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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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始皇看来，他所征服的六国如果继续使用原来的社会交往媒介，他就无法行驶其权力，而且六国有重新独立的可能。因此，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必然要求一体化的媒介体系。但我们如果深入地观察秦始皇整个重建社会秩序的思路，就会发现，上面所说的两种维护一体化权力结构的方式并不冲突。秦始皇使媒介一体化，是为了使他所征服的六国不再是一个个交往共同体，使它们原来各自拥有权力结构彻底瓦解，并由统一的中央集权模式来建立他所希望的社会秩序。交往媒介的一体化所导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交往共同体的产生，并进而导致前所未有的驾空、威胁中央集权的权力的产生，如我们巴别塔故事中所见到的情形。秦始皇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采取了一种与“上帝”采用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方法来扼制可能威胁到他的颠覆性力量。他的目的与“上帝”的一样——阻止交往共同体的形成。
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在推行同质化媒介的过程中，用严厉的手段阻止个体间的交往、沟通。
这样，同质化媒介就只是他至上而下延伸权力的媒介，而不是担当社会交往的媒介。他的具体做法是，在统一文字的同时，一方面极力“纯化”承载文字信息的媒介（书），将除医书、农书以外的技术性书籍以外的其他书尽或能销毁，即“焚书”；另一方面，他极力“纯化”使用文字的人，将一切想通文字这种媒介来表达个人性的思想、观念、情绪的人清除，或使他们因强烈的恐惧而不敢再有这种企图，其具体措施就是将敢于“妖言惑众”的儒生活埋，即“坑儒”。世界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独裁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秦始皇使用过的这种方法：将同质化媒介的社会交往（沟通）功能抽除，使之成为延伸一体化强权的传播媒介。在这种媒介体系下，普通民众既无法与传播者进行沟通，他们之间也无法相互沟通。
６．２ “媒体节日”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生活的现代都市的人的家时至少有三样东西是必备的：电视、冰箱和床。我们不妨计算一下普通人在这三样东西上投放的时间－－这三部分时间加起来几乎就是人们家庭生活的全部内容。首先，我们必须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床，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挣钱活口。对于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普通人来说，余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意义－－吃冰箱里的食物和看电视里的节目。据威尔伯？施拉姆（一译“宣韦伯”）和威廉？波特在《传媒播学概论》中所说，在电视的势力如日中天的七八十年代（进入９０年代之后，电视受到了个人电脑，尤其是受到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冲击），９８％以上的美国家庭都拥有电视机，平均每天有７个小时电视机都是开着的。这就是说，每年每个家庭平均开电视机的时间在２５００小时以上，相当于１００多个整天整夜。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１０年，等于有整整３年时间在看电视。当然电视开着的时候并非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一齐看电视，但每个人至少在这七个小时中有一半的时间在看电视。由此可以看出，电视已成为现代人主要的生活内容。《传播学概论》引康斯托克的话说：
看电视据称是比包括吃饭在内的其他活动次要的事，但电视却占去了全部的闲暇时间的三分之一－－约为闲暇时间的百分之四十。甚至各种社交活动，包括在家里和外面同他人谈话，都不能同电视在自由时间中所占的统治地位相比拟；这种社交活动只占闲暇时间的四分之一。阅读、学习和使用其他大众传媒的时间只有百分之十五。到别的地方地去做别的事－－远足、狩猎、看歌剧等－－只占闲暇时间的百分之五。电视成了美国人自由支配的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电视出现以前，再贫穷的地方也有节日，在节日里一定有与平常不同的气氛。人们暂时抛开平日的操劳、烦恼，相聚在一起，感受和想一些平日未曾感受和想过的事情，与平时难得一见的人相聚，给沉闷、灰暗的生活涂上一些亮色。按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说法，节日的重要特征就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节日就是“共同性”，是一个人在一种对于许许多多的人都具有强烈的震慑性、感染性的氛下，从日常生活的平淡、琐屑、无聊的状态进入到一种激越、庄严、充实的状态。在节日里，平时纠缠着人的事务被置之脑后，日常生活中人的身分被最大限度地淡化甚至被中止，人感受到了（虽然是暂时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亲密、友善的关系，人们以一种彼此相同的新的身分、新的心情、亲的面貌交往、相处。人们沐浴在一种共同的气氛中，洗去了平日的生活加在我们身上尘滓、俗念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放达之感和超凡脱俗之感。节日使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在平时感受不到的生活的意义和希，使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蝇蝇苟苟。节日让国王和叫花子都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平时所认为的那样大，在某一种尺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是同样高贵或同样渺小，他们“本是同根生”的。
不少学者和思想家都指出，“节日”具有重大文化意义（尤其是宗教意义）。一般说来，中国的节日是自然性、时令性的，如春节（被称为“大年”）和中秋节（被称为“中年”）；西方的节日是宗教性的，如圣诞节和复活节。其实中国的节日也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如过春节时的放鞭炮、贴春联和门神，过中秋时的“送兔儿爷”，只不过体现在这些活动中的宗教是一种民间宗教。无论是过春节还是过中秋节，其根本动机也都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都是追求“共同性”，即“团圆”、“普天同庆”。现代人与古代人在文化上的重要不同之一，表现为节日的宗教文化色彩越来越淡。随着宗教色彩的淡出，现代社会中的节日已经蜕变为工休日、闲暇日。现代人仍然有“礼拜日”，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礼拜日”与“礼拜”毫无关系，它仅仅是在五天工作日之后双休日中的一天。礼拜日（星期日、安息日）本来源于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教规，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因为人已经用六天的时间来花在谋求“个人性”的肉体生存上，人必须用专门的时间谋求灵魂（精神）的生存，谋求与他人的“共同性”上。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传播、交往、沟通）一词的本义是指得到来自神的启示、讯息、信息（“信息”一词的本义也是宗教性的，指关于“信仰”的、来自神的消息），并与他人共享这样信息（被认为是神的恩赐）。祈祷、做礼拜就是这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行为。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的开头即谈到，夏威夷最早的居民在登上这块土地时“感到地球的震动，看见山里的浓烟和火焰以后，他们得到了帮助他们认识‘火之女神佩莱夫人’的信息，因此他们还知道了怎样通过祈祷以及祭祀和舞蹈同女神交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所谓节日，就是在固定的日子与他人共享某种神秘的信息，获得一种脱俗的心态。假日与节日一样，也具有这种宗教含义。在英文中，“假日”（ｈｏｌｉｄａｙ）一词由ｈｏｌｙ（神圣的）和 ｄａｙ（日子）构成，本义即“神圣的日子”。节日和假日本来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状态的新的境界和心态。随着节日和假日（现在人们把它们合称为“节假日”）蜕变为休闲日、周末，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而作为“传媒之王”的电视大大助长这一变化。在电视时代，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意义不再与“沟通”、“交流”相关，而是与“传播”相关。电视使各种节日名存实亡。电视导致了所谓“媒介假日”的出现。所谓节日，已经被电视上的一个个“晚会”给打发了。电视使我们平常的生活更加平常，使我们过着几年如一日，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一年当中，有一百多个周末之夜（每周两三个）的“综艺节目”，再加上名目越来越多的节日晚会。这意味着收看综艺节目和电视晚会成了人们过节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也意味着节日、假日与平日已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平时人们看的是电视肥皂剧，节假日看的是综节目和晚会（此二者很难说有何区别）。比如在中秋之夜，人们不是亲朋好友一起赏月，在元宵之夜，人们不是闹元宵，观花灯，而是看各个电视台举办的“中秋晚会”和“元宵晚会”。
在那些数不清的晚会上，永远是那些烂熟的面孔，烂熟的歌舞升平和插科打浑。一个男人或女人身着异装，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做着比婴儿的动作还要单调、还莫名其妙的动作，唱着永远似曾相识的悲悲切切或闹闹哄哄的歌曲，一群好似来自《西游记》里的“盘丝洞”的女子围着他或她重复着乏味到荒诞的舞蹈动作。或者，两三个人凑在一起，模仿贫穷、落后地区或暴富地区人的口音，兜售一些拿肉麻当有趣的笑料。由于第二天用不着上班，你可以看到每个电视台向你道完晚安后再悻悻然关掉电视。长年累月地看电视，不仅使你的意识、观念、语言与别人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使你的无意识，他的梦境也与别人的大同小异。你最深刻、最美丽的梦不过是一段由杂乱无章的画面、语无伦次的歌词、无病呻吟的曲调胡乱拼凑而成的ＭＴＶ。媒介之王的温柔的铁腕已伸向了我们最个人化的生活当中，伸向了我们心灵的最深处。
第七章 两种窗口
７．１ 大众化窗口与个人化窗口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说：“如果摘录莎士比亚的著作，可以编写一本相当完整的研究人的延伸的小书。有人会争辩说，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几句广为人知的台词中，是不是在指电视：‘轻声！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它欲言又止。’”电视的确是现代技术为人们打开的一面“窗口”。在英文中，“窗口”（ｗｉｎｄｏｗ）一词是由“风”（ｗｉｎｄ）和“眼睛”（ｄｏｗ）两个词素组成，而“电视”（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一词是由“远”（ｔｅｌｅ）和“视觉”
（ｖｉｓｉｏｎ）两个词素构成，意即“遥远的视觉”。电视既是一种“窗口”，又是一种“眼睛”，它使我们的肉眼的视线向远处延伸，似乎整个世界都进入我人视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只不过是杜甫的想象，而对于拥有电视的现代人来说，这已成为一种现实。然而电视毕竟是一个虚拟的窗口，从这个窗口里看到的世界也免不了不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你站在真实的窗前，亲眼看到的外面的世界与你在电视里看到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是言而喻的，在此方面我们用不着作过多的比较。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在同样一个窗口面前，独自一人通过这窗口看到的“世界”与在很多人使用这个窗口所看到的“世界”也是大不相同的。出于各种原因，不少文学家和哲学家都把人们的生活世界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监狱。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丹麦就是一间囚室。”当代法国哲学家福科通过对监狱的具体研究来破解普遍意义上的“权力”之谜。这里，我们不妨进行一次文学性的想象——想象你被关在一个单人囚室里。通过这样的想象，我们或许可以对于“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