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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最后的大佬-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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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早上4点钟开始就一直在做格尔森的工作。格尔森想跟我和拉斯克谈话……我和拉斯克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从个人利益谈到国家利益。拉斯克具有极强的说服,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最终挺过来了。最后,格尔森问道,你们能给我多长时间,我们告诉他我们总共只有15分钟,因为我们要在交易开始前关闭海顿斯通。拉里·哈特佐格(格尔森先生的律师)过来告诉我们说,“费利克斯,你达成了交易。”我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他们达成了交易。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很快出去了。当时距开盘只剩下5分钟。   

  费利克斯代表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桑迪·韦尔达成了一项交易,证券交易委员会向新成立的公司注资760万美元现金,并承担海顿斯通价值1 000万美元的负债。桑迪·韦尔在这次交易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从此走上了非凡的成功之路。   

  两个月之后,费利克斯和危机委员会面前又出现了一桩濒临破产的危机。这次的濒危企业是华尔街最大的经纪公司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这家公司在杜邦、格罗尔福冈斯塔兹公司和赫斯奇公司合并之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开始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当时《时代周刊》记载:“这家经纪公司发现自己面临着深深的困境……它有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而它的账目则是一片赤字的汪洋。”费利克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曾经对这次三方合并持有疑问。“处于严重后台危机中的企业的内部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他这样告诉《财富》杂志,“因为你根本无法弄清楚它们的情况。”   

  当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面临破产时,华尔街的未来再次遭受威胁。而且就在它开始从内部坍塌的时候,费利克斯已经与知名的美林银行达成交易,让美林去拯救另一家与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规模相似的企业古德博迪公司。费利克斯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古德博迪的主要投资人詹姆斯·霍格尔来到了危机委员会,但是他不愿意透露古德博迪资金短缺的具体数额。“如果你不告诉我实情,那么你就不能离开这儿。”费利克斯这样告诉他,“他看着我,然后两行眼泪就滚下来了。这真的是让人非常难过的时刻。”   

  但是这项交易还有一个难度极大的条款;美林同意接管古德博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供2 000万美元补偿的条件下—但是在美林完成交易之前,不得有其他公司破产的情况发生。拉斯克回忆道:“如果杜邦–格罗尔福冈破产了,那么美林就不会接管古德博迪,而一旦这两家领头企业同时垮掉,那么毫无疑问,整个国家、经济、行业还有投资者都要蒙受沉重的打击甚至灾难。”   

  穿着引人注目的三件式西装、梳着整齐小平头的H·罗斯·佩罗从得克萨斯动身去拯救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他在1962年凭着兜里的1 000美元就创立了一家计算机服务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当时,佩罗是“在纸上就能赚取10亿美元的少数几个之一”,当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1968年公开交易后,股价从一开始的每股16。5美元涨到了1970年的161美元。杜邦-格罗尔福冈是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这使得佩罗开始留心杜邦-格罗尔福冈的状况。因为当时他持有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约80%的股份,如果丧失了杜邦-格罗尔福冈这个大客户,那么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价显然会受到不利影响。佩罗声称,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票价格并不是他留心杜邦–格罗尔福冈的原因。“在任何股价下,我手中的价值都超出了我曾经的梦想。”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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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1 大 佬(49)         

  费利克斯在最初把佩罗视为华尔街的拯救者。当时他到白宫去参加朋友威廉·凯西就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宣誓仪式,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尼克松总统,还有对费利克斯的前途影响更大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费利克斯还在仪式上看到了尼克松的亲密顾问、迪伦里德的前任投资银行家彼得·弗来尼根。“我设法穿过人群来到了尼克松身边。”费利克斯说,“弗来尼根这样将我介绍给了尼克松,‘这位是费利克斯·罗哈廷,他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危机委员会的主席。’然后尼克松说‘是你呀。我听说你正做着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还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于是说道,‘总统先生,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说了这些,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古德博迪的问题。’在当时,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总统于是将费利克斯拉到了一边,然后问道:“‘弗来尼根知道这些吗?’”费利克斯说他们每天都谈这些。“‘很好。’尼克松说道。然后他把约翰·米切尔叫了过来,这样对米切尔说,‘约翰,我想让费利克斯每天晚上都向你电话汇报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的任何需求,我不希望这里出现任何问题。’因此我说,‘好的。’这样,我每天晚上10点钟都给米切尔打电话,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米切尔太太接的电话,而且她早已喝得烂醉如泥。”费利克斯接着解释道,在他与米切尔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这位司法部长给出了一条建议,如果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需要“500万甚至1 000万美元,你为什么不去找佩罗谈谈呢,他肯定愿意帮忙的”。这就是佩罗参与这件事情的起因,也是费利克斯去见他的原因。   

  不过,事实证明,佩罗所做的这桩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的交易并不是一次杰出手笔。“我们只是扔了钱进去,”佩罗当时说,“这需要更多的勇气而不是智慧。”当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在5月14日得救后,佩罗成为了当时华尔街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他停止了手头的工作,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经理引进了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让他们来管理这家经纪公司。“有人曾告诉我,你不能指望华尔街的人像计算机行业的人那么遵守纪律。”佩罗说道,“除非杜邦-格罗尔福冈在经纪业务中拥有了与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计算机服务行业中相同的地位,否则我是不会休息的。”尽管佩罗有如此大的决心,但是结果还是难如人意。费利克斯说,佩罗在这次华尔街大冒险中的最终损失超过了1亿美元,这家重组的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最终无力回天。“从来没有人感谢过佩罗,他事实上拯救了整个华尔街。”费利克斯总结道。1974年,尽管佩罗在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合伙人默特·迈尔森决定拼死保住这家经纪公司,佩罗还是聘请了律师对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进行清算。   

