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反思与复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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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全球流动性处于过剩状态。正如第一章所述，在全球信用软约束、储备货币超发行以及低利率政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金融创新技术的支撑下，全球流动性不断被创造，表现为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流动性越来越集中在机构投资者手中，后者通过杠杆效应，会进一步增加全球流动性。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乐观评级，以及世界经济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机构投资者风险意识日益淡化，对风险溢价要求下降，过剩的全球流动性流向资产市场，推高虚拟资本的价格。
流动性的顺周期性特征决定了其在短期内可以发生逆转。以信用为基石的全球流动性构筑起来的金融大厦，在投资者信心难以为继时，流动性将在金融体系最脆弱的环节最先断裂。次贷危机的爆发便是源于此。一旦金融体系出现动荡，金融市场风险便会不断暴露，金融机构抛售、惜贷、囤积现金的行为加剧了金融动荡，原先运行良好的同业拆借市场、资本市场因此出现混乱，甚至瘫痪，次贷危机便以流动性为纽带，将整个金融体系卷入其中，导致流动性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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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危机施救缓慢的副作用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显然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在危机后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等多边场合，美国政府一再强调，次贷危机只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实体经济发展健康，金融领域及大型金融机构状况良好，美国政府有能力战胜危机。
基于上述乐观判断，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显得“胸有成竹”。但欧洲中央行长特里谢却先“沉不住气”了，2007年8月9日，欧洲央行率先向市场注资948亿欧元（1300亿美元），此后又三次注资，前后四次注资累计达到2889亿美元。随后美国于8月10日开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截至2007年8月25日，连续七次注资累计只有975亿美元。在大量注资无法改变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2007年8月17日，美联储才将再贴现利率从625％降至575％。再贴现利率下调后，全球股票市场出现反弹，但是金融市场流动性匮乏的状况仍未改观。鉴于此，9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475％，同时将再贴现率再次下调50个基点，至525％。从那以后，美国开始了连环救助次贷危机的历程，通过降低利率、注入流动性、降低税率、救助投资银行等手段应对危机导致的种种冲击。
总地看来，美国政府救助危机缺乏统一部署，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应对的状态，甚至还出现过判断失误。这导致其在危机救助时数次错失良机，致使危机愈演愈烈。2008年3月，关于是否救助贝尔斯登以及如何救助贝尔斯登的问题，美国政府显得非常仓促。贝尔斯登获得救助后，美国政府以为次贷危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从此金融市场可以“天下太平”，便停止了降息过程。然而恰在此时，次贷危机逆转直下，并超出了次贷市场，蔓延到次优市场（Alt…A；处于次级抵押贷款与优级抵押贷款之间）。2008年7月11日，专门发放Alt…A住房贷款的银行IndyMac（独立国家房贷公司）因流动性问题而被美国储蓄管理局宣布关闭，成为美国史上第二大被关闭的金融机构。而此时，美国两大政府资助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股票大跌，陷入空前困境中。
在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又一次陷入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悬而未决的状态。救助金融危机如同救火，美国政府决策缓慢导致受冲击的公司股票价格持续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影响。就房利美和房地美而言，“两房”在2008年7月初就陷入困境，而美国政府在9月7日才宣布接管，整整拖了两个月。政府漫长的决策过程使得两公司股票跌得所剩无几，造成更加恶劣的连锁反应，可以说，美国政府应对“两房”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拖泥带水是引发2008年9月份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2008年9月15日，美国政府错误地决策——任由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而不闻不问，美林证券迫于无奈以低价贱卖给美国银行，金融资产大幅度缩水使得美国国际集团资产状况严重恶化而岌岌可危，这又给了本已无比脆弱的金融市场当头一棒，次贷危机全面升级为金融海啸，肆无忌惮地侵吞着全球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关键时刻，针对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美国政府再一次陷入“保护纳税人利益”的纠缠之中，也再一次延误了救助时机。
美国危机救助措施的实行与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生态密不可分。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的上述行为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符。但客观地看，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次生危机也的确使得危机救助更加复杂。
纵向看，次贷危机既引发了本轮世界经济的调整，同时也推倒了信用市场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而信用市场流动性断裂则导致金融机构倒闭、银行挤兑、信用衍生产品危机、信用卡违约率剧增等一系列危机。横向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金融市场大幅调整，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爆发金融动荡。从广度看，金融市场上的信用危机与商品市场上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复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者、稳定者和危机的救助者，既没有预测到次贷危机的爆发，也没有提出有效的救助措施。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一直处于哑然状态，无所作为，既没有给美国提出有效的建议，也没有预测出危机可能产生的影响，甚至对次贷危机损失的预测也是遮遮掩掩，难以让人信服。在2008年4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次贷危机所带来的损失为9450亿美元，而经合组织（OECD）预测值仅为3500亿至42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预测遭到很多谴责，许多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机构，过高预测危机损失会造成市场恐慌，不利于市场稳定。2008年10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会议期间，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金融海啸，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预测仅为14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飘忽不定的做法，一方面表明危机的复杂性难以预测，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在应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时的无能为力和难有作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进行救助时，主要通过提供有关融资便利为危机发生国注入流动性。