰德说，“刚刚进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人常常发现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决非一个由技术专家统治着，由没有灵魂的人出没的殖民地，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阵营”。这个文化阵营里的人是６０年代人“大有出息的后代”。赛柏空间（“电子新疆”）与美国有诸多类似。其中最明显的是类似是：二者都是反抗既成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人们的聚居地。这些反抗者不是按照他们所逃离出来的那个国度里的社会和文化秩序来聚居，使这个国度成为旧国度的一个翻版（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是如此），而是按照一种与旧秩序的没有亲缘关系的秩序来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度。“新大陆”之“新”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新，而且是文化和社会秩序意义上的“新”。赛柏空间不是文化上的“水泊梁山”——作案在逃，没有明确的政治和文化理想的人权且避难的地方。“赛柏庞克”（ｃｙｂｅｒｐｕｎｋｅｒ）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避难，而是为了实现一种文化和社会理想。他们有他们与习俗（他们所反抗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对立的“立国”的基础。用勃兰德的话来说，这个“立国”的基础就是“６０年代的嘻皮士的社群主义（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ｓｍ）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
嘻皮士就是一群以反抗既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来保持与文化的源头活水的直接联系的人。他们对于习俗的反抗，实际上是在维护美国的文化传统——因为反抗习俗正是美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捍卫作为美国的立国之本的《独立宣言》，即“自我依靠宣言”。６０年代的美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异端，恰恰美国精神的真正的传人。
３．２ 从“嘻皮士”到“黑客”
我们可以用更通俗的方式表述嘻皮士的文化文化观（如上所说，这也正是美国的文化观）：为了防止文化之水腐化变质为习俗——成为一团死水，文化之水必须是流水——所谓“流水不腐”。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事实上我们两次踏进的仍然是同一条河流，虽然被我们认为是同一条河流中的流水已是不同的河水。一切都在变，除了“变”本身是不变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美国文化，但正是在不断地反抗习俗、反抗腐化的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美国文化。
嘻皮士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成为现代电脑革命的根基，就意味着“电脑革命”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断发生的的革命——对电脑既有状态的不断反抗。电子新疆里，“苟日新，日日新”是基本的政治理念，无政府主义（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亦可译成“反权威主义”）是赛柏政治（ｃｙ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基本面貌，而黑客、准黑客、技术牛仔在这一国度里同时担当着政治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双重身份。黑客是电脑革命的革命家，但由于电脑革命是一场持续的革命，所以每一个黑客者同时也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１９５９年，美国明丽苏达州的ＣＤＣ公司（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ａｔ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制造了第一台商业主机型电脑（ｍａｉｎｆｒａｍ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恰如ＣＤＣ公司的名称（直译是“控制信息公司”）所表明的，主机型电脑是一种控制信息的“中心化机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是政府、企业垄断性处理信息的设施，令人想起政府和企业的人事部门的档案室——在其中存放着对个人而言意义重大的材料，但你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些档案上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对于处于信息的权力中心之外的大多数普通人和小企业而言，主机型电脑很像是一座神秘的紫禁城。它按照严格的程序、分寸发布着操纵性的信息，而外人对实质性的信息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主机型电脑与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圣经很相似。当时的人们相信，圣经里记载着上帝的话，表达着上帝的旨意。按道理，信仰和想信仰上帝的人们（信徒和平信徒）应该有权利了解上帝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教会为了独家代理上帝在人间的权力（实际上是行驶教会自身的强权），就将圣经以特别的方式塑造成一个关于上帝信息的“紫禁城”，除了教会中人，谁也别想进入其中。
充当这个紫禁城的高不可攀的宫墙的是一种垄断性文字——拉丁文。圣经、神学著作、宗教仪式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拉丁文，普通教民要想得到福音，就必须借助于教会这一中介。
罗马天主教会权力的衰落是与欧洲各民族自己的语言的成熟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相伴随的。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为了从实质上消解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力，做了一件釜底抽薪的事——将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德语。任何一个能读懂德文的人都能直接阅读圣经，再也用不着由懂拉丁文的神职人员来为他们口头发布上帝的旨意了。
尼葛洛庞蒂也看到了主机型电脑在独裁性上与中世纪基督教会之间的相似性，他说：
３０年前，使用电脑就好像驾驶登月艇一样，懂得机器操纵魔法的人廖廖无几。那时的电脑语言极为粗糙，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语言可用（只有许多拔动开关和一闪一闪的灯泡）。
我的看法是，科学家曾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