  虽然这次交易的结局惨淡,但是佩罗从来没有迁怒过费利克斯—他只不过是代理人罢了—而且他们在以后的35年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佩罗让费利克斯担任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董事,而且费利克斯还在1984年代表佩罗按250亿美元的价格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出售给了通用汽车公司,以换取通用汽车的新型股票。而费利克斯则遇到了命运与他开的玩笑,他在1992年支持了佩罗的总统竞选,因此与财政部部长的职位失之交臂。这就是费利克斯为自己的忠诚所付出的代价。   

  在佩罗与杜邦-格罗尔福冈公司达成交易3个月后,也就是费利克斯危机委员会主席任满一年的日子,他放弃了该职位。最后,约有100家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员企业(即1/6的成员企业)在危机中破产或在合并后不再存在。费利克斯向哈克和拉尔夫·德朗兹欧写了一封三页纸的辞职信,这封信被送到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33位成员手中,费利克斯在信中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他仍然担心华尔街的自控能力。“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研究公司内部报告和经审计报告常出现误差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我个人认为,其中涉及到自我监控的问题。如果我们所用的工具不合适,那么我们要么选择新的工具,要么就将位置让给其他人。我们已经为过去的失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虽然我们终于阻止了当前的流血牺牲,但是公众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如果情况再次发生变化,我认为我们仍然不具备合适的预警措施和防备措施,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我并不认为过去的几年是成功的。不过我希望,我们能说服包括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大众在内的批评者,我们已经充分吸取了这个昂贵的教训。”—费利克斯事后估算损失为1。4亿多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将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成效。毕竟实践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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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1 大 佬(50)         

  后来,众议院举行了一系列研究证券行业的听证会,以便了解危机中所发生的情况,并确定是否需要增立法规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费利克斯和他的朋友比尔·凯西都在听证会上作了证。“假如我们的房子着火了,”费利克斯有一次这样告诉国会议员,“我们在当时无法改变消防法规,但我们必须将火扑灭,然后再开始着手立法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是费利克斯最后一次面临灾难威胁的考验。   

  费利克斯1971年从证交所的高位上辞职,并准备将全身心投入拉扎德投资银行。与此同时,塞勒的小组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的最终报告。这份报告以纪实的方式将费利克斯和拉扎德投资银行与ITT公司的激进并购计划联系在一起。“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费利克斯·罗哈廷担任ITT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执行委员会成员,他所处的职位对ITT公司的并购计划能产生重大影响。”报告得出如是结论。   

  可供并购对象的信息全部来自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充分了解了ITT公司的经营情况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在推动ITT并购计划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此外,费利克斯当选为ITT公司的董事后,ITT的并购计划得到了进一步推动。ITT并购交易的数量和并购公司的规模都大为提高。该公司在1968年进行了24桩并购交易,而1967年只有13桩,1966年只有11桩。这些交易的并购对象包括大陆烘焙公司(对价为2。795亿美元)、雷约尼尔公司(对价为2。931亿美元)、喜来登(对价为1。932亿美元)—这些全都是所处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小组委员会基本没有调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并购交易(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只被要求提供截至1969年9月5日所有完成交易的清单,因此费利克斯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过这个交易),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从ITT那里接到的最大的单子:价值1。5亿万美元的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并购交易。1969年12月,当费利克斯在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时候,ITT公司则在等待康涅狄格的保险部门专员批准这项交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当这项交易在1968年圣诞节前两天第一次得以公布时,全城都因此轰动了。就像安德鲁·梅耶说的那样,这是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情”。在接下来争议不断的13年里,所有涉及这项并购的人都受到了牵连,尤其是ITT的主要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这次非凡的ITT事件”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力量以及政治势力的共同影响所导致的结果。这不过是随之而来的水门事件的前奏。关于该丑闻详细而具娱乐性的描述主要有:布里·休姆的《内幕故事》,安德森的《安德森报告》,以及安东尼·桑普森的《帝国:ITT的秘史》。此外还有外地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记录以及32箱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料来源。正是由于费利克斯在这项交易中所扮演的非常角色—而他曾在小组委员会面前表示,希望拉扎德投资银行“比恺撒的妻子还要清白”—我们才会如此在意。   

  若要更好地了解所有的传言—从1968年年末到1981年这件事情得以彻底解决—我们必须简略地回顾一下拉扎德与一家同样神秘莫测的投资银行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之间长达15年的关系。这家银行完全由恩瑞克·库西亚掌管。“很腼腆但也很聪明”是拉扎德合伙人弗朗索瓦·沃斯对库西亚的描述。如果要凭空再造一家意大利的拉扎德,然后将其置于米兰的中心,那么这家意大利拉扎德就是中期信贷银行。与拉扎德投资银行相似,这家意大利投行染指了所有的大交易,它还将手伸进了各大政治家的口袋。在必要情况下,库西亚会比沉默寡言的安德鲁更难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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