但危机救助程序繁琐，并且附加较为苛刻的条件，通常要求危机国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此次的次贷危机虽然爆发于美国，但因为美国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联储充当全球最终贷款人角色，因而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直接向本国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无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便利。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了本次危机救助的一个摆设，在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应对措施效果分析
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相似的，金融危机却各不相同。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在对金融危机理论进行发展完善、推陈出新，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金融危机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然而金融危机理论却相对滞后于实际情况，通常只是对已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出事后解释，而无法在预测、防范或者减小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等方面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如前所述，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始料未及，危机的蔓延和扩散也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对危机的低估以及决策的延误又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危机，使得危机从局部转变为全球，由虚拟经济渗透到实体经济。目前尚看不到危机终止迹象，难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2008年11月访问伦敦商学院时会询问：“为什么没有人预料到？”Chris Giles； The Vision Thing； Financial Times； Nov。 25； 2008。
总的来看，上述旨在提振市场信心、增加流动性、确保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尚难在短期内消除和遏制危机的蔓延与扩散。金融机构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世界经济完全走出此次危机阴影尚待时日。
从货币政策看，各主要经济体央行的降息空间有限，货币政策效力不断弱化。各主要央行经过多次降息后，利率下降空间进一步缩小。尽管降息有利于重建市场信心、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仅仅通过降息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由信心丧失导致的信贷紧缩。随着利率的不断下调，降息的政策效力以及刺激效果正在弱化。如今美国基准利率仅为0~025％，英国基准利率为15％，均处于历史低位，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极小。
与此同时，在危机中一些央行也因改变政策目标损害了自己的信誉。例如，欧洲央行改变了其一直坚持的严格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在通胀率还没有进入政策目标区时就追随美联储紧急降息，极大地损害了欧洲央行长期积累的“反通胀”的公众声誉。
此外，过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大规模注资，可能会对经济的整体流动性状况造成复杂的影响，加大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增大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最后，各国央行的救助蕴含了很大的道德风险。虽然从短期来看金融稳定比道德风险更重要，但是道德风险引发的副作用可能对金融业的长远发展造成深刻的负面影响。
从财政政策看，财政救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而积极的财政救援措施却增加了公共债务负担。财政注资并没有创造财富，只是实现财富在不同时期间的转移。美国政府的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向美联储融资以及7000亿美元计划等措施投入救助资金已累计约1万亿美元，这增加了其公共债务负担，这种过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加剧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失衡。此外，财政注资等行为将改变公众对美元汇率、利率的预期，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际层面，政策协调与合作短期内难有实质进展。尽管国际社会已就应对金融危机开展政策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包括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的召开，表明了各国加强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意愿和决心。然而，峰会本身更多的是信心喊话，短期内难以产生实质性进展。这主要因为，参会各方“同床异梦”。
欧盟特别是英国希望借助本次金融危机，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挑战美元霸权，重新赢取英镑的霸权地位，夯实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美国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绝不会轻易割让美元60多年来维持的霸权地位，更何况目前尚没有其他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地位。
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紧随欧盟，抨击美国；有的与美国站在一起，共同维护和完善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鉴于此，二十国峰会最终只能是由各国各自推出拯救经济的措施，自行出手遏制金融危机往深层发展。
危机当头，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担当“救世主”寄予厚望，这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经济基本面相对较好，GDP增长率虽放缓但仍维持高位（8％以上），更让世界人民振奋的是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19万亿美元），这在以流动性匮乏为主要特征的本次危机中无疑是最大的诱惑；另一方面，在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发挥了亚洲区域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当时外汇储备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冒着货币替代和货币潜逃的风险，始终维持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了一场区域货币竞争性贬值，从而促进了区域金融市场尽快恢复稳定，实现区域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以恢复。与当年相比，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综合实力极大提高，并在国际社会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由此推知，在本次危机中，中国理应发